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原理每章总结

当代中国经济哲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张雪魁

一、何谓经济哲学：一个无法搁置的问题

学术界对经济哲学学科性质的研究，是从界定“经济哲学”这个概念开启的。目前，对这一概念存在四种不同的理解：经济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economics）、哲学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philosophy）、经济的哲学（philosophy of economic）、经济哲学（economic philosophy）。从经济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economics）这一概念出发，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被认为是经济学，即经济理论。用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哲学研究应该“从经济学结束和尚未开始的地方起步”⁽¹⁾，对经济学的逻辑前提、研究方法、认识旨趣、价值取向、命题系统、概念和人物谱系等进行哲学澄清和透视。这是西方经济哲学研究历来的传统，所以，在西方经济哲学著作中很少会出现“economic philosophy”这样的概念，更没有“philosophy of economic”这样的概念，而取而代之的一般是“philosophy of economics”这个统一的称谓。极少的一个例外是罗宾逊的《经济哲学》（Economic Philos-ophy）⁽²⁾一书，但从全书内容来看，她这里的“economic philosophy”实际所指涉的仍是“philosophy of economics”，因为，该书的研究对象恰是经济学的基本命题。

西方学术界约定成俗的“philosophy of economics”概念，对于我们准确定位经济哲学的学科性质至关重要：它表明经济哲学是内生于经济学本身的，也就是说，经济哲学是从经济学本身自然地引申出来的，而不是相反，即把经济哲学理解为哲学对经济学的概涉、把握、剪裁、附会、抽象、批判、干预和解构。质言之，以“philosophy of economics”观之，哲学在经济哲学研究中并不占有逻辑上和事实上的优先性，毋庸说，深入地研究经济学倒是从事经济哲学研究的前提性条件，没有对经济学本身的深刻把握，根本无从谈起经济哲学研究。在此意义上，经济哲学的经济学属性大于它的哲学属性。

从“哲学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philosophy）这一概念出发，经济哲学被理解为运用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来从事哲学研究。马克思是这种经济哲学传统的开创者。众所周知，许多人把马克思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铸成此种误解的实质乃是对马克思从事哲学研究的独特方法的误解：把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经济学批判而发动的划时代的哲学革命和获取的伟大理论成果（历史唯物主义）实证经济学化。要言之，马克思实现对德国古典哲学超越的逻辑起点和方法“在性质上最终是经济学的”⁽³⁾，即其本质乃是一种“哲学的经济学批判”。也就是说，从其哲学革命的性质来看，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实为“economics of philosophy”。至于在马克思走出德国古典哲学的羁绊而完成哲学革命即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运用这一原理所展开的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则已经属于另外一种性质的经济哲学研究了，即此时马克思是在“philosophy of eco-nomics”的意义上从事经济哲学研究的。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把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笼统地称为“economic philosophy”或者“philosophy of economic”，事实上，在马克思理论视域中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哲学，即“哲学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philosophy）和“经济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economics）。而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就独特贡献而言，理应是指马克思的“economics of philosophy”。因为，在哲学史上通过“哲学的经济学批判”而发动的哲学革命，马克思乃是独一无二的。

从“经济的哲学”（philosophy of economic）这一概念出发，经济哲学被理解为哲学原理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在这里，作为确定性的前提出现的是某种哲学原理，作为变数出现的则是某些经济事实、经济现象或经济观念。也就是说，当人们自觉地运用一定的哲学观念或哲学原理去理解并解释经济事实、经济现象或经济观念时，他们所从事的正是对经济的哲学研究。这里有两点需要澄清：第一，作为“philosophy of economic”的经济哲学，其研究对象是经济事实（economic things）、经济现象（economic phenomena）或经济观念（economic ideas），而不是经济学事实（things of economics）、经济学现象（phenomena of economics）或经济学观念（ideas of economics）；第二，经济的哲学把“经济”而不是“经济学”作为研究对象，而“经济”又几乎是所有社会科学学科都要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而且，任何社会科学学科在研究“经济”问题时，都不可避免地要受某种哲学理论的影响和指导。如此一来，所谓的“philosophy of economic”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对经济的研究也就不存在本质差别了，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差别只在于，人们是自发地跟着某种哲学理论走，还是自觉地运用某种哲学理论来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⁴⁾因此之故，将经济哲学定义为“经济的哲学”只能从哲学思辨的角度为经济哲学的存在价值提供一种牵强附会的辩护，而无法从研究对象上凸显经济哲学的学科独立性。

在区分了上述三个概念之后，“economic philosophy”只能被理解为是上述三个概念的杂陈，它的流行凸显了人们对经济哲学认识的模糊不清，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哲学研究尚处于散兵游泳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economic philosophy”已成为经济哲学界的一块遮羞布——在没有对经济学作深入了解和把握的情况下，在一片手忙脚乱中就匆忙上阵了，结果在经济哲学这班学术巴士上挤满了一批不速之客。

