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的一个新视域

4．修身的一个新视域

在儒家修身的行程中，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易传》里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的养成，尽管在古代儒家修身思想的研究中，忧患的问题为大家所熟悉，但危机意识的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死角，这值得我们思考，据此也可看出中国人虚无的根性。下面就对这些进行一下审视。

（1）忧患意识修养

尽管楚简里就有“凡忧患之事欲任，乐事欲后。身欲静而毋羡，虑欲渊而毋伪，行欲勇而必至，苗欲庄而毋伐，［心］欲柔齐而泊，喜欲智而无末，乐欲怿而有至，忧欲敛而毋昏，怒欲盈而毋希，进欲逊而毋巧，退欲肃而毋轻，欲皆敏而毋伪”（《郭店楚简校读记·性》，第139页）忧患概念的使用，但忧患意识在《易传》里才得到集中的展现，徐复观就认为，周在取代殷以后，表现出来的不是趾高气扬的气象，而是忧患意识^[2]，但是，在对忧患意识的界定中，他又生硬地把忧患与绝望、恐怖联系在一起讨论，使人感觉不是很顺畅。忧患意识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概念，尤其是知识分子，往往视之为忧患意识的载体，平时比较多见的是把具有忧患意识当作中华民族的优点之一来加以肯定。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较早提出“忧患”概念的是《易传》。在语言学的意义上，“忧”、“患”表示的是相同的意思，往往可以互释；在动词的意义上，表示担忧、发愁；在名词的意义上，则表示忧患、祸患。忧患意识就是由对忧患、祸患认识而积淀起来的心理情感，往往表现为忧愁、担心之感。应该注意的是，“忧”、“患”在字形上都与“心”相联系，离开“心”就无所谓忧患；所以，在最终的意义上，它是心理的活动。

首先，何谓忧患？“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周易·系辞上》，第537页）；悔吝的意思是祸患，“忧虞”就是忧患、忧虑的意思，祸患是忧虑的具象。生活的经验告诉人们，忧虑祸患持有的人，往往具有独特的情操。就忧患的内容而言，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有一处的资料，还是可以窥测到其价值方向的，即“乾刚坤柔，比乐师忧”（《周易·杂卦》，第586页），比卦使人快乐，师卦则使人担忧，因为，师是动众打仗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战争的创伤在周人心目中留下了较深的印痕，他们是不希望战争的。

其次，“明于忧患”。《易》本身就是忧患意识的写照，孔颖达认为，“若无忧患，何思何虑，不须营作。今既作《易》，故知有忧患也。身既患忧，须垂法以示于后，以防忧患之事。”（《周易·系辞下疏》，第89页中）^[3]没有忧患，就没有必要写《易》了；就内容而言，《易传》主要发挥了道德的方面，对9个德目的规定，就是具体的说明。履指明了人们践履的准则，是道德的基础，和同是具体的要求；谦显示的是谦下的品性，是道德的根本，具备谦虚道德的人，受到他人的尊敬而显得光彩耀人；复是返本的意思，以天道自然为本，反复不离其本，从微小处着手，是道德的本原；恒是持之以恒的意思，虽然繁杂，但不厌弃，维系着道德的坚固度；损是减少的意思，是对本有的减少，能够在具体的境遇里做到损的话，这体现着道德修炼的程度，往往开始时难，一旦抵达了损的境界就非常容易了；益显示的是对他者的有利、有益，是道德宽裕的象征，虽然必须以具体行为来证明，但行为没有固定的模式；困是穷困、闭塞的意思，凡物穷则思变，困则谋通，变与通的实现，需要辨别具体的是非而趋向明了，故称为“德之辨”；井具有不变而井井有条的意思，所以是道德生存的土壤；巽是顺、卑顺的意思，这是命令施行的条件，它持养命令的运行而自身隐而不显，命令的施行程度自然决定着道德实现的程度，所以，卑顺是道德裁断者即“德之制”。

《易传》一方面把这9种道德看成个人最为重要的行为之方，从而导航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则通过它们的叙述，来明辨忧患以及忧患的成因，从而激发人的忧患意识；这是个人生存的实用哲学，都与个人处世有着紧密关系，尽管困的穷通对认知的进步有帮助，益的兴利对他人、社会都有实际的好处。但是，这些都限于个人生活领域里的行为之方，都是对一个人的要求，这里我们无法见到社会对消解个人忧患而应该做的制度保证方面的支持的诉求，这是非常遗憾的地方，也是最为关键的方面，应该引起特别的关注（《周易·系辞下》，第566～570页）。

