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存在的本原性关系

一、自由与必然:人类存在的本原性关系

为了说明哲学的精神是一种解决自由与必然问题的努力，首先就要说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本原性结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是与人类俱生的，它构成了人类存在的张力场，人类无可逃避地要生活于这张力场之中，并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努力。

为什么说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构成了人类存在的本原性结构呢?简单地说，这是为人类独特的存在方式所决定的。人是这样一种存在物，他生存于“天”“地”之间。向“下”看，是人所源出的“大地”，即自然世界;向“上”看，是人类所想望的“天”，即理想世界;人类世界则存在于这“天”“地”之间，“立地顶天”而“与天地参”^[2]。天地人三界虽然并存，却有着各不相同的存在规律。在人类世界之下的自然世界是尚未为意识之光所照亮的黑暗王国。在那里，意识既未出现，就不可能存在自由，有的只能是自然必然性，即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性为自身开辟道路的自然必然性。这就是说，统治自然世界的是未被意识之光照亮的盲目的自然必然性。自然必然性是自然世界的存在规律，自然世界是一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在人类世界之上的理想世界，是一个为意识所设想出来的世界，因而是一个完全为意识之光所照彻了的光明王国，一个扬弃了任何必然性的自由王国，这也就是说，自由是理想世界的存在规律。而生存于大地之间即作为自然必然性王国的自然世界和作为自由王国的理想世界之间的人类世界，则既超出了自然世界而又未脱离自然世界，既指向理想世界而又未达于理想世界，这便不能不是一个必然性与自由交互发生作用的世界，一个自由与必然二律背反的世界。人类既然源于自然世界，既然立足于大地，便不能不像普通自然存在物一样受制约于自然必然性;而人类既然超出了自然世界而指向理想世界，便不能不同时又受作为理想世界之存在规律的自由的支配。这样，自然必然性与自由就共同构成了人类世界的存在规律，这二者的关系就构成了人类存在的本原性结构。这样一个结构是人类世界的独特的矛盾性结构或问题，它与人类共存亡。自然世界本来没有这个矛盾，彻底解决了这个矛盾的绝对自由的理想世界则不可能达到。因此，与单纯的受自然必然性支配的自然世界不同，亦与单纯的受自由支配的理想世界不同，人类世界注定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世界，一个不宁静的世界。“人是什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这的的确确道出了人类存在的本质。

自由与必然作为人类存在的本原性结构或本原性矛盾是如何现实地构成的呢?这是需要进一步考察的。

人类源自自然世界，特别地说，源自自然世界中最高级的部分即动物世界。但即便是在动物面前，它所存在于其中的世界也只是一个当下直接的世界，一个实然的世界，一个完全充实而无不存在的空间的世界，动物的活动或存在从根本上说来无异于一般自然物的存在。动物不具有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它的活动也就不是有意识的活动。动物的活动虽然是由自身控制的，但这种控制既然是无意识的，就只能类似于自动机的自身控制，其控制自身活动的程序，或来自先天的生理遗传，或来自后天在条件反射下形成的某种神经联系，总之都是某种前意识的东西。因此，动物的活动尽管不同于其他较低级的自然物，是由自身控制的，但由于这种控制不是自觉的，不是由动物的“自我”(动物无此“自我”)发出的，动物的活动就仍然像其他自然存在物一样，是一种“他律”，一种为其自身之外的自然必然性所支配的过程。不言而喻，这样的活动之中是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选择的。动物在一件事物面前固然也可以表现出某种类似于“选择”的东西，但这种“选择”并不是一种自觉的过程，并不是在意识到了事物的种种可能性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便并不是真正的选择，而毋宁说仍然是为自然必然性所支配的过程。所谓动物凭本能而行动，正是说动物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选择。而真正意义上的选择，却是任何意义上的自由得以可能的基本前提。所谓自由，首先正在于选择的自由;动物之所以无自由可言，完全为自然必然性所盲目地支配，从根本上说来，是因为动物缺乏进行真正的选择的基本前提——对活动的自觉或自我意识。而对自身活动的自觉或自我意识却是人类所特有的。这又是因为只有人类获得了达于意识、自我意识的现实条件——语言符号。马克思说语言是一种“现实的意识”^[3]，正是指明了意识实现的条件，正是语言把人类主观的心理活动规范化、普遍化、客观化，使之成为可操作的对象，才使得意识得以实现，动物式的心理活动得以被提升为人类特有的意识活动。一种活动的本质特征即在于该种活动的中介结构。正是作为人类意识活动的中介的语言符号，决定了这种活动的本质特征。当然，这里所说的语言符号是广义上的，并不限于通常所说的狭义的语言。当卡西尔说“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4]时，他所说的符号是一种包括劳动工具在内的广义的符号。我们这里所说的语言约略与之相当。但毫无疑问，狭义的语言是一种最为发达的语言符号。

