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言与诗化语言

二、道言与诗化语言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转向，是发端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旨在于让语言从理性、逻辑、句法中解脱出来，以恢复语言本身所具有的无限创造性和永久的可解释性。处在世纪交替时代的尼采，最先打出了反叛形而上学的大旗，他对西方传统的价值体系和语言观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继尼采之后，西方反形而上学的运动，一直持续到当代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福柯等。他们都对传统的句法规则和逻辑法则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尖锐的批判。

尼采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语言的同时，也试图探索和尝试一种有效的话语形式，来传达自己对真理和存在的感受，对世界和人生的领悟。为了防止和避免他的哲学思想被概念化、体系化，他走了一条诗化哲学的道路，把哲学与诗融为一体。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逻辑化语言的局限性，使他的哲学充满了想象和诗情，达到了诗思合一。尼采的作品，既是哲学诗，也是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散文。他著作中的语言文字较为晦涩，令人费解，其诗性化的或文学化的语言，含义丰富，蕴涵性广，不仅一词多义，而且含混不确定，具有较强的模糊性。这同庄子十分类似，庄子也同样是反传统，反常规，批判当时的名言之辩，力图恢复语言与世界的真实关系。理解庄子寓言的深刻寓意，无疑是有相当难度的，但我们也惟有通过这些寓言，才能更透彻地领略庄子所寄寓其中的深奥哲理。所以，庄子和尼采一样，都是文学性、诗性化的哲学家，他们的语言表达方式是浪漫而随意的。

尼采认为，理性化、逻辑化的语言，以其死板、僵硬的形式，把情感、诗情制作成了“概念的木乃伊”，这是不符合自己的意愿的。在他看来，格言、警句、寓言才是“永恒的形式”，最适合于哲学思想的表达。因为哲学探讨的是终极的存在，依靠逻辑语言不可能把握终极的真理。语言中的词只是“面具”，概念只是“骰子”，语言的功能不过是将一切暂时的现象，一切“生成”，用谎言的手段变成存在，给“生成”打上存在的印记。这也就是后来海德格尔所说的被遮蔽了的存在。面对这样一种状况，尼采希望找到新的出路，这条路就是一条诗化之路，一条审美之路，也就是要以诗意的、审美的目光看待语言。他的“生命意志”、“强力意志”、“酒神”、“日神”、“永恒轮回”、“超人”、“醉”等术语，都不是逻辑意义上的概念，都含有某种隐而不显的暗示。从尼采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格言和警句、神话和寓言、隐喻和象征，构成了他的诗化哲学的显著风格。

思与诗，是海德格尔十分关注的一个课题。海德格尔讲的思与诗，是同存在问题、语言问题相关联的。正如W·比梅尔所说，从《存在与时间》到《艺术作品的本原》，到对荷尔德林和特拉克尔的诗的阐释，都贯穿了“诗（Dichten）——思（Denken）——语言（Sprache）”这样一个“问题圈”。在《语言的本性》、《建筑·居住·思想》等晚期著作中，更能看出海德格尔对思与诗的钟情。

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与思是道说的方式，而且是最突出的方式。通过诗与思可以在通往语言的途中获得某种体验。什么是诗？按荷尔德林的讲法，诗乃是“存在之创建”。“创建”即命名，命名存在，道说神圣，这是去蔽的过程。什么是思？思的本性是思存在，回忆存在，这是一个聚集的过程。诗与思的关系是互为近邻的关系。思是聚集，而聚集起来的思就是诗歌的源泉。诗的本性就寓于思之中。海德格尔在《建筑·居住·思想》一文中，以横跨于河上的一座桥为例来解释聚集之思，桥以自己的方式把天空、诸神和要死者聚集于自身^[7]。总之，诗——思是合一的，互为归属。遗憾的是，形而上学的历史遗忘了存在，也遗忘了思。若要恢复人类的“根基持存性”（Bodestäandigkeit），返回到本真的“居住”（Bauen），只有学会去“思”。