再次，圣人与民同忧。忧虑、忧愁是人的世界的现象，显然不是自然之道的反映，所以，“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周易·系辞上》，第542）“显诸仁”的主语指的当是天地自然之道，它育养万物，但不与圣人同忧，担忧是圣人的事情，在自然的节律里，是不存在这样的事情的，“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周易·系辞上》，第552页）里的“吉凶与民同患”，讲的也是圣人在吉凶问题上，与民众一同担忧的事情。

最后，“思患而预防之”。现实生活是复杂多变的，《易传》就是依归“唯变所适”的原则来尽力启发民众的，做到“唯变所适”，“思患而预防之”（《周易·象传下·既济》，第526页）是必须的；“思患”就是对忧患的思考和认识，预测可能的患难，并在行为中来加以预防。具体而言，如何预防？这就是“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周易·文言·乾》，第214页），“违之”是不执行的意思。在《易传》看来，只要保持忧患的意识，就可以远离灾祸。

《易传》重视忧患意识的特点，在中国先秦道德哲学中具有独特的位置，这是不能忽视的。在儒家道德哲学的长河里，重视忧患显然具有悠久的历史，诸如《论语》里就有“后世必为子孙忧”、“吾恐季孙之忧”（《论语·季氏》，第172页），孟子也强调“生于忧患”（《孟子·告子下》，第2762页上），但是，他们都侧重在个人修养的狭隘层面来立论的。人始终处在关系的境遇里，许多物事是自己一个人无法预防的，即使具有这方面的忧患意识；诸如对国家的忧患意识，这长期以来也是中国知识人所关注的方面，忧国忧民就是生动的说明，如果在外在制度等方面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的话，无论什么样的忧虑、忧愁，只能永远成为人们心里的存在，而最终使这些具有人作为人的良知的佼佼者，不断在忧患意识的交响曲的响起中，增加着心灵的负担，一直达到沉重。所以，诸如徐复观所说的忧患意识是责任感的自觉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责任感的产生，必须具备先决的条件，这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具有的权利地位，首先是公民的权利，以及权利得到保证的制度设施，没有这个为前提，忧患意识永远只能在具有良知的人的心田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无法外化为具体的行动；这些我们无法在《易传》那里找到答案。所以，不紧贴文献而奢谈责任，不仅是对文献的扭曲，而且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不负责任。因为，我们历来就把具有忧患意识等同为尽到了人的责任，这是畸形的忧患意识样态；外在的条件方面非常重要，在21世纪的今天，每个中国人必须自觉到这样的程度，不能见到树木就是森林，而不去考察森林的实际有无的情况。

我的结论是，忧患意识是人作为人的良知的驱动，而不是责任感的驱动，而良知就是提供人自觉意识的土壤，这是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的。事实上，对忧患意识强调的情况，在同在东亚文化圈里的日本，与我们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不讲忧患意识，认为这是多愁善感，对激发人的力量没有好处。

（2）危机意识

与我们重视忧患意识的诉诸相比，日本重视的是危机意识的激发。忧患意识主要侧重在心里担忧的层面，只能在心里担忧是因为个人力量的渺小，无法对此有根本性的举措，如果在力量上足够通过具体的行动来冲击引起忧患的渊薮，那就不可能停留在忧虑、忧愁上，危机意识所带来的正是人为保卫自己而做的一切实际努力。在西方，美国人也没有什么忧患意识，他们是今天用明天的钱，生活非常轻松快乐，没有任何压力，自然也没有理由担忧、忧虑。但是，他们的危机意识非常高。

我们虽然不提危机意识，但在中国哲学思想史的长河里，仍然有关于危机运思的闪光痕迹，这就是《易传》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但这一问题至今都被忽视。当然，也有混淆忧患和危机这两个不同概念的情况^[4]，这也是致使研究不能精当反映真实情况的直接原因。这里就针对“危”的概念，来做一下具体的分析。