那么，语言是如何使人获得选择的能力的呢?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由能指与所指两个极构成。语言的所指作为被表示的成分，它的量与人类活动的经验累积过程相关，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而语言的能指作为一种能力系统结构，却如列维—斯特劳斯所描述的那样，从其起源时起，就拥有一种难以使之与所指吻合的完整性^[5]。语言的这两个极之间明显地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人类的认识活动其实就是将其现实活动中的事物作为所指与能指匹配起来，形成知识等精神产品。但语言的能指既然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潜在的完整性，则其容量必定大于、过剩于依靠历史的积累的所指的量，因而，语言的能指不仅仅能够反映现实的事物或事物的现实性，而且还拥有足够多的剩余量去表现或“反映”非现实的事物或事物的非现实性。那些具有客观性的事物的非现实性或非现实存在的事物，表现于语言之中，与剩余的能指按一定规律相匹配，就构成了人类所把握的事物的可能性或可能性空间。这样一个可能性空间由于它所表现的是事物的客观的非现实的存在，因而在语言之外便自有其客观的对应物。显然，这种客观存在着的可能性空间对于没有语言能力的动物说来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关闭着的。正是语言，才为人类打开了这样一个可能性的世界，开放了事物存在的可能性空间。由于人类拥有打开事物的可能性空间的语言，在其面前的世界便不再像呈现于动物面前的世界那样，仅仅是一个纯粹实然的世界，而是一个现实性与可能性相互交错的世界。现实的事物或现实的世界也不再是唯一的事物或唯一的世界，而不过是多种可能性之中在特定条件下实现了的一种可能性，是无限广阔的可能性空间中凸现出来了的一点而已，他种可能性在其条件具备时也是能够成为现实的存在的。

有了语言之助力，人类就把自身从直接的现实世界之中解放了出来，而时时徜徉于可能世界之中。有了可能性空间作为参照系，人类就能够在语言之中重新构造现实世界，而不必现实地构造这一世界。在这种构造下，现实世界中所潜藏的多种可能性便无可隐遁其身，不得不在语言中对人类呈现出来。面对着由语言揭示出来的多种可能性，人便能够在其中进行选择，选择出某种可能性作为自己活动的目的。这种选择的可能性，正是人类自由的最基本的含义。有了相应于现实性或现实世界的可能性或可能世界，便有了选择的可能，而有了选择便有了自由，即有了与自然必然性对立的自由。动物之无自由可言，正是由于其缺乏开放可能性空间的语言能力，缺乏选择的前提。由于人拥有语言能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选择不仅是人的自由，而且是人的“宿命”。人不能不进行选择，从而人不得不自由;不做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即选择了不做选择。这种说法绝不是巧辩，而是指出一个事实，人既然被赋予了选择的能力，他便不可能再像动物那样凭本能而活动;他既然意识到了多种可能性的存在，他便不能够逃避选择，他无可避免地要在诸可能性中选择一种。