严格地说，所谓的诗化语言其实质是隐喻和象征，但又不同于传统的隐喻和象征。传统的隐喻，如亚里士多德的“比拟说”，皮尔士的“图像说”，是以“能喻”与“所喻”之间的相似性为前提的，这种隐喻仅限于词语层面的语词替换，侧重于技巧和修辞的意义。而尼采和海德格尔运用的隐喻，其“能喻”与“所喻”之间既相似又不完全相似，它可以给理解带来一种“意义的盈余”（Surplus of meaning），使语言具有一种张力，生长出新的意义。

语言作为一种审美现象，其重要的功能在于它可以参与创造新的意义，但语言若不运用隐喻，便对我们无所帮助。隐喻的作用在于扩展语言，而语言也是一种现实，因此扩展语言也就意味着扩展现实。隐喻进入语言之中，给双方都带来一个新的意义范围，它们共同参与创造新的现实，也能够揭示某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真理，隐喻又不脱离现有的语言和语词，从而使运用语言的人能够较容易地接受。隐喻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这正可以让隐喻最大限度地发生作用。诗人自觉地、有意识地大量运用隐喻，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开放的审美体验系统，不断带来新的现实意义，这种创作方式集中体现了人们对语言的审美态度。

世界对于人类来说永远是一种隐喻，人们对这种隐喻的理解取决于人的象征能力。人的主观经验的丰富性和客观世界的丰富性的统一需要有一个契合点，这个契合点就是象征。但是象征并不是绝对的契合，它只是不完整的形象。当一个象征不足以使双方沟通时，就需要使用新的象征来加以替代，这也就是所谓的变形。语言的内容不借助象征和变形就无法使人领悟，人们领悟语言的内容也正是为了超越语言的内容，扩展和提升语言的意义。美国学者克劳迪娅·克劳福德对尼采的语言理论进行分析时，归纳了三种语言：一种是本能的语言；一种是幻觉的语言；还有一种是酒神颂的语言。“在这第三种语言里，我们看到尼采将语言的所有方面结合到一块儿，不仅有双唇、脸面、言语的有意识的象征语言，而且还有舞蹈和手势的所有那些本能的、身体姿势的语言。这两种语言都立足于声调及寓于节奏、动力与和声的音乐的原始的无意识语言之中。在第三种酒神颂的语言中，人‘充分调动全部象征能力’。在酒神颂中，尼采将本能的语言、幻觉的语言、艺术的语言汇集于一体。”^[8]

语言是人类文化的母体。从语言的隐喻结构及类比规则中产生了神话、宗教、巫术，乃至哲学与诗。人类的创造精神就蕴藏于语言本身的结构之中。语言的逻辑要求随着概念的明晰性和确定性而增强，它的前提是词语神秘性和隐喻性的减弱。当语言脱离了神秘的本性，在实用理性的要求下丢失了自然与神性之根，语言就失去了通过隐喻而揭示的新的意义领域，语言脱离了诗就意味着远离了自然母体。人丧失了诗就等于丧失了无限的创造精神，丧失了生命与自然同源同质的一体感。

语言，对于原始初民来说，并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充满神性的力量。正是借着某种具有神力的语言，世界才被创造出来。《约翰福音书》开始就说：

太初有言。语言与上帝同在。语言就是上帝……万物都是借着语言被创造的。生命在语言之中。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语言，是上帝创生万物的“道”，就是逻格斯。太初有道，道成肉身。语言使隐秘之物呈现出来，把存在呈现在人的视野中，语言为“道”的显现提供了一条地平线。

语言本来就是隐喻。作为最初的命名活动，语言不仅给存在物以一个名称，而且给存在物以一个人化的品格，即以人格化的方式为自然命名，这同时也意味着把自然的秉性赋予人。语言因而也就是神话，也就是隐喻，也就是诗。

