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修养的含义

第一节　道德修养的含义

道德修养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人生实践活动，其意义可以从个人进行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与目标指向这两个方面来加以了解。不过，在说明道德修养的意义和目的之前，我们还得先搞清楚什么是道德修养。

一、道德修养界说

道德修养是修养的一种。修养最初就是“修身”和“养性”的统称，后来则指个人自我修炼培养某种素质的活动。这种活动因所修炼培养的素质有所不同而被分为政治修养、科学修养、艺术修养、道德修养等不同种类。依此而论，所谓道德修养，就是个人自觉修炼培养高尚品质、道德智慧，以求取德性人格之充实完美的实践活动。也可以说，是个人自觉地将一定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转化为其内在道德品质的活动过程。

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有关道德修养的思考及论述源远流长。春秋时期的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在道德修养上，强调修仁德，认为一个人能不能有德性，关键在自己，“为仁由己”⁽¹⁾，“我欲仁，斯仁至矣”⁽²⁾。所以他经常担忧的，就是人们“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³⁾。他还指出，要想成为有道德的人，不仅应当“修己以敬”，而且应当“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⁴⁾。墨家虽与儒家许多观点相左，但其《修身》、《所染》等长篇也大谈道德修养。战国时期儒家学说继承人孟子，从性善论出发，同样强调“修身”、“养气”、“反省内求”，认为人的善性，“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⁵⁾，并明确提出了“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⁶⁾的道德修养目的。荀子尽管反对孟子的性善说，但并不反对道德修养。他的《劝学》、《修身》等篇就是论述道德修养问题的，他还提出了一些用于道德修养的“治气养心之术”。秦汉之际成书的《大学》、《中庸》，也反复讲“修身”的道理，并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⁷⁾。宋代的程颐第一次将“修身”和“养性”合起来，正式提出了“修养”这一概念。宋明以后的道学家们，更加强调人要通过各种道德修养方法，变化气质，陶冶情性，培养德性。此外，在中国古代还有所谓“澡身”、“洁身”、“省身”、“正身”、“诚身”之类说法，讲的也都是道德修养问题。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中，道德修养问题不像在中国那样受重视，但思想家也有论及。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非常重视人的灵魂净化，要求人每天晚上认真反省自己的所思所为，去恶从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目的是求得至善即幸福，而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因此每个人都应努力培养自己的美德。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伦理学家奥古斯丁也十分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及良心的作用。他认为，人只有通过“我和我自己斗争”的内心风暴，才能使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在上帝面前，通过忏悔，接受良心的谴责，惩罚自己的罪恶，克制使人堕落的肉体欲望，挣脱束缚意志的情欲铁链，从而达到净化灵魂的目的。近代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康德也特别指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指出，人是一个理性的存在物。理性即是“善良意志”，也就是人向善的意愿和决心，只有从“善良意志”出发的行为，才是唯一道德的。所以，人必须加强自身修养，把道德法则作为理性原则，自觉按照“绝对命令”行事，排除一切感性的经验，排除主体的一切偏好、兴趣、利益、欲求等。⁽⁸⁾

现代中国社会，对道德修养的谈论和对“道德修养”一词的使用似乎不如传统社会那么多、那么频繁，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经常谈到的“改造自身”、“改造世界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加强学习，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提高自身道德素质”之类，其实都含有道德修养的意思或内容。

道德修养这种个人道德实践活动，与本书前面说到的由社会主导的道德教育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因为二者都是教育人、改造人的活动，都能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只不过道德教育是社会在道德方面对个人进行的教育和改造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个人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而道德修养则是一种个人主动进行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个人完全是自觉的，他既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育者；既是改造者，又是被改造者。

既然道德修养就是个人对自己进行的道德教育，那么社会道德教育的那些环节和内容，即对道德习惯的培养、对道德认知的提高、对道德情感的陶冶、对道德意志的锤炼、对道德智慧的开启、对道德信念的确立，也大致就是道德修养的基本环节与基本内容。

