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世本”的民本论

第三节　“民为世本”的民本论

贾谊的民本思想，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独具特色。他不仅提出民为国之本、君之本、吏之本，而且明确提出“民”为“万世之本”的民本论。他对民的重要性、民本的内容及如何实现以民为本等，都做了详细而精辟的论述。

我们可以说，民本思想贯彻于贾谊的整个思想中，体现在《新书》的全书中，集中论述则是在《大政》篇中。贾谊在《新书·大政上》篇，开宗明义就作了这样的揭示、论证: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故其民之为其上也，接敌而喜，进而不可止，敌人必骇，战由此胜也。夫民之于其上也，接而惧，必走去，战由此败也。故夫灾与福也，非粹在天也，又在士民也。呜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天有常福，必与有德，天有常灾，必与夺民时。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24]

民众是国家一切的根本。国家、君主、官吏，都必须以人民群众为根本。治国为政都务必以民为本，因为“民无不为本也”，所以要处处以民为本。贾谊从“本”、“命”、“功”、“力”四个方面，论证了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国家的存在与灭亡，君主的崇威与侮辱，官吏的高贵与卑贱，战争的胜利与失败，灾害的降临与消除等，都是民“无不为本”、“无不为命”、“无不为功”、“无不为力”的结果，一切都是由“民”来决定的。不仅如此，“民者”为“万世之本也”。这就是说，人民群众永远是国家存在和为政治国的根本，千秋万代，亘古万世，都应如此。绝对不可动摇这个根本、基础。

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贾谊告诫统治者，一定要时时、处处、代代、世世以民为本，以爱民为执政的要务，万万不可欺民、傲民、苛民、暴民，而与民为仇、为敌。因为民不可欺、不可辱、不可简、不可仇、不可敌。这已经为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了的。“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众是绝大多数的群体，并蕴藏着巨大的威力，所以明君智者都以畏民、爱民、导民、善民为执政要务，并教育各级官吏都要如此待民，而不与民为敌。贾谊说:

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敌)也。呜呼!戒之哉!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过也。^[25]

人民是“大族”，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有民才有国，无民则无国可言。国家政权可以变易、改换，人民群众却是永远不能变易、改换的。所以说:“王者有易政而无易国，有易吏而无易民。故因是国也而为安，因是民也而为治。”^[26]政令、政权、官吏可以改变，而国家、人民是不可改变的。这就告诉当政的最高统治者，切不可因为做了帝王就为所欲为，为一家一姓一人的私利为务，而要以天下国家万民之事为本为务，做有道之君，为万民着想。贾谊援引姜太公的话阐明了这个道理:

师尚父曰:“吾闻之于政也，曰:天下圹圹，一人有之;万民藂藂，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处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难得而易失也，难常而易忘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则弗得而长也。故夫道者，万世之宝也。”^[27]

姜太公的思想主旨十分明确:广大无限的天下，虽然是国君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万民所聚，由国君管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究其实，天下非一家之有也，而为有道者有之也。所以只有有道者，才能管理天下，规范天下，指使天下，久居高位为天下人尊敬。国家政权难得而易失，难常而易亡，所以治理天下只有以道者理之，方能长久，所以说“道”是“万世之宝也”。否则，便会被天下人推翻而国亡身死。贾谊引述姜太公的民本论，告诫统治者要以“道”治国理民，不可欺民、暴民，更不可与民为仇、为敌。

贾谊还指出，人民群众不仅是“大族”和国家存在的基础，而且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创造者。没有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国家就没有衣、食、住、行，当然也就没有国家的存在。贾谊引用古人之训，申明己意。这就是:

古人曰:“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28]

这段话虽为古人之训，《管子·揆度》云:“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男耕女织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基本来源，贾谊引此以申明自己的民本论，既说明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又告诉当政者必须重民。

贾谊在全面论述“民”为“万世之本”、“民无不为本”的基础上，对如何实行以民为本，作了具体的论述。

贾谊认为，既然国以民为本，民为万世之本，民无不为本，所以有国者、理政者、治民者，在为政、施政、行政的过程中，就必须认真做到以民为本、以民事为务。对此，贾谊作了详备的说明。主要有以下诸端:

第一，爱民附民。

在贾谊看来，凡是居上位而治国理民者，只有爱民者，才是“智者”;相反者，则是“愚者”。因为只有“爱民”，才能使“民附”，这是古今不易之理。所以说:“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与敬、忠与信，古今毋易矣。”^[29]“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30]“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此道之要也。”^[31]因为民为国家之本，万世之本，所以为政爱民，才是抓到了根本，这是为政的要道、大务。贾谊反复说明这个道理，意在告诫统治者，非如此者，不可以保其国，以终其身。

贾谊还用历史事实证明爱民者而得民爱、得民心、得民力的道理。这就是:

商汤看见捕鸟兽的人，将其网四面张开的同时，还不断地说:“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罗我网。”商汤看到这个情景，便说:“嘻!尽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于是便令设网者去其三面，设置一面，并教其祝曰:“蛛蝥作网，今之人修绪，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请受其犯命者。”天下百姓听到这件事后，都说:“汤之德及于禽兽矣，而况我乎!”^[32]于是下民们都亲近、爱戴商汤。

