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帝王之学”

二、定义“帝王之学”

既然经筵的目的在于教会皇帝治国之术，那么治国之术的根本是什么？皇帝应该通过怎样的途径习得它？难道和通常儒生那样寻章摘句就可以了吗？帝王之学的内容不应该是训诂章句，这一点经筵讲官们很早就有了认识。所以即便像邢昺、孙奭这样的传统疏经之家在给皇帝讲授经学时，也会注重归纳、总结为政原则。但如何去构建一套系统的、有别于普通经生士人之学的“帝王之学”，是邢昺、孙奭这一代经学家无法完成的任务。在长期的经筵实践中，邢昺、孙奭的后辈们，逐渐摸索出了一条道路，对“帝王之学”的认识逐步明晰，而且这套观念慢慢成为北宋中叶以后绝大多数士人的共识，并对宋代学术中标志性学派——“道学”的诞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那么什么是宋人眼中的“帝王之学”？元祐更化时期最重要的经筵讲官之一范祖禹，曾采集上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下至宋仁宗时期历代人君的向学事迹，编辑成八卷《帝学》，进呈给他本人负责辅导的宋哲宗，希望藉此增进小皇帝的向学之心。在这部书的第一卷里，范祖禹就对“帝王之学”下了定义，并作了系统阐释。范祖禹说：“帝王之学谓之大学。”随后引《礼记·大学》篇，对“帝王之学”的具体内容作出了阐述。范祖禹说《礼记·大学》篇所记载的就是尧舜之道，而帝王之学的目的，就是要“学为尧舜”。如何“学为尧舜”？其程序当然就是按《大学》篇中所陈述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内容，依次递进。^[19]北宋政坛高层重视《大学》，已经有比较悠久的历史（说详下）。在现存文献中，明确地将《大学》内容与“帝王之学”挂钩，并对之进行系统阐述的，范祖禹是比较早的一位。

《帝学》第三卷保留了一则宋太祖读《尚书》的记载。太祖读《尚书》，有一番读后感：“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法网之密邪！”范祖禹认为太祖有这样的读书心得，才真正达到了帝王读书的目的，因为“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指，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20]

通过这些文字，范祖禹在《帝学》中表达了两个重要观点：即第一，“帝王之学”的目的在于学为尧舜，习得的路径正是《大学》篇所揭示的八纲目；第二，“帝王之学”不能等同于寻章摘句的经生之学，要有能“措之天下”的经世效用。这两个观点在后世儒者中都得到了广泛响应。范祖禹之后的儒家学者，也正是以这两个观点为纲领，建构出了一套“帝学”观念。

比如，《大学》所述即“帝王之学”本质这一点，在南宋重要学者张九成等人的文字中都有回应。作为高宗时代重要的经筵官之一，张九成在《孟子解》中说道：

帝王之学何学也？以民为心也。夫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家国，曷尝不以民为心哉！苟学之不精，不先于致知，使天下之物足以乱吾之知，则理不穷；理不穷，则物不格；物不格，则知不至，意不诚，心不正，身不修。出而为天下国家，则为商鞅苏张之徒，以血肉视人，而天下不得安其生矣。^[21]

这段文字和《大学》理念之间的关系，无需多作解释。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张九成是将之置于“帝王之学”的框架下予以讨论的。此外，陈经在其《陈氏尚书详解》中也说：“自修身齐家至于治国平天下，皆帝王之学也。”^[22]

对“帝王之学”不同于经生、士大夫之学作阐述的文例更多，在北宋后期就比较流行。比如胡安国曾对宋钦宗说：“若夫分章析句，牵制文义，无益于心术者，非帝王之学也。”^[23]到南宋初年，连宋高宗都说：“有帝王之学，有士大夫之学。朕在宫中无一日废学，然但究前古治道有宜于今者，要施行耳，不必指摘章句以为文也。”^[24]

除指出寻章摘句不是“帝王之学”外，范祖禹之后，如何反向定义“帝王之学”（即什么不是“帝王之学”），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士大夫们逐渐有了更为繁复的陈述。绍兴元年（1131）冬，南宋政局尚处于波动之际，刚担任起居舍人不久的廖刚就和宋高宗讨论起“帝王之学”来：

（廖刚）及为舍人，又言：“陛下游意翰墨，博览群书，亦可谓之好学。然帝王之学与文士异。”因援《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身，与《大学》之道治国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诚意，愿去末学之无益，坐进此道，则可以复群生矣。^[25]

廖刚所谈论的“帝王之学”，与范祖禹在《帝学》中下的定义有很强的继承性，即以《大学》纲目为“帝王之学”的根本。此外，还融进了《孟子》的思想。与范祖禹不同的是，廖刚对“帝王之学”的反向定义，没有停留在章句问题上，而是扩大到对“翰墨”等文艺形式进行排斥性处理。廖刚的言论是有针对性的，宋高宗不仅热衷于书法艺术，而且本人在这方面也有极高的修养。廖刚借此机会指出，宋高宗在书法这类非“帝王之学”的文艺追求上，耽误了对真正帝王之学的追求。