“危”在词语学上，小篆字形上面是人，中间是山崖，下面是腿骨节形。表示人站在很高的山崖上，本义是在高处而畏惧；在动词的层面，是恐惧、忧惧的意义；在名词的角度，是危机、危亡、危险等困境及其根源的意思；在动词的层面，表示危惧、恐惧、忧惧意思的词还有“惧”。对危机、危亡、危险等困境及其根源等的认识，以及忧惧危机来临和避免、应对危机的心理和能力的综合整合，就是我们所说的危机意识；在危机侵袭来临时，危机意识可以驱动人们采取立即行动以避免造成灾难，脱离危险境地；对人而言，它是一种真实的力量。综观《易》，“危”字大约出现13次，“惧”约出现6次；动名词的用法都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思。

首先，“危行”。“危”指危险、恐惧的意思。《易》说：“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周易·象传下·震·六五》，第476页）“大”指的是六五居尊位，当建大功，所以，以“大”为依归，必然无丧而有功。但如果往来畏惧不定，必然趋向危险的境地，畏惧不定本身就是危惧的行为。

其次，认识危惧。危惧只是危险的一种形式，此外还有忧惧，“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周易·系辞下》，第569～570页）《易》依归“唯变所适”，向人昭示出入必须依归“度”，具体的行动必须认知忧惧，同时理清忧患及其缘故。这是由忧而来的恐惧、惧怕。一些研究在使用这段资料时，往往只注意到忧患，而忽视了前面的“惧”，这里明显讲了三件事情，即“度”、“惧”、“忧患”，它们是并列的关系，不能混淆。

复次，危的内涵。为何出现“危”的情况？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危”的内涵进行具体的考量，“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周易·彖传下·夬》，第433～434页）、“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周易·系辞下》，第572页）刚决柔，在于刚本身所具有的健康强壮，这可以使人悦和；柔不处在自己当处的位置上，就是不正，不正就是邪，邪就是危险的境地。故称“危乃光”。“光”是光大的意思，如果不纠正这种情况，其危险的情况还会扩大。“其柔危，其刚胜邪”的“危”，也是“邪”的内涵。这昭示人们，行为不正的话，就会带来危险，使自己处于困难的境地。

再次，危的功能。《易传》对危的认识，不仅在于它对具体内涵进行了规定，而且在于它对其功能的深刻认识。第一，“危薰心”。由危险境地而来的恐惧之感，会扰乱人的心情，即“艮其限，危薰心也”（《周易·象传下·艮·九三》，第481页）。“艮”的意思是止，如果止加其身，中体而分，体就一分为二，对主体而言，这是最大的危险，它使人恐惧万分，其恐惧之感会烧灼其心，使人无法安宁，只能通过积极的行为来加以调整，从而真正避免危难的来临。第二，“恐致福”。“危薰心”只是问题消极的方面，积极的方面则是给人带来幸福，“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周易·彖传下·震》，第474页）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这里前后“恐”和“惧”是互相置换的。“震来虩虩”是恐惧的样子，由于恐惧，不敢懈怠，反而因此而得福。与忧患意识的主要区别，是危机意识在人内在的心理机制上，装备着驱动防范危机降临行为的自然因子。第三，危惧也可以将人带入死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周易·系辞下》，第562页）在《易传》看来，困于所困，才能名正；据于所据，才能身安；现在是“非所困而困”，名必定受到玷污；“非所据而据”，身必定面临危难；玷污加上危难，一定会把人置身死地。第四，危亡是持存的保障。《易传》里有“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周易·系辞下》，第563页）；这里出现的是“危者”，显然跟作为单字的“危”存在区别。“危者”表示的主要是危险的事情、危惧的经历的意思，具有动态性的特点。这里“危者”和“亡者”对应，实际上就是危亡。危亡是安全的渊薮；危亡困境的体验，可以给人带来安定的处境。危亡是持存的保障；危亡境遇的磨练，可以确保人生命存活空间的拓宽，或者说更多地持有。治乱的关系也一样。君子的生活实践就是对上面物理的具体说明，往往通过修炼三个方面来保全自己的生命：一是“安其身而后动”，“安”是安稳、安逸的意思，安稳指的是人的外部，安逸则是内在的方面；君子在采取具体行动之前，能做到以安稳、安逸的姿态出现；如果以恐惧的样子出现，他人是不会与他交往的。二是“易其心而后语”，“易”是和悦、和蔼的意思，用和蔼的态度来与他人讲话，才能得到民众的应和；如果以让人惧怕的样子出现，民众就不会应和；三是“定其交而后求”（《周易·系辞下》，第564页），“交”是交往、交接的意思，这里是交往规则的意思，确立好交往的规则，然后再来寻求朋友，不然，民众不会与他交往。三个方面都不行，那是最悲惨的事情了。

