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一、“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道与言的关系问题，是先秦道家经典文本中一个突出重要的话题，为历代学者所关注。随着当代西方语言学的转向，更引起了我国学者深入研究道家语言观的浓厚兴趣。

帛书甲本《道篇》首章、通行本《老子》首章第一段都是：“道可道，非恒（常）道；名可名，非恒（常）名。无，名万物（天地）之始也；有，名万物（天地）之母也。”老子在他著作的首章开头就提出道与言的问题，说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一方面，老子明确表达了“恒”（常）道不可言的思想；另一方面，他的“可道”、“可名”又均带有可以言、可以说的意思。除此之外，在其他章中也有关于道不可称谓思想的相关表达。如“道常无名”，（《老子·第三十二章》）“道隐无名”，（《老子·第四十一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第五十六章》）等。从老子的基本主张看，道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和称谓的。这是因为：其一，道是无限的；其二，语言是有限的。有限的语言不适合表达无限的道。老子对道有多种称呼，但都是模糊性的描述。如“强为主名曰大”，（《老子·第二十五章》）“无名之朴”，（《老子·第三十七章》）“天下母”，（《老子·第五十二章》）“惚恍”、“恍惚”，（《老子·第二十一章》）“无”，（《老子·第四十章》）“常”（《老子·第十六章》）等等。这些恍惚朦胧的模糊词，实际上也正是老子道不可道、道不可名的委婉表达。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道言观，对老子关于道言关系的思想进行了展开和发挥。应该说，庄子对道与言的关系论述得比较充分，其范围也比老子要广泛得多。

庄子指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知北游》）为什么道不可言、难于言呢？首先，道是不适合、不可以名称的。“夫道，　然难言哉！”（《知北游》）“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齐物论》）大道是不宜于表达的，大辩是不需要言说的。“道”讲出来就不是道，“言”争辩出来就有所不及。道自在自为，“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齐物论》）这就是说，顺着自然的路径行走而不知道它的所以然，这才是道。大道静静地运行，可它自己并不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既然天地不言，四时不议，万物不说，那么人也应法天法地，对其道不言、不议、不说。其次，言是难达于道的。道只是自在自然地运行，它存在于万物之中，而本身并不是物，它漫无边际，没有界域。“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所以语言是无法对它进行概括和指称的。“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则阳》）“言辩而不及”，“言未使有常”。（《齐物论》）“可言可意，言而愈疏。”（《则阳》）例如，《秋水》篇中河伯与海神的对话就涉及到了语言的能力问题：

河伯曰：“世之议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围’，是信情乎？”

北海若曰：“夫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故异便，此势之有也。夫精，小之微也；　，大之殷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

这段话的意思要说明的是，语言有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它只能说出有形世界里较粗糙的部分，不能概括较精细的部分，更不能表达无形的世界，而这个无形的世界就是道的领域。

道不可言，有语言能力的限制，但这并不是主要的依据。道不可言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语言与道之间的内在矛盾。在《知北游》中，庄子讲了一则耐人寻味的寓言：

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登隐　之丘而适遭无为谓焉。知谓无为谓语曰：“予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

知不得问，反于白水之南，登狐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问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将语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

知不得问，反于帝宫，见黄帝而问焉。黄帝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道。”

知问黄帝曰：“我与若知之，彼与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黄帝曰：“彼无为谓真是也，狂屈似之；我与你终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

这个叫“知”的人北游于玄水，分别向无为谓、狂屈、黄帝三人问道，无为谓闭口不答，狂屈想要回答，可想不起来从何说起，黄帝给“知”一个圆满而明确的回答。“知”又向黄帝提出了问题：现在我和你都知道什么是道了，可无为谓和狂屈还不知道，那么究竟谁是对的呢？黄帝的回答意味深长：那无为谓是真正对的，狂屈差不多，我和你终究不接近，知道的人不说话，说话的人不知道，所以圣人是“行不言之教”。

无为谓闭口不答，一言不发，因此是对的，是知“道”的，黄帝和“知”用语言表达出来反而是不知“道”的。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道不可言”主要不是取决于语言的能力，因为即使能用语言明明白白地说出了什么是道，道从根本上来说仍是不可言说的，所以这里不存在说的好与不好的问题。实际上，黄帝对道的表达应该说是非常准确，非常全面了。但即使这样好的表达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言说道的态度或相信道能够言说，这就已经背离了道。

庄子对人类语言本质的揭示，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古代思想家的深刻性。《天道》中庄子借老子之口表达了对语言的体认：“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为马也而谓之马。”这实际上反映出了庄子对名实关系的认识。在庄子看来，名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名者，实之宾也”。（《逍遥游》）语言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名如果用来指称人们约定的事物，那就是对的，是名与实相符：如果没有指称约定的事物，那就是错的，就是名不副实。

索绪尔是把语言的约定俗成性称之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并视其为他的符号学理论的第一原则。他的整个符号学理论体系正是建立在这一原则基础之上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决定了语言是一种特殊的价值系统。他指出，一方面，概念在符号内部似乎是听觉形象的对立面；另一方面，这符号本身，即它的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又是语言的其他符号的对立面。

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都不是从固定的角度来阐释道的特性，尤其是庄子，既把道归结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也把道化入到我们身边的具体事物之中。道是万物的精髓，物只是道的承载者、体现者。道未始有封，物亦如此。道通为一，物彼此并没有区别，其界限是不确定的，人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才对物进行了划界和区分，并对物分门别类地加以命名，形成相互独立的概念，而概念和事物之间的联系就需要语言作为中介。人们对事物认识以及认识本身总是不断地变化着，由此决定了语言也是不断变化的。用庄子的话来形容，语言就好像变动不居的“风波”。（《人间世》）

正是由于道的漫无边际和语言的变动不居，决定了“道不可言”，道不适合言。如果硬要给道划出界限，使道凝固化，道也就不称其为道了。“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齐物论》）这里讲的“畛”就是界域，就是是非的分界，也就是后来禅学所讲的“文字执”、“言筌”。“言筌”来自于庄子的“得鱼而忘筌”，类似于现代西方结构主义讲的“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认为，人类描述和解释世界需要借助于语言，可语言同时又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一道屏障。语言总有一种把一切东西都固定下来的规定欲望，人们的思维习惯又难以摆脱这种束缚，因而陷入“语言的牢笼”。而这种对语言的轻信，是由于没有从根本上理解语言的符号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