二、道德修养的意义

从改造的角度说，道德修养是个人按照自己所理解的道德要求或标准而自觉改造自身的活动。这种改造自身的活动是一个变自然人为道德人、再变一般道德人为完善道德人的过程。

人的道德素质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获得的。这种获得性，一靠外灌，即社会道德教育；二靠内修，即道德修养或自我教育。相对而言，内修显得更为重要，因若无内修的自觉，道德教育的外灌也很难奏效。

人之所以要通过道德修养而具备一定的道德素质，是因为道德乃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个道理应该好懂。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中，想必都目睹过这样的情境：有的人被说成“没人性”、“不是人”、“是畜生”之类。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才会被这样责骂？那就是败德即破坏道德的人。除此而外，则再没有什么人会挨这样的骂了。这就是说，一个人不管是没有金钱财富，还是没有地位权势，或是没有文化智慧，均不会影响他的做人，唯独缺乏道德才会导致他“不是人”。明明是人，为何要说他不是人？这当然不是非理性的情感宣泄，而是自有其蕴涵的严谨理性逻辑，这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禽兽或动物都是没有道德也不会讲道德的，所以那些败德或不讲道德的人，就如同禽兽一般，“不是人”。因此，一个不讲道德的人，在人们看来，充其量只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所以，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⁹⁾，是“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¹⁰⁾。荀子也说过，人若无礼义，便同禽兽无异。

道德修养除了能够帮助我们做人、成为人，还可以进而完善我们的人格，提升个人的人生价值，让生命放出更璀璨的光芒，乃至使我们得以不朽。我们知道，屈原是位写下大量隽永诗篇的才华横溢的诗人，但若不是他还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也不会那么受人推崇，被称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诸葛亮是位智慧超群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但若不是他还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德行与精神，也不会那么受后世赞颂，被称为“千古名相”。我们还知道，苏武、岳飞、文天祥、辛弃疾、谭嗣同、白求恩、雷锋、焦裕禄、欧阳海、孔繁森等众所周知的古今名人，他们那为人称道和难以忘怀的，也正是他们的高尚行为与可贵品质。美德能使人流芳千古的道理，中国先哲早已知道，故有“三不朽”之说，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¹¹⁾。它是指，人可以通过“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种方式确立自己的价值以实现不朽，并将“立德”放在了“三不朽”的首位。

道德修养不仅对个人十分必要，而且对社会也有重要意义。一是因为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乃是所有个人道德水平的平均值。每个人的道德水准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就低；每个人的道德水准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自然也会高。二是因为任何社会目标的实现，都要靠大量人才的参与和推动，而可以称得上是“人才”的人，不仅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技能，而且还要有良好的道德素质。俗语说：“先做人，后做事。”此言不虚，因为高超的专业知识技能如果被用在歪门邪道上，只会给社会及他人造成更大的损害。所以古往今来各种类型的社会一般都会积极鼓励人们进行道德修养。相反，只有愚蠢的社会管理者才不提倡或反对道德修养。

个人进行道德修养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历史经验证明，人是可塑的，环境和教育可以改变人，人也具有自我改变和自我超越的能力。人与物不同，他没有固定不变的个体本质或个性、人格，只要他活着，就永远都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永远都处在变化之中，并且“人究竟怎么变”和“朝哪个方向变”也全都离不开人自己的自主选择，因而一个人只要愿意通过道德修养来改造和提升自己的人格德性，他就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三、道德修养的目标