在创世的神话中，神秘的肉体也是一种语言，肉体变成大地。人通过肉体符号，把世界聚集自身，也把自身变成世界。维柯以诗性的眼光透视到这一点，在所有的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如用“首”（头）来表达顶或开始；用“腰”、“背”、“脊”等来表达一座山的某些部位；针可以有“眼”；杯或壶都可以有“口”或“嘴”；耙、锯或梳都可以有“齿”；任何空隙或洞都可以叫做“口”；麦穗的“须”，鞋的“舌”，瓶的“颈”；器具等的柄为“手”；帆船的“腹部”代表终点或底；果实的“皮”和“肉”；山岭或岩石、矿的“脉”；“葡萄的血”代表酒；大海“微笑”；波浪“呜咽”；物体在重压下“呻吟”；风在“吹”；月亮在“走”；植物长得“欢”，等等。这些隐喻都是本真的诗，都是人体式的语言。在这些词语中，人把自身变成了整个世界。可见，这些词语不仅意味着感觉领域交流的隐喻，也包括人与世界同源同质的隐喻。原始初民们把语言视为生存的整体背景，看做是一本神圣的书。通过这些诗一样的文字或符号，人在自身中阅读宇宙，也在宇宙中阅读自己，从而发现他与宇宙之间含有一种真理，一种隐喻关系，这正是人类最古老的心理原型，是语言诞生和成长的原始根基，是人类精神的永恒存在形式。

中国道家的“天人合一”，庄子的“物我一体”，其实正是这种最原始的隐喻，是更为深宏博大的原初体验的结晶。道言，尤其是庄子的寓言，就是隐喻之言，象征之言，亦即诗化之言。庄子是哲学家，也是诗人。《庄子》是散文，也是诗集。庄子把哲学诗化了，也把诗融进哲理之中，正如王国维指出：《庄子》具有“诗歌的原质”，“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庄子文学之精神》）闻一多说：“他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若讲庄子是诗人，还不仅是泛泛的诗人。”“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羡，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古典新义·庄子》）庄子哲学真正是诗化的哲学，庄子语言真正是诗思合一的语言。

读《庄子》，总让人感到形式上浓郁的诗韵和内涵上深奥的隐喻。那不知几千里大的鹏，水击三千里，凌空九万里，在苍天之下，在大海之上，从北海飞往南海，这是何等的奇伟壮观；那影外影和影子的对话，那“栩栩然蝴蝶”的梦幻，是何等的玄妙幽　；那“激者、　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富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冷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的地籁描写，摹拟风声的强弱、洪细、高低、远近、大小，以及它的起伏、变化乃至消失，穷形极态，惟妙惟肖，不愧为一首风之诗章。

不仅描述的文字如此，议论的文字也蕴含着诗的激情和诗的韵味。如《天运》首段：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刚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在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

一口气15个问，其节奏、韵律十分明显，表现了作者穷幽探冥的满腔热情，一连串的追问构成充满哲理与诗情的“天问”。

不仅有情致缥缈的抒情诗，还有庄严而热忱的赞颂诗，如《大宗师》对道的描绘：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

作为道家的主要代表，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学说，并把老子的道论发扬光大。此段文字不仅是对道的深刻阐释，也倾注了庄子对道的崇高信念。连续13个“得之”，把得道的境界给予最高的赞颂，把人引入悠　玄远的冥冥恍惚之境。

总之，庄子的道言是诗化的语言，它通过隐喻和象征传达着道的原始消息。《庄子》一书跨越了哲学和文学的樊篱，把人的想像力和语言的功能推向了极致，以文观之，是读不完的散文，读不完的诗，有着看不完的诙谐、幽默、讽刺、谑弄，看不完的“断素、零孰、珠光、剑气、鸟语、花香”（闻一多语），实乃世界哲学和文学之无上精品，浪漫而不失凝重，热忱而不失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