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象化理论之扩展

二、物象化理论之扩展

但广松涉并不满足于只对异化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一种独特的阐释，而是进而要在此独特阐释的基础上，对他所理解的马克思的物象化理论进行一种理论上的扩展。关于这一扩展，广松涉明确表示，“物象化这样的概念，不限定于人与人的关系的物象化，能否扩张到事物之间的反思规定关系的物性化以及实体化呢?笔者在此冒昧地持扩张的主张”。这说明，广松涉意识到，马克思是“将物象化概念的适用限定于人与人的主体际关系的物象化，而且在基始性上，是出现于当事主体们的直接意识的形式上”，也就是说，“如果说到‘物象化’这个词的用法的话，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将外延扩张到那个程度，这是文本上的事实”^[27]。而且，广松涉也明确谈到，马克思所作的限定使用情况，与他的扩张情况，“在‘现实的、理想的’形态的处理以及物象的性质规定上会产生若干差异”^[28]。广松涉对于物象化理论的扩展，大致上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仍在“人与人的主体际关系的物象化”方面进行扩展，另一方面则是扩展到“事物之间的反思规定关系的物性化以及实体化”上。

在第一个方面，如果说可以把马克思成熟期异化理论称为物象化理论的话，那么，它也只是限于对于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物化现象的阐明，特别是对商品价值与货币的本质、商品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的本质的说明。因而，如果将其推广到对于一般性的人与人的主体际关系的物象化，尽管还是限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范围内，事实上也已是一种扩展。这类扩展，用广松涉的术语来说，就是所谓“历史世界的本体论构造”。

这类扩展中一种最为切近的扩展是关于制度的物象化阐释。广松涉写道:“‘制度’乍看是独立于诸个人而存在，至少那对于诸个人的行为来说，的确具有所谓‘外在拘束力’……然而，很显然，这些社会形象，原来是人们的行为(也包括思考)的样式被固定化的东西，是人类活动的为他为我的应有状态固定并物象化的东西，是人类的行动、思想、感受的样式的物化。”^[29]进而，“社会——也包括被文明化的自然——环境的世界是走在前面的别人的行为及其样式被物象化的产物……人们在扮演某个角色时，将已知的条件作为新的社会形象变化性地加以再生产”^[30]，而社会的延续，不过是“人们作为某人的某人，将已知的条件变化地、再生产地物象化下去，所谓社会就存在于这个被构造化成四肢性的能动性中”^[31]。

关于信息世界阐释的物象化论扩展，大致上也属于一种比较切近的扩展。广松涉指出，所谓信息世界，“首先，被直接提供的是文字、语言声音、图像、姿态这类的‘感性形象’，而且只限于这类形象。这些‘感性事实’如果单单只当作这样的来被意识的话，信息世界是不能展现的。只有将这个事实当作某种更多的，某种另外的来被意识，信息世界才能在眼前出现”^[32]，而这种“更多的”、“另外的”东西，便是信息的内容，即意义。“信息内容只不过是以非现实的方式，以非现实的形象被传达而已。”广松涉在此看到了信息世界与商品世界的相似性:“可以说，信息世界的展开方法与价值在使用价值(物的货币体便是其典型)中得以体现，以及使用价值作为价值物有效是类比性的——现实的符号形象作为非现实的信息内容有效。”^[33]因而，所谓意义，便决非什么“超时空的存在性质”，亦非“意义的第三帝国”，而不过就是“主体际的共同活动的物象化”^[34]而已。

关于将仅限于说明商品拜物教以及与之相关的异化现象的物象化理论在社会生活领域内扩展，提升为一种用于说明各种社会生活现象的普遍的哲学方法论^[35]，从学理上看，应该说是合乎逻辑的，也是非常富有创新意义的。如我们前面所提及的那样，以主体际关系的物象化来说明信息、意义以及制度等社会现象，是非常深刻，亦颇具启发意义的。这当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在一种作为普遍的方法论意义上将作为人们的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主体际关系引进了对于社会生活现象的分析之中。对于社会事物的分析，人们要么往往只是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来进行，要么也只是用历史的“积淀”来简单笼统地一带而过，而未能形成一种能够细致地深入进行的方法。广松涉的扩展物象化论恰好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这就是其“现象的所与—意义的所识”、“能知的某人—能识的某人”的“四肢存在结构论”。正是通过这一扩展，广松涉将主体际关系的维度引进了对社会事物的分析之中，克服了源于近代主体性哲学只从主客体关系分析事物的理论缺陷。这一扩展也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于哈贝马斯所谓马克思的“过时的生产范式”^[36]的反驳。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对相互作用和劳动的联系并没有作出真正的说明，而是在社会实践的一般标题下把相互作用归之劳动，即把交往活动归之为工具活动”^[37]。广松涉的分析则表明，马克思并没有将交往活动归之于工具活动，而是相反。甚至我们还可以说，马克思关于“个人相互间的社会联系作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权力，不论被想象为自然的权力，偶然现象，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东西，都是下述状况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这里的出发点不是自由的社会的个人”^[38]的命题，除了具有一种对于事实性描述的含义之外，也具有一种规范性的含义，从而也就具有一种基于交往活动的批判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