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的政治论

第二节　“无为而治”的政治论

陆贾在其“道术”论的哲学政治论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和秦朝灭亡的教训，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为刘邦统治制造理论根据，提供思想指导，他吸取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全面阐发了“无为而治”的政治论。

陆贾在《新语》中，设《无为》篇，专论“无为而治”之治，其旨意在揭露秦始皇的暴兵极刑骄奢之患，彰显秦朝苛政之失，提倡虞舜、周公之治，论说得人任官、无为而治，如此者，便可以“无为而无不为也”。他说:

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故无为者乃有为也。^[22]

这段话最后一句“故无为也乃有为也”，原为“故无为也乃无为也”，下有校语曰“有误”。今人王利器在《新语校注》中按“《别解》作‘故无为也，乃有为也。’”依《老子》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又四十八章:“无为而无不为。”又六十四章:“圣人无为故无败。”所以说:“故无为者乃有为也”为确。我们知道，老子的“道”是作为宇宙本体、本原而论的，“无为”是“道”的一种本质属性和重要功能。只有“道”才能“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则无不治”，“无为故无败”。陆贾的“道莫大于无为”的“道”，显然是讲治国、治天下的治道。只有依此“道”而“治天下”，才使“天下大治”。这种“道”的“无为者”，才是真正的“有为也”。这是陆贾的政治论的思想主旨。

据此，陆贾对秦始皇的暴行、苛政、极刑、峻法之患、之失作了揭露、总结。他说:

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23]

由于秦始皇的暴行、苛政，对内严刑峻法，对外连年用兵，治法于内，讨乱于外，举措太众，刑罚太极，返种失德，失政之治，故愈治则愈失，愈治则愈乱。最终只有灭亡。此非不欲治也，而是治之失也。

那么，怎样才算是好的治道、治政呢?陆贾认为，在“无为”而“有为”的原则指导下，实行中和宽舒之道、仁义道德之政，才是好的治道、治政。他说:

是以君子尚宽舒以褒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远;民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民不罚而畏，不赏而劝，渐渍于道德，而被服于中和之所致也。^[24]

实行了中和之道的治道，既不威严、威刑过度，又不失之于法、宽之过度。这种中道政治，既可以法诛暴，又可使民畏法。所以说，实行中道、法教，可使“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而“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这是“教化使然也”。陆贾尤强调帝王要端正身行，为百姓树立好的榜样。因为“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则者也，举措动作，不可以失法度。……故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也。王者尚武于朝，则农夫缮甲兵于田。故君子之御下也，民奢应之以俭，骄淫者统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贼，让行而争路者也。故孔子曰:‘移风易俗。’岂家令人视之哉?亦取之于身而已矣”。^[25]帝王以身作则，上行下效，实行德治教化，身行俗化，移风易俗，民人可治，这也是无为而无不为之治也。

陆贾进一步指出，无为而治是最好的政治。这种政治是以修德为要，以顺天下，和睦万民，上下无怨。如此，则心不烦，身不劳，民众归。这便是“至德”之治，“君子”之治。所以陆贾说:

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异议，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岂待坚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后行哉?^[26]

在陆贾看来，实行了“无为而治”，就可以达到“至德”之治，“至德”之治，才是“得民”之治。要得民，就必须顺民心、合民意。如此者不用坚甲利兵、深牢刻令、切切相责，便可以使国治民安，民众和睦，老幼相序，上下有等，大小相怀，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朝野内外，上下远近，官吏民众，都安然无事，这就是君子之治。所以说:“欲富国强威，辟地服远者，必得之于民。”要得民，必怀德，“怀德者众归之。”只有这样，才能“亲近而致远也”。^[27]使近者悦，远者归，才是富国强威之道、之治。

相反者，如晋厉公、齐庄公、楚灵王，“三君弑于臣之手”，宋襄公“死于泓之战”，都是因为他们“乘大国之权，杖众民之威，军师横出，陵轹诸侯，外骄敌国，内刻百姓，邻国之仇结于外，君臣之怨积于内”，并“轻师尚威”而造成的结果。据此，告诫当政者“强其威而失其国，急其刑而自贼，斯乃去事之戒，来事之师也”。^[28]即要“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29]这显然是陆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尤其是秦朝灭亡的教训，期望汉代的统治者从这些历史教训中，吸取政治教训，实行顺民至德之治、无为而治，不可强其威、急其刑、刻其民，这就是陆贾的政治要旨，当然更是他著《新语》的宗旨了。

我们还必须看到，陆贾所主张的“无为而治”，不是要统治者不做事，而是要他们不要违反天地之道、圣人之道而胡作非为，胆大妄为，乱施淫威，失于法度，残害无辜，祸乱天下。陆贾说:

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纲，屈伸不可以失法，动作不可以离度，谬误出口，则乱及万里之外，何况刑无罪于狱，而诛无辜于市乎?故世衰道失，非天之所为也，乃君国者有以取之也。^[30]

陆贾在这里明确告诫统治者，万万不可失人道、逆天道、失法度，而承意妄行，失于治道。如果“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31]陆贾以天人感应，天道因人道而变，“明诫”统治者要谨言慎行，去恶为善，观天地之化，因天地之利，顺天应人，推行善政，推恩于民，使百姓悦、远人附、近人归，这便是顺道而行的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