楚昭王在寒冬穿着裘皮大衣站在宫殿内，愀然变色，感到寒冷，便对群臣说:“寡人朝饥时，酒二，重裘而立，犹憯然有寒气，将奈我元元之百姓何?”于是便在当天将官府之裘衣分发给寒冷的百姓，打开官仓之粮食分发给饥饿的百姓。过了两年，吴王阖闾袭击楚国都城郢，楚昭王逃奔到隋国。这时，当年受到昭王恩施的百姓，请求昭王回国，并为之拼死抗战，打击吴军。吴王阖闾昼夜不安，一夕换十几个卧处，无法战胜、攻取楚国，只好率兵回到吴国。“昭王乃复，当房之德也。”^[33]昭王之所以复国，便是赖当年受到其恩赐的老百姓之力也。

文王昼寝，梦见有人在城墙呼喊:“我东北陬之槁骨也，速以王礼葬我。”文王曰:“诺。”一觉醒来后，召见官吏前去察看，发现真有槁骨。文王曰:“速以人君礼葬之。”官吏曰:“此无主矣，请以五大夫。”文王曰:“吾梦中已许之矣，奈何其倍之也!”老百姓听到这个事情之后，都说:“我君不以梦之故而倍槁骨，况于生人乎?”^[34]于是天下百姓都信赖、拥戴文王。

第二，惠民忧民。

贾谊认为，作为执政者的国君、群臣、官吏，不能只为自己的享乐，而不顾人民的安危冷暖，要把老百姓的生活忧乐挂在心上，做到惠民、利民，与民众同忧乐。他对此颇有精论。

贾谊认为，在上位的执政者，必须推恩于民，施惠于民，博利于民，“政莫高于博利人”。如果当政的统治者，不这样做，不能做到惠民、利民，便是失道、失政，当然也就不可能使民、劝民了。他引用大禹的话说:“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劝也。”^[35]执政第一要务是使人民有饭吃、有衣穿，过着正常而健康的生活。这才是王者之政、圣王之政。贾谊说:“周成王曰:‘寡人闻之，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36]又说:“昔楚庄王即位，自静三年，以讲得失，乃退辟邪而进忠正，能者任事而后在高位，内领国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遗，国无狱讼。”^[37]发展生产，民富且寿，能者当政，国家太平，是为惠民之政。

惠民之政，还在于忧民之忧，乐民之乐，与民众同忧乐。为此，国家必须为民着想，蓄积备荒，不可使人民在灾荒之年饥寒冻馁，僵仆野谷。贾谊说: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九年而余三年之食，三十岁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九年，汤旱七年，甚也野无青草，而民无饥色，道无乞人。岁复之后，犹禁陈耕。古之为天下，诚有具也。王者之法，国无九年之蓄谓之不足，无六年之蓄谓之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38]

贾谊引用《礼记·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说明先王法度是以备荒忧民为务，国家提倡农耕，多产粮食，务多蓄积，就不怕水旱之灾。以此告诉为政者，治国行政，一定要以“忧民”而不使民受害挨饿为要务，这是国之为国的基本条件。否则，国无蓄积，民受其害，则是“国非其国也”。贾谊一再申明这个道理，并由此出发而主张帝王君主与人民群众同忧同乐。所以说:“国有饥人，人主不飧;国有冻人，人主不裘。……夫忧民之忧者，民必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与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也。”^[39]与民同忧乐者，民亦与其同忧乐，这样才会受天之福，国家太平。

第三，教民劝民。

贾谊指出，由于人民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所以要在爱民、惠民、富民、忧民的同时，还要教民、劝民，使人民心悦诚服，听从国家的政令，这样才可以使国家富强，君主高兴。贾谊说:

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故国丰且富，然后君乐也。^[40]

因为治理国家，为政理民，就是行道，行道者，则“国家必宁”，所以“道”是“教之本也”。有道才有教，有教才政治，政治民悦从，民悦从则国丰富，国丰富则君主乐。这是为政都必须慎重对待的大事。

第四，约法省刑。

贾谊在指斥秦朝统治者“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的同时，提出了“约法省刑，以持其后”的法治思想。

贾谊认为，国家立法行法，旨在管理国家，治理民众，是为了爱民，不是为了害民。所以不能滥杀无辜，必须谨慎用法，合理施法。他说:“若诛伐顺理而当辜，杀三军而无咎;诛杀不为辜，杀一匹夫，其罪闻皇天。故曰:天之处高，其听卑;其牧芒，其视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谨慎也。”^[41]执刑用法要得当，切不可妄杀无辜，诛杀得当，三军无咎，百姓心服;诛杀无辜，天下怨恨，得罪皇天，所以执刑用法必须谨慎。

据此，贾谊主张对于证据不足、定罪有疑的罪犯，宁肯失之于宽厚，不可失之于严苛，从而避免造成冤狱，妄杀好人。这也是谨慎执法的重要内容。他说:

诛赏之慎焉，故与其杀不辜也，宁失于有罪也。故失罪也者，疑则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则附之与已。则此毋有无罪而见诛，毋有有功而无赏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诛赏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则弗遂诛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则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劝也。是以上有仁誉而下有治名。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慎其下，故诛而不忌，赏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灭民之功而弃之。^[42]

罪有疑则不罚，功有疑则赏之，这既是宽厚对民，又是仁民的表现。因为证据不足、有疑而诛杀，会枉杀好人，残害生命，即使是不肖之人，也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功有疑则赏之，则可以劝民立功，不泯没民之功。这种诛赏之慎，是爱民、化民的具体表现。

贾谊由“民”为“万世之本”，“民”为“国之本”、“君之本”、“吏之本”的民本论，引申出的一系列的政治思想主张，既是总结吸取秦王朝苛政的历史教训，又是针对汉初政治所开出的治国药方，故很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