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孔子的学问需要两条腿走路

七、实行孔子的学问需要两条腿走路

儒家有改善社会的事业目标，因此，在学孔子的同时还需要关心政治。

学孔子就是学调整心态，使心中一直不违仁。可是这调整心态不违仁，属于个人自己的事，假如本人不愿学孔子，对不违仁调整心态之事不感兴趣，那么，别人是无可奈何使不上劲的。孔子的学问，乃至所有的心性之学，其之所以需要注重立志，原因就在于这种学问要求自己有决心去控制自己、推动自己。假如离开了自我控制和自我推动的意愿和实践，所谓心性之学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由此可见，心性之学的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

学孔子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社会，而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人人都受到相当程度的控制，由于世上能够自觉实行有效的自我控制之人并不多，因此人类社会很有必要实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控制。从斗争形式的角度看，自我控制就是自我斗争，相互控制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斗争是无处不在的，能够起到改善社会作用的人之间的相互控制和相互斗争，是以自由的社会舆论和正确的国家法律的形式出现的。人的自我控制的结果可衍生出社会道德准则，而正确的人与人之间的控制与斗争的结果，可形成正义的舆论力量和良好的法律规则，这两种结果相结合，才可以有效地改善社会。在孔子的学说中，有一些关于为政的论述。为政，属于人与人之间的控制之事，下面具体述说这个内容。曾国藩曾这样说：

为学之术有四：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之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

（《曾文正公家书》）

由于孔门的“为学之术”有多种，所以孔子的学生就各有所长。对于这个情况，孔子这样说：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论语·先进》）

话中说到的德行属于心思向内之事，其余的属于心思向外之事。从斗争形式的角度来说，德行属于自我斗争之事，政事属于人与人斗争之事。通过德行之事与政事两种斗争形式相结合来改造社会，就是这里所说的两条腿走路。对于自我斗争和人与人斗争相结合的道理，孟子这样说：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孟子·离娄》）

尧舜之道、善，也就是德行，这是指自我斗争之事；法，政策法令，仁政，指以民为本的好的政治措施，这是指人与人斗争之事。善，指社会上的道德认知；法，指政治上的法律法规。可见，人们学儒家学孔子，除了学心思向内用功之外，还需要注重仁政的施行。上面这两句引文说明了人的自我控制和相互控制两者都不可偏废的道理。可是，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儒家的人与人之斗争与常人的人与人之斗争，这两者是有差别的。这差别就是，儒家是为了改善社会，常人是为了私利。其次，尧舜之道、善、德行，是心思向内之事，属于心性之学范畴。假如以这种心思向内的心态去处理事务（包括政事） ，这叫凭直觉行事。上面所说的政事、为政、仁政，是指政治措施，是心思向外之事，不属于心性之学的凭直觉行事的范畴。发挥道德的作用，是调整心态的事，而要发挥法律的作用，则是属于政治上的作为。为了既发挥道德的作用又发挥政治的作用，所以儒家要提倡“内圣外王” 。自己调整心态，心中保持仁，同时又要通过政治措施使别人也能心中有仁，这就是儒家学问事业的特色。对于这层道理，朱熹这样说：

学者须是求仁。所谓求仁者，不放此心。圣人亦只教人求仁。

今说求放心，说来说去，却似释老说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辈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赖此做事业。所以不同也。

（《朱子性理语类》）

可以说，儒家的学问事业是为道和为政相结合的，而教人为仁正是儒家做事业（指为政）的根本内容。为政虽属于人与人斗争的性质，但是，儒家并不提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控制，照儒家的本意，伦理道德式的舆论控制也不能提倡。我们在这里提出为了改善社会就必须实行人的自我控制和相互控制相结合的方法，应该说明： “控制人”并不是儒家的目的，甚至也不是手段。儒家改善社会的手段是通过教（使人仿效）。此外还应该说明：这里说到的关于“人与人相互控制对改善社会的作用”的内容，不属于心性之学的学问，这里只是为了说明心性之学作用的局限性而顺便提到这些内容而已。

孔子是很关心政治的。我们学孔子，除了实行时时处处不违仁，做好调整心态之外，还应该讲求民主政治的实现，使关于人的两种控制都能发挥作用，做到两条腿走路，这样，人类社会就会尽快地达到美好的程度。

接下来，再引用两句话，作为儒家心态的写照，同时也可供学孔子学儒家之人借鉴，这两句话是：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程颢：《秋日偶成》诗句）

这两句话，第一句指修道，第二句指关心政治、关心社会。这所指的两件事，道佛只做第一件事，而儒家是两件事都做。为此，假如从儒家的眼里看去，道佛两家的事是无益于社会的；反之，假如从道佛的眼里看去，儒家的做法却是不彻底的，而且是有矛盾的。假如仅做修道一件事，弊病是有可能成了空寂禅定的无用之学；假如兼做修道和为政两件事，难点就在于无法兼顾，不能把修道之事深入下去。把修道与关心社会两件事糅合在一起，要做到内外打成一片，没有心思向内与向外之分， “动亦定，静亦定” ，不分“上一截下一截” ，这实在是非常难的事。总之，道佛要把一件事做到底，固然难，而儒家兼做两件事也同样非常难。事实上，历史上的儒家也并没有把德行与政事两者作很好的结合。

不过，学孔子而要做到修道与关心政治两不忘，这个设想却是不错的，因为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改善人类社会，只是做起来难度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