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霍华入世的基督信仰的影响

三、潘霍华入世的基督信仰的影响

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又译为朋谔斐尔、朋霍费尔，是德国新教神学家，主要著作有《追随基督》（The Cost of Discipleship，又译为《作门徒的代价》），其遗著《狱中书简》，原名《抵抗与服从》（Widerstand und Ergebung），于20世纪50年代出版，随后又以《为上帝被囚》为题在美国英译出版，在英美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被视为注重此世、正视世俗的新基督教生活方式的宣言，潘霍华本人也被视为激进的世俗神学的先驱，这种神学的核心是对现代世俗生活方式进行新的神学评价，这种评价表现出对历史和社会的注重此世的、经验论的、负责任的态度。潘霍华的思想对汪维藩影响至深，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摒弃廉价恩典，追求“昂贵的恩典”；二是坚守信仰，回到圣经，面对此世；三是“非宗教性解释”，在一个上帝不在场的社会和教会中，活出基督、彰显基督、体现基督。

在《追随基督》一书中潘霍华阐明了做基督徒意味着分担上帝的苦难、遭弃和被钉十字架，潘霍华认为作为一个基督追随者，意味着将以受苦般的方式面对这个世界的暴虐和不义，甚至以“赴死”的方式参与基督受苦的经历，以效法基督分担这个世界的苦难；在这本书中潘霍华主张追求昂贵的恩典而反对廉价的恩典:廉价的恩典就是将恩典视为一种教义、一种原则、一种制度，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却不对自己做真正的要求，以致“毒害”了跟随基督的生活；而昂贵的恩典则是必须再三寻找的福音，是必须祈求的礼物，是必须手扣的门，是必须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唯有昂贵的恩典能叫人得着基督的生命，反之，廉价的恩典却拦阻人亲近耶稣基督。

在《狱中书简》一书中潘霍华对俗世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新的评价，并提出了在此世的生活中心“非宗教性”的信仰上帝的计划。在潘霍华看来，俗世生活方式就是正面人生的一切责任和问题、成功和失败、经验和孤单，与基督一起同受人世的苦痛，一起看护人世。按照他的理解，“宗教”中的“上帝”被定义为“绝对、超越和无限之概念”，是人类自己设想出来的一位全能全知的神灵主宰，来帮助人类或是解决不能解决的难题或是在人类失败时给予支持，这一形而上学的抽象界定使上帝被理解为一种至高无上、无与伦比之本质，表明了人类的依赖感和懦弱感，宗教中的“上帝”实质上是被人类当作“意外救星”的“机械之神”⁽⁹⁰⁾，这种上帝观使人们逃避现实责任，满足于一种虚幻补偿，在这种观念的束缚下，基督教亦曾失去其信仰真谛，成为默然人生、静观彼岸的超越追求，而忘掉了耶稣基督之历史启示的本真所在，只是关心自己灵魂的拯救，而对人类群体及其现实社会却淡漠冷酷、无动于衷。潘霍华认为，以前的基督教会因为忽略圣经启示之“行动——存在”的本真而过于注重其“宗教外衣”，以追求“形而上学”、“人类中心”、“灵魂不朽”、“彼岸拯救”为己任，而将此岸与彼岸截然对立，并对自主发展的世界加以排斥和诅咒，显得与现实发展格格不入，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⁹¹⁾。

面对这一现状，潘霍华提出了“非宗教性解释”来告诫教会，所谓“非宗教性”的信仰上帝，是指在“世界现实中谈论上帝”，不把上帝视为彼岸世界的超验存在，而作为存在于真实之中的世界之主，这种信仰要求人们不再在自己生活的边缘、认识的极限上寻觅上帝，不只是在感到孤苦、软弱和绝望时呼唤上帝，而应在生活的中心，在其积极有为中体验上帝，必须看到上帝在世界真实之中的此在，悟透上帝在世上“软弱无能”、“在世俗生活中受难”的救赎奥秘。这种此岸性和世俗性正是要求人们为了这个世界而信仰，在今生今世作出信仰的见证，以献身精神积极承担起其在现实社会中的责任，完成其生存的神圣使命。潘霍华指出，教会不应该回避现实，而必须从政治、社会、道德各方面承担起世界的责任，“只有当教会为他人而存在时，它才称之为教会”，教会要使上帝的“话语”具有影响和力量，不是靠其抽象概念，而是看它作出具体的“榜样”，这榜样要体现出其在“此世的超越性”，这就要求教会在做到不向尘世的邪恶势力屈服，不与之同流合污保持洁身自好的同时，还要“为他人而存在”，参与拯救世界的事功，教会的唯一出路就是脱掉其宗教外衣，走向当代，面对现实，谋求与世界的统一，用信仰的眼光来看待现实发展，对世俗化加以新的神学解说，用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精神来参与人世的考验和磨难，以结束其停滞不前的状况，为基督重新赢得世界⁽⁹²⁾。

在很多人看来，按照潘霍华的观点将会推论出上帝已死的结论，而在汪维藩看来，这是对潘霍华的一种误读，潘霍华之所以提出在此世生活的中心“非宗教性”的信仰上帝，绝对不是否认“超越”和“神圣”，而是为了反对只靠信仰称义的廉价的恩典，主张追求负起自己十字架的责任的昂贵的恩典，为此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是为了在其积极有为的生活中心体验与上帝同在，而不是在孤苦、软弱和绝望时呼唤上帝。在汪维藩看来，与其说潘霍华是激进的世俗主义者，毋宁说他是虔诚的灵修主义者，只不过他和上帝相遇、相通的场所不在虚幻的彼岸、不在沉默冥想的灵魂深层，而在此岸现实生活的中心，在今世以基督在十字架受难的精神来参与人世的考验和磨难之中，在“为他人而存在”，参与拯救世界的事功中，他既彻底接受俗世，又对蒙难的基督有一种神秘的崇敬，正如谢扶雅先生所说，“出世不是消极或虚无，无宁积极到要跳入苦海去抢救众生”、“甘愿跃入尘世，去援救亿万苍生”⁽⁹³⁾。

汪维藩用心读过潘霍华的《追随基督》和《狱中书简》，称潘霍华是“二战以来最伟大的神学家”，并以“沿着他的传统与路径为荣”，潘霍华对汪维藩的影响不仅在于《狱中书简》“谜一般的语言、火一般的热情”⁽⁹⁴⁾对汪维藩心灵的震撼，以及潘霍华著作中所阐述的积极入世的灵修神学，更在于潘霍华以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精神参与人世的考验和磨难的基督信仰和甘愿跃入苦海、拯救苍生的信仰实践，潘霍华这种以“赴死”的方式参与基督受苦的经历，这种以行体信效法基督的品格和精神折服了包括汪维藩在内的大量基督徒，成为影响当代神学思想的重要人物，使得“今天，大量年轻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平信徒所持有的，正是这种此世的、世俗的基督教观点”⁽⁹⁵⁾。潘霍华的这种影响使得汪维藩的福音派神学不只注重个人灵魂的拯救，追求重生、成圣，还表现出对人类群体及其深处其中的现实社会的深深关切，充满了奉献社会、服务社会的牺牲精神，在汪维藩看来，这种在此世奉献的精神的不竭动力正是来自于其与上帝的相遇、沟通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