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产生于欧洲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旨在摆脱基督教神学和封建传统的束缚，为欧洲社会寻求新的基础和秩序。启蒙教导人类破除迷信，反叛无知，敢于认识（Sapere aude），“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激进的启蒙者（Aufklārer）不需要天意的观念，或一种天意的秩序”[2]。从神为人立法到人为自己立法，启蒙“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面目，造就了今天的世界”[3]。启蒙思想家对未来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有着不同看法，提出了不同的社会理想，不过也有一些共同点，多以人类摆脱愚昧和残酷，向往自由、平等、宽容、合作、和谐、团结、文明和高尚为目标。
然而，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之前，还没有一个人用如此清楚的文字阐明过如下问题：公民、社会和政府应当通过什么方式积累和最大化国民财富？亚当·斯密《国富论》探讨的核心问题正是国民财富的积累途径。他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其答案是：劳动分工和劳动产品交换是最大化国民财富的主要途径。生产和贸易构成财富的重要资源，自由市场制度成为增加国民财富的主要手段。在自由市场制度中，任何个体都可以自由地与进入市场的任何其他个体缔结买卖商品或劳动力的契约。这是买卖双方自愿地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制度。自由市场是充满竞争的制度，商品价格取决于多种因素，随着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波动。自由市场中竞争的结果便是人们希望获得更加廉价的商品，也就是，生产者以更有效方式生产商品。自由市场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具有更高效率的商品生产者在自由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能够获得更多的边际利润。在生产过程中，在生产效率上不占据优势的商家将被淘汰出市场。按照自由市场竞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在最大程度上创造出既廉价又优良的商品，在最大程度上利用现有资源创造国民财富。二是自由市场是自我约束的制度。生产技术、原料供给、消费偏好的变化都会自动导致生产的商品数量、种类、品质、价格的变化，以便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市场的不同需求。
鉴于斯密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人们忽视了斯密在其他学术领域的贡献，比如，忽视了斯密在政治哲学领域的贡献。虽然以赛亚·伯林把他与洛克和密尔并列，称他们三人是“相信社会和谐与进步兼容于对国家或公权皆无权进入的私人生活领域的保护”的乐观主义者，[4]然而作为苏格兰启蒙的代表人物之一，斯密在政治哲学史上占据着一个独特而又被人忽视的位置。比如约瑟夫·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在其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合编的《政治哲学史》（第三版）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只因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因其对政治哲学的衰落负有责任，经济学家斯密勉强可以在政治哲学编年史上占得一席之地。[5]罗尔斯在《政治哲学史讲义》中对斯密也只是一笔带过，几乎没有在斯密身上花费任何笔墨。[6]我们认为，借助于“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公正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经济—理性人”（economicman）、“守夜人”（night watchman）等经典隐喻，斯密构想了一个颇具个人色彩的乌托邦。它是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以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7]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为内涵的，市场、社会和政府各司其职且相互协调的自由资本主义性质的乌托邦。[8]它追求经济自由、人民富足、社会和谐、国家富强、文化昌盛。在斯密的乌托邦中，虽然私有制仍是社会的基础，但没有把追求私有财富作为唯一目标。
通过解读斯密有关文明社会的四个隐喻，我们试图解答所谓的“斯密的启蒙困境”，评价斯密在政治哲学史上的地位，探讨斯密理论对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可能贡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