这里阐述了“危”的功能，以及在实际生活里给人带来的功效，赋予“危”这个内涵，确实是《周易》的创举和功劳。

最后，危机意识的养成。“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周易·系辞下》，第563页）。自身虽然处在安逸的境遇，但不忘危险的来临；现实虽然持存许多，却不忘失去它们的可能；生活秩序虽然整治井然，却不忘祸乱的降临；正因为始终能够保持这样的心境和行为之方，所以，始终能够处在安稳、安逸的境遇之中，如果人人都能这样，国家的繁荣也就没有问题了。

显然，《易传》对危机、危惧、恐惧、忧惧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不仅严格区别了忧患和危惧的相异，而且正视了它们之间的联系，这就是“忧惧”；“忧惧”成为忧患走向危机的桥梁，危机、危亡、危险、危惧、恐惧、惧怕等都是“危”这个大厦里的房客。从忧患到危惧，在哲学的屏幕上，显示的是从良知进到责任的道理。在一般的意义上，由忧患而来的担忧、忧虑等的对象，虽然可以包括自己以及其他一切领域，直至国家前途，但主要是对外在他者的现状和前途等的忧虑，自己不是作为忧虑对象物事的参与者或当事人，因此，自己没有任何直接的责任。所以，这种忧虑及其忧患意识永远只能是停留在心里的行动，具有明显的被动性，无法通过具体的行为来加以任何的改变乃至预防；如果说，忧患意识确实存在功用的话，那就是行为主体自己是作为对象来加以忧虑的时候，这样的话，忧患意识生发效用就严格地限制在了个人的领域，无法扩大到社会他人、国家的大事上，这也是日本民族和西方人少提忧患意识的原因。

另一方面，由危机、危亡等而来的危惧、惧怕、忧惧等对象，尽管包括一切物事，这些事情具有突如其来的不可预料性，这些物事与人具有的关联程度，虽然在具体的人那里有不同的表现，或者有些人根本是局外者。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这些物事在现实层面所产生作用的对象，无疑直接涵盖产生忧惧行为主体本人在内，所以，行为主体者就无法如忧患意识持有者那样，只在心里行动了。因为，产生影响的实际结果会影响到每一个人，这时危机意识就直接自然地驱动了具体的防范行为，这就是忧患意识不能激发的责任因子的驱动。所以，危机意识直接导致各种应急行为来防止危难情况的发生，关键在于责任意识，这时才真正是理性自觉的表现，这些在忧患意识的层面是不可能发生的。在责任因子激发的保卫行为中，是一场自我保卫战，在保卫自己的过程中，社会国家也自然得到了保护，尤其是在一个以民众利益为最大追求利益的国度里，任何时候的危机意识都会形成事实上的避免国家危难的保卫战，在这样的战争中，在个人利益得到保护的同时，国家利益的损害不仅得到避免，而且国家利益也同时得到扎实的增进。

最后，不得不指出的是，有关对“危”、“惧”的认识，不是《易传》的发明，孔子、楚简、孟子都有对此相关的思考，主要是聚焦在个人修养方面，自然没有从权利与责任的角度来思考，因此，危惧意识的养成也主要在个人的安身立命，乃或是保命上面，即使孔子有“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第82页）的论述，也主要是在个人修养的层面来立论的，因为危乱国家的环境对个人修养会产生不利的负面影响，所以“不入”和“不居”。所以，《易传》“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与孔子“危邦不入”的价值追求是一样的。

总之，在审视《易传》忧患意识的问题，不能忽视危机意识的方面，这是至今我们的研究所无视的部分，两者的联系在忧惧，危机意识就是“惧”的意识，但“惧”是一个家族，诸如惧怕、恐惧、忧惧，都是其成员，忧惧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成员，正是忧惧连接了忧患和惧怕，这是应该明确认识的。在评价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时，不得不注意的问题是，不能任意过高量定其价值，最多也只是在个人修养领域被衡量的问题，“以恐惧修省”的运思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显然，没有形成在科学意义上对危机意识的聚焦和合理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