概言之，我们认为应该保留的经济哲学是“philosophy of economics”，考虑到马克思所开创的“哲学的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路径所具有的独特价值，我们赞同存在“economics of philosophy”。对于其他两个概念即“philosophy of economic”和“economic philosophy”，我们也不反对它们的存在，但它们不应在经济哲学这门学科中存在，而应该到传统哲学研究的某个领域中去寻找它们的位置。⁽⁵⁾

迄今为止，我国经济哲学界对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仍未能达成统一认识，因而，严格说来我们对“什么是经济哲学”仍然处于一知半解状态。这与西方学界将经济哲学明确定义为“philosophy of economics”，即将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严格地界定为经济学（理论）大为不同，国内多数学者仍把经济哲学理解为“philosophy of economic”，即认为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或者笼统地将经济哲学理解为“economic philoso-phy”。这样就把对经济事件、经济现象、经济问题或经济观念的哲学思辨，与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观等问题的研究混淆在一起，一股脑地全都堆砌在经济哲学的名下。这种对经济哲学研究对象因而对其学科性质的混乱认识，是导致目前我国经济哲学研究陷入种种误区和困惑的深层原因。

有学者呼吁，当前国内经济哲学的研究应该搁置“什么是经济哲学”的争论，转向对“重大经济现实问题”的专题考察。此说不无道理，但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如果不清楚“什么是经济哲学”，就必然不清楚“如何研究经济哲学”！因而，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是一个不能被搁置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急需一场货真价实的辩论和争鸣！

二、隐秘的逻辑预设：关注经济学的假设与有效性

现在我们都已知道，经济学中有许多前提假设，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这些假设都是潜伏在经济学理论之中的，起初就连经济学家自己也不清楚在他们的经济学理论中竟然暗含如此多的前提假设。即便在某些前提假设被揭示出来之后，仍有一个较长的时期，经济学家们除了对此表达惊叹之外，并没有给予它们过多的关注。我们看到，在当下的经济学研究中，任何一个规范的经济模型的第一项内容，都是对该模型的前提假设所作的解释和说明，这说明假设问题已引起当代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但问题是，他们并没有对那些隐含在主流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原初假设的有效性提出疑问，而是视之为自明。

1921年，弗兰克·奈特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第一次把经济学的前提假设作为研究中心，认为现代经济学面临的诸多困境都与它的前提假设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对于经济学研究来说，假设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只有在假定条件下，我们才能够进行清楚而富有成果的研究，但是，第一，假设所具有的价值大致是与其所依据的已有事实成比例的；因此，第二，科学的实际过程应由作出假设和对假设的检验构成；第三，假设就像黑箱一样，“一个假设就是一个问题”，揭示和解决假设背后所隐含的深层问题是推动现代经济学变革和发展的内在动力。⁽⁶⁾

如果说奈特的专著促使学术界开始自觉地认识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在经济学理论建构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那么，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1953）一文则把对经济学前提假设的研究推到经济哲学研究的最前沿。该文提出了两个与奈特论点截然不同的经济学假设命题：（1）与一个假说有效性的唯一相关的检验是其预测与经验的比较；（2）理论越有意义其假定就越不现实。⁽⁷⁾从某种意义上说，在1953年之后，围绕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展开的所有研究，都是对这两个基本问题的直接或间接地回答。目前，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已成为经济哲学研究的经典问题域。在这里，有三类问题需要研究：现代经济学中究竟潜伏着哪些基本假设？如何对其进行分类？其有效性如何？

首先是假设的辨识。研究经济学的前提假设，首要的问题是把以潜伏状态存在于经济学中的假设辨识出来。经过学界多年的努力，目前被辨识揭示出来的经济学的前提假设主要有：稀缺性假设、自利性假设、理性假设、不确定性假设、连续性假设和历史局限性假设等。在这里，每一个假设的内涵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经济学自身的变革而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因而需要逐一具体地加以研究。以稀缺性假设为例，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它指涉的是实物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等）的稀缺性；在制度经济学那里，它指涉的是绩效制度的稀缺性；在信息经济学中，它指涉的是有效信息的稀缺性。而随着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民主、生态、道德、诚信、信用等政治、文化和伦理因素也都被视为“稀缺性”资源，逐步进入当代主流经济学的视野。

再比如理性假设，现代经济学创立之初，原生态经济人追随的是苏格兰启蒙理性主义传统，它崇尚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但这一传统在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浪潮的冲刷下逐渐颓废、变质了，这就是：新古典经济人以法国启蒙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逐渐替代了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而由“原生态经济人”向“新古典经济人”的嬗变而引发的这场“知识骚乱”⁽⁸⁾，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演进、变革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事实上，这正是造成当代主流经济学诸困境的总的根源。近一时期，对新古典经济学完备理性假设的反思已经催生一个新经济学科群的勃兴：神经元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基因经济学和利他主义经济学等。⁽⁹⁾这些新兴学科运用包含“利他”倾向的“认知理性”、“交往理性”、“演化理性”、“价值理性”和“信念理性”⁽¹⁰⁾，来修正主流经济学单一“自利”的“完备理性”，推动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加快了经济学向人本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复归。