道德修养不是为了修养而修养，而是有目标的活动，这个目标就是完善自我，提升自己人格的道德水平。

提到人格的道德水平，不能不先说人格。人格在学界是一个分歧既大又多的概念，有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及伦理学等不同学科的不同解释。这一情况似乎意味着，人格概念可以意会，却颇难言传。不过在通观各种学科解释的基础上，再考虑到人们对人格的最经常性的使用，如“张三没有人格”、“李四有人格”、“王五人格高”、“许六人格低”之类，这里就可以给出一个颇具包容性的解释，即：人格是指个人作为社会人的资质与位格。由于这种为人资质的有无和做人位格的高低，取决于个人在社会化进程中形成的才干、品质、素养、尊严和价值的优劣多寡，并同时也由才干、品质、素养、尊严和价值来标志，因而人格概念也可以说就是个人以自己的才干、品质、素养、尊严和价值所获得的做人资质及人中位格。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格有自然人格、实有人格和理想人格之分。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人格有自然人格、实有道德人格和理想道德人格之分。

自然人格是指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生来就具有的人格。这种人格还未经社会化，也没有道德色彩，类似弗洛伊德说的“本我”。自然人格是本能的体现，只求满足肉体欲望，并按快乐原则行事，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毫无掩饰与约束，也不分时间场合，不管他人态度感受。婴幼儿是其典型，饿了就要吃，渴了就要喝，困了就要睡，有屎尿就马上排泄，不满足欲望就哭就闹，满足了欲望就乐就笑。是故自然人格与动物性无异，根本无德性可言。纯粹的自然人格只在婴幼儿身上具有，随着外部社会因素的不断影响，自然人格也就越来越不纯。但自然人格中包含的本能因素永远不会消失，始终会在人格结构中起作用。

实有人格是自然人格社会化的结果。如果说实有人格是指现实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已经不同程度社会化了的人格，那实有道德人格就是指现实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已经不同程度道德化了的人格。因而实有道德人格的形成，部分受天性因素影响，部分受后天特定环境和道德教育的影响，其构成是自然人格因素和社会道德因素的统一。在现实社会中，有的实有道德人格是个人在后天社会生活中不自觉地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有的实有道德人格的形成则还同时包括有个人自觉接受社会道德的努力。实有道德人格与自然人格的本质差异是：前者已经含有不同程度的道德意识成分，不再放纵本能，也不为本能欲望去对抗社会的道德要求，而是想方设法找到实现个人欲望的正当途径，是故实有道德人格有些类似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道德人格因吸纳的道德成分有内容与程度方面的差异，因而其具体表现千姿百态，人各相异，不一而足。

理想人格是人格的极致，亦即人格的完美典范。既然如此，理想人格势必也在道德意义上是完美的，而理想道德人格便是对理想人格在道德方面的强调，强调理想人格也是道德人格的极致或道德人格的完美典范。理想道德人格作为道德人格的完美典范，具有发达的良心和所有的优良道德品质即美德，所以它不似弗洛伊德所说的负责协调“本我”与“自我”的“超我”，而是道德的完美人格化和人格的完美道德化，是所有自愿提升自己道德人格的人都要向其看齐、仿效的终极榜样。在人的一生中，人格的道德化，或者说，个人向道德完美之人的塑造，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需要长期修炼甚至永无止境的修炼过程，这就意味着所有现实中的道德人格，都很难说已达到了“道德完美之人”的境界。“道德完美之人”作为道德人格的极致和人格道德化的终极榜样，其实只是一种理想化的道德人格，其作用是像灯塔一样，指引着人格道德化的方向。是故格林说：“所谓道德理想，是把某个人、某种性格或者个人活动的本身作为一种目的来考虑。”⁽¹²⁾

理想道德人格实质上是为解决“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问题提供的答案。理想道德人格有的是由个人设计的，有的是由社会推出的。如果说个人设计理想道德人格是为了完善自我，那社会推出理想道德人格则是为了使人们都能成为有利于实现社会既定目标的推动者。个人所意愿的理想道德人格与社会所推崇的理想道德人格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不一致的。鉴于社会对个人可以动用多种调控手段进行选择导向的事实，总体上说，二者的一致要多于不一致。在民主社会，社会的价值目标由于是大众共同抉择的结果，于是个人意愿的理想道德人格与社会推崇的理想道德人格的一致性，是建立在个人价值目标与社会价值目标趋于一致的基础之上。在专制等级社会则相反，由于社会价值目标是少数统治者根据自己的利益钦定的，于是个人意愿的理想道德人格与社会推崇的理想道德人格很容易出现不一致，即便达到一致，也是建立在蒙昧主义教育和相应社会赏罚机制的基础之上。