但是，单纯作为选择的自由，还只是一种抽象的内在自由。由于语言能指的剩余量不仅能表现客观的非现实性即客观的可能性，而且也能表现那种并非客观的抽象可能性，因而单纯的选择就更可能只是一种主观的行为，主观的自由，并不表现任何可实现的内容。人当然不能满足于这种抽象的、主观的自由，不能满足于仅仅在观念中欣赏自己所选择的理想世界。因为人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人不能单纯地生活于观念之中;人更为根本地是一种实在的物质性存在，更为根本地是生存于现实的物质世界之中的，人作为物质性的存在必然地要把作为观念性存在的理想实现于外部物质世界之中。但要把内在的自由实现于外部世界，就要求这种选择具有可实现性。所谓可实现性首先要求这种选择是一种客观的可能性，而不是一种主观的可能性;其次，更为根本地，要把内在的选择实现于外部世界，还必得借助于客观的物质性活动，特别是借助于物质性的活动中介。因此，为了使选择具有可实现性，就必须将选择限制在现实的物质中介系统所能够实现的范围内，即必须使所选择的目的服从于现实的物质中介系统的运行规律。而物质中介系统作为源于外部自然界的存在物，它运行的规律也就是自然必然性在人类活动中的特定体现。不仅如此，为要将选择的目的实现于外部世界，人还必须使自身的活动方式包括诸主体间的交往形式服从于物质中介系统所体现的自然必然性。总之，无论从物质中介系统看，还是从人自身的活动形式看，内在自由的实现都必须借助于自然必然性的中介。

这样，人的活动之中便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自由与必然两个极。人类活动的目的是把自己的自由选择实现于外部世界，在大地上建造起人间天堂，把自然世界改造成适合于人的目的的理想世界。但这一自由选择的目的的实现却必须借助于物质性中介，必须在活动中使自身服从物质中介系统的自然必然性。人类以自由的实现为目的，但却必须首先服从必然，这实在是一个不可摆脱的矛盾。不仅如此，这一矛盾还会随着人类活动能力的发展而日益深刻化。人类为了在更大程度和更高水平上实现其自由选择，便必须在更大程度和更深层次上借助于物质中介系统。人类社会的发展，从一个方面看，也就是物质中介系统的发展:从古至今，物质中介日益复杂精巧，人借助于它而能在更大程度和更高水平上控制、支配自然条件，在更大的可能性范围内实现自己的选择。这一方面表明了人在更大程度和更高水平上实现了自由的理想;但另一方面，这更大程度和更高水平的实现又是以更大程度的利用物质中介系统为前提的，是以更大程度地服从物质中介系统的自然必然性为前提的。因而这种更大程度地实现也就是人与物质中介系统的更大程度地互相掌握，即人更大程度地利用物质中介系统去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同时，也在更大程度上为物质中介系统所掌握，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了自然必然性实现其自身的一个环节。任何获取都不会是无代价的。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自由之得包含着自由之失，人类也不能不以更大的“失”去获得更大的“得”。人类控制自然能力的每一个进步，在事实上都是使人类活动的自由和必然这两个方面更为深刻地交织在一起。换言之，人类用以解决自由与必然之矛盾的方式本身就包含着深刻的矛盾。

人类无可避免地要在自由与必然这一矛盾中运动，这一矛盾是人类的本质，人类存在的本原性结构。人之为人，正在于他具有这样的矛盾，能够把这矛盾包容于自身之内。如果人不具有这一矛盾，不能把这一矛盾包容于自身之内，人的独特本质也就丧失了。人类立足于自然世界而追求理想世界，人的使命就是要把理想中的天堂建造于大地之上，要以自然世界为原料而构建起理想世界，超越于必然王国而达于自由王国。人要作为人而存在就不能不以此使命为天职，不能不永恒地在大地上劳作。《圣经》中上帝对走出伊甸园的亚当、夏娃必须辛苦劳作才能生存的诅咒^[6]，以宗教神话的方式表达了人类对自身使命或命运的领悟。人的使命就是劳作，就是借助于自然必然性去实现自由之理想。他不能从劳作中停下来，否则，他将失去人之为人的资格，重新回到他所源出的自然世界之中。人因此不能不同时受自由与必然两种存在规律的支配，在人前面是自由一极，在后面是必然一极，他不能不永恒地处于这两极之间，在这两极所交织成的张力场中永恒地劳作、奋争，由此劳作、奋争，人才得以与天地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