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筹建国学院，一时论者风起。不言而喻，国学院应是以传习国学为职志的。本人认为，国学不应该是单纯的纯学问，其背后有价值依托和诉求，有其自身的统系和条贯。如果单纯是“为学问而学问”，若就西学而论，自然是上乘境界。但是，国学背后有儒家价值为底里。若无价值依托，就有可能像古史辨派学者那样，他们虽然是文献专家，但是可能对传统价值带来“解构”之效。
国学虽然是以“道问学”为主，但是不能抛弃“尊德性”这一向度。作为国学家，即便不是儒者，也应该对孔子等往圣前贤、传统文化之价值有相当的认同或敬意才可以。如果是反传统之文献家，则称其为“国学家”将会很别扭。
古代的汉学家都是尊重传统价值的，此不待言。即便近代的一些国学大师，如章太炎、黄季刚、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钱宾四等，也没有一个不尊重传统、不对孔子怀敬意的。这些大师是公认的国学大师，我们应该以他们的范型来理解国学，而不是以其他文献家为规矩法度来塑造国学的面貌。没有价值追求的“国学”，只是文献学。外国人搞，是“洋汉学”，中国人搞，就是“土汉学”。
因此，筹办国学院，不能简单地把现在大学的文、史、哲系中的中文、中哲和中国史等有关中国古代学术的科目归并聚拢在一起，就算完事。倘如此，则国学院的成立，可能仅有“拼凑”、“聚拢”之功，其意义也就大为减杀了。
顾宁人《日知录》有言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天下”实际上就是指亡文化。兴国学，就是兴文化(这里的“文化”不能以时下的“精神文明”解之，自不待言)，就是保教保国。应该把国学上升到这样的高度。
国学如此，那么研习国学的国学院应该秉持什么原则，以示其与目前诸高校中的文、史、哲院系有所区别?初步想了一下，国学院至少当有三辨。
第一，国学院开科当以经史子集为研习对象。四者之中，“经学”的地位宜首出。“经”有国教经典之意义。如此，儒学在国学中之地位，必然不同一般。其次为国史等。
主张国学院应以经学为首出，并不是要取消其他诸学，欲把国学院约化为经学院或儒学院，只是主张应有主次轻重之辨而已。其实琴棋书画、卜筮方济等都可以研究，但经学应该首出。因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学问之统绪条贯一直如此。不突出经学，国学就成没主脑的东西了。
第二，国学院所倡导的研习方法应重体证，重“博而通”，重知行合一、做人做学问合一。逻辑解析、理论思辨等方法与国学并不是势若冰炭，但国学之方法，重在体证。悠游涵泳其中，滋润乎一心，畅达乎四体。其理论预设是承认国学中有其一以贯之之道，有其灵魂，不是零散的死东西。具体细节研究是必要的，但应在此基础上由博返约，再由约而通而不隔。
经学里面有人生之道，需要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这点易明了。实际上，即便辞章等学，也要“知行合一”。比如，学一文体，就要能“身体力行”，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据说高步瀛先生在师大教中国诗词歌赋时，每讲一种，其考试方式就是写一篇这种文体。这正是国学之传习方法。而现在的中文系，则恐怕只剩概念解析了。
第三，国学院在办学体制上应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必须重视大儒之作用，不应以技术官僚做主。应让大儒在教学管理上发挥举足轻重甚至是一言九鼎的作用。其次，师生之间不应是知识的买卖关系或文凭的交易关系，而是学问和人格的感格关系，精神是相通的。不仅交流学业，也交流人生甚至生活问题。最后，国学院在管理体制上，不应是单纯量化的、企业化的或官僚化的科层管理体制。其体制是比较自由的，比较重质、重内涵，重长远目标，如传统书院的一些体制。总之，其体制是有利于“百年树人”的体制，而非鼓励急功近利的体制。
有此三辨，大概就能看出国学院的真面目了。
(曾发表于《读书时报》2005年7月20日，此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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