在宋代道学集大成者朱熹的留存下来的文字中，我们能找到一则与廖刚的言论非常相近的例子。宋孝宗即位之初，朱熹就曾上疏言事，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孝宗认真向学：“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至于该如何讲究“帝王之学”，朱熹说道：

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风诵文辞，吟咏情性，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夫记诵词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26]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孝宗即位，诏求直言。八月，身为监潭州南岳庙的朱熹上了一道《壬午应诏封事》。前引这段文字即源于此，不过已经被《宋史·朱熹传》简化，其原文可参文集所录。^[27]引文虽在原文基础上有所删节简单，但还是能比较清晰、全面地揭示出朱熹的核心思想。朱熹并没有一上来就阐述什么是“帝王之学”，而是讲什么不是帝王之学，“风诵文辞，吟咏情性”不是帝王之学，老子释氏之学不是帝王之学。然后朱熹才指出，帝王之学在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个论述理路和前引廖刚的言辞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高宗爱好书法，廖刚否认书法为“帝王之学”；孝宗爱好文辞和释老，朱熹否定文辞和释老为“帝王之学”。

廖刚和朱熹对“帝王之学”所作的反向定义，即什么不是帝王之学，虽然随着谏议对象改变而有所不同，分开来看，这两例都是个案，把它们和更多排他性地定义“帝王之学”的文字合起来看，却能揭示了宋人对“帝王之学”内涵的认知越来越明确，同时也越来越窄化的过程。

比如绍兴元年，中书舍人洪拟转对时，向高宗论及“章句书艺为非帝王之学”。^[28]宋光宗即位之初，谢谔曾进十铭，其一有“帝王之学，匪艺匪文”云云。^[29]这两例言辞是比较概括的总结，同样把文和艺排除出了“帝王之学”的范围，尤其是洪拟的言论，特为针对书艺，应该也是受高宗个人爱好的激发。我们把这些对“帝王之学”作的排他性定义作个汇总，范祖禹指出章句不是“帝王之学”，此后诸儒又补充了文学、释老、书法等也都不是“帝王之学”。然众所周知，宋代皇帝自宋太宗始就非常重视文学和书法。文学上，太宗特别重视《文选》，还召人编集过《文苑英华》。书法上，太宗曾设置御书院，并在身边聚集了一批擅长书法的文臣，比如以书法待诏的王著等。此后，学习书法更是宋代皇帝和宗室的重要传统。^[30]仁宗早年所受的教育中，书法仍然是一项重要内容，史籍中屡有仁宗以飞白书或其他形式的书法作品赐予宰辅、侍从或经筵官的记载。仁宗的书法造诣，也被作为教育的重大成效，受到大臣们的赞赏。^[31]仁宗在位40余年，存留下非常丰富的经筵活动记载，从未见有大臣或经筵官就书法问题向仁宗提出过批评意见。在范祖禹担任经筵讲官的元祐时代，也不乏有年轻的哲宗向宰辅、经筵官等臣僚颁赐御书的例证。^[32]正是由于皇室传统中对书法学习的重视，宋代皇帝中不仅出现了宋徽宗这样的顶级书法家，宋高宗的书法涵养也足以使他的作品名垂千秋。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宋代皇帝在文艺上的成就，并不能简单地从个人爱好的角度加以审视，尤其是宋太宗对文学、书法、音乐的爱好，要置入宋初整个文治导向大背景下予以讨论才更有意义。^[33]即便是在政治上一再被讥笑为无能的宋徽宗，其独特的“瘦金体”，也被学者指出是具有政治功能的。^[34]然而到宋高宗时，皇帝个人的书法爱好却屡遭臣下批评，其原因是这种爱好妨碍了皇帝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真正的“帝王之学”上。这里我们看到了诸儒试图对皇室传统中的学习观念进行改造的努力，剔除由帝王主导的文治传统中的非儒学因素，代之以北宋中后期逐渐发明、积累起来的儒学传心法门。

在洪拟“章句书艺为非帝王之学”的言说里，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仔细阅读《帝学》，范祖禹所说“帝王之学”非章句之学，指的是帝王不能像经生学习章句那样学习经学，所以范祖禹的着眼点是经典学习方法。至于“帝王之学”和章句之学是什么关系，范祖禹则未加深入辨析。洪拟将章句和书艺并举，列入不属于“帝王之学”的排斥范畴，那么这里的章句之学就和书艺一样，是独立于“帝王之学”之外的另一门“学科”。“帝王之学”和章句之学虽然都以儒家经典为根本，但这是不同的两种学问，这个观点正是经宋学和经汉学分离的基础。它在范祖禹那里已经有了萌芽，到洪拟的表达中，已臻于成熟。虽然宋学家未必全不讲训诂，汉学家也未必没有天下关怀，但从宋儒要将帝王学习经典的旨趣从章句训诂中解放出来来看，“帝王之学”主要存在于经宋学层面，而章句之学存在于经汉学层面。

从宋初帝王学习兴趣广泛，文化价值观多元并存，到儒者借助经筵重新定义“帝王之学”，将文章、书艺等科目逐渐排除出帝王理应深入学习的范畴，把这些史料组合在一起，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在与政治的互动中，宋代儒学开辟新局面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