现实社会中的实有道德人格多种多样，从价值取向上说，有的与社会推崇的理想道德人格相契合，有的不相契合，还有的甚至恰恰相反。由于只有相契合的实有道德人格才会有利于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不相契合的实有道德人格则不利于社会目标的实现，这就决定了任何社会都有推出或倡导某种理想道德人格以让人们向其看齐的必要。

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往往有不同的社会价值目标，由此导致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也会有不同的理想道德人格。在中国古代，儒学初始人孔孟是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¹³⁾的圣人作为理想道德人格，所以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¹⁴⁾。而封建统治者是把修身养性、效忠君王、孝敬祖宗、克己复礼、尊奉封建伦理纲常的孔圣人、孟亚圣以及孔明、关公、岳飞、文天祥等作为理想道德人格。老子的理想道德人格虽然也叫“圣人”，但由于是无知无欲、淡泊宁静、得道于心、率性发展、行自然无为之道的人格，与儒家的“圣人”迥然有别，于维护封建皇权明显不利，所以老子也就始终没有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推崇的理想道德人格。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颜元等人对传统社会的理想道德人格有所批判，以能为国家和民族建功立业的“豪杰”为圣贤，即理想道德人格。颜元说：“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¹⁵⁾。由于此种理想道德人格明显是对皇权的偏离和对孟子民本思想的复归，也就自然不能被封建统治者认同。在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具有勇敢、公正、智慧和节制四大美德的人是城邦最需要的，于是齐备四大美德的人也便成为当时社会的理想道德人格。进入中世纪之后，西方社会政教合一，于是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最能体现当时社会秩序并负责传达上帝所有旨意其实是统治者所有旨意的耶稣，也便成为该社会理想道德人格的代表和所有信徒的榜样。文艺复兴之后，资产阶级力量越来越强，为适应资产阶级革命需要，其推崇的理想道德人格是齐备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人。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后，注重个人价值，以个人为本位，开始把“有目的的、真实的、全面的、完美的、受过教育的人”视为理想人格。

现代社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目标，同样需要推出符合自己时代要求的理想道德人格。因此美国著名现代化问题专家英格尔斯说：“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立国机制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能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开始有起色，也不会持续发展。”⁽¹⁶⁾

就中国现代社会而言，由于其终极价值追求应定位于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其阶段性战略目标是国人普遍向往的现代化和富裕社会的实现，其现实社会形式是在价值策略上有明显效率优势的市场经济社会，因而中国现代社会的理想人格理应参照以下因素设计，这就是：在长远性上，要符合社会终极价值取向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在阶段性上，要有利于现代社会战略目标即现代化或富裕社会的实现；在现实性上，要能适应现代社会的生存方式，即市场经济的生存方式的需要。

根据这样的考虑，现代理想道德人格应能体现和发挥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活力，并能在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而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统一，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大体上反映了当代理想道德人格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所谓“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统一”是说，现代人一方面需要注重个人的生存发展，注重个人需求的满足并注意权衡利益的大小得失；另一方面也要有与社会目标相契合的远大抱负，有为实现社会目标倾心尽力作贡献的高尚志向，并用这种人生追求来统摄自己对各种实际功利的态度与取舍。所谓“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是说，现代人一方面要敢于承担各种社会大任、重任，敢于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严峻挑战，敢于面对市场经济社会的激烈竞争，敢于坚持正义同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作斗争，敢于争当社会的强者和胜者；另一方面则要懂得尊重他人、关爱他人，愿与他人实现共同发展，分享幸福，并能在他人有难时伸出援手，慷慨相助，使自己的自由发展始终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