其次是假设的分类。一般说来，理论类型与假设类型是密切相关的，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会有自己独特的前提假设。比如，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学派虽然同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传统，但它们对人的理性预设却截然相反：前者把具有默会知识和有限理性特征的“行为人”作为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发展出一套与自然科学方法相反的“人类行为”方法⁽¹¹⁾；后者则把具有完备知识和完全理性特征的“经济人”作为基本预设，发展出一套与“科学解释覆盖率模型”几乎完全一致的“经济解释覆盖率模型”⁽¹²⁾。正是由于前提假设不同，奥地利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论证逻辑进行了颠覆性批判，从而在新自由主义传统内部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经济学流派：非决定论的分岔型自由市场理论和决定论的均衡型自由市场理论。鉴于前提假设对于辨别经济理论类型具有指标性意义，学者们区分了不同的经济学假设类型：可检验的经验假设和无需检验的自明假设、有经验内容的综合性假设和没有经验内容的分析性假设、基本假设和辅助假设，内核假设和外围假设，等等。在研究过程中，为了各自不同的研究目的，不同的学者会采取不同的假设分类方法，甚至将同一假设归属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假设类型之中。

举例来说，与一般学者把经济人“自利性假设”视为现代经济学的最根本的逻辑前提不同，主流经济学家们却认为“稀缺性假设”才是现代经济学的始源性假设，其理由是：如果各种资源都是丰裕的，自利、理性、不确定性、连续性和历史局限性这些假设都将变得没有意义。⁽¹³⁾这种争论背后隐含着两种不同甚至相反的对现代经济学的认知逻辑：一般说来，我们很难从“稀缺性假设”出发来对现代经济学提出有说服力的批判，所以，我们看到的许多经济学批判都充满着伦理情感和道德义愤，而伦理情感和道德义愤面对冰冷的实证数据，往往是苍白无力的。事实上，主流经济学正是以“稀缺性假设”所蕴含的效率和实证原则来反制和对抗外界对它的道德“虚无主义”批判的。

最后是假设的检验。在弗里德曼看来，经济学假设的有效性与经济学理论的有效性密切相关，而对经济学理论有效性的检验，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其预测的结果与实际发生的经验事实相比较，如果预测结果与经验事实是一致的，那么理论就是有效的，进而理论的假设也是有效的。弗里德曼坚持认为，理论的有效性与假设的现实性没有必然关系，甚至“理论越有意义其假定就越不现实”。

弗里德曼假设论点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史称“假定之战”⁽¹⁴⁾。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学界，这场论战基本上是在科学哲学所框定的问题域内展开的，它最终演变成一场漫无边际的争吵和肆意的人身攻击，无果而终。沿着同样的研究路线，我国经济哲学界也试图运用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实在论与非实在论等科学哲学命题，来解决弗里德曼论点提出的“假设有效性检验难题”。鉴于西方学界争论的经验，这样的重复研究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¹⁵⁾原因在于，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科学哲学自身所面临的困境，使得它在经济学假设问题的研究中，根本无法作为一种有效的理论工具发挥作用。这再一次说明，哲学的外在“干预”试的经济哲学研究路径是行不通的。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有学者另辟蹊径，抛开弗里德曼式的含混的科学哲学路线，运用奈特式的从经济学理论自身出发层层剥离的方法，围绕经济学假定的“四个逻辑跨越”问题，并伴之以命题案例分析，对假设有效性问题给出了一种新的回答。⁽¹⁶⁾这是一种值得尝试的研究路径。

总的看来，我国经济哲学界对经济学前提假设研究的重要性已有了充分的认识，要想把研究引向深入，必须尽快走出传统科学哲学的思维逻辑及其框定的基本问题域，克服外在干预式研究的思维惯性，注意把不同的经济学假设放到具体的经济学理论背景之中，从命题个案入手，寻求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的突破。

三、经济学知识的限度：经济学认识的研究的新趋向

很长一个时期内，经济学认识论研究主要是围绕两个传统问题展开的：一个是经济学理论的有效性的判定标准问题；一个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问题。近期，人们对这两个传统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提法，就是将它们具体化为经济学知识的性质和适用边界问题，即经济学知识的限度问题。这种新趋向使得原本抽象的经济学认识论研究更切近现实和实践意义，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传统研究中，经济哲学界对前一个问题的讨论是沿着经典科学哲学认识论的路向进行的。经典科学哲学为检验理论的有效性或者真理性提出了两个标准：一个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可证实性”标准，一个是以波普尔证伪主义为代表的“可证伪性”标准。按照可证实性标准，对经济理论（模型）的有效性的检验，是通过一组经验数据的回归分析来进行的，如果经验数据与经济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和预测是一致的，或者是大致拟合的，该经济理论就被认为是有效的。可证伪性标准则认为，经济理论的有效性的标准只有通过可证伪性才能获得检验。因为，即便经济理论被证实了无数次，但只要有一次被证伪了，该理论的有效性也就被否定了。

在这里，最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经济学事实”。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事实”的理解一直受逻辑经验主义的影响，后者主要是基于牛顿物理学的研究模式和思维方法，在拒斥形而上学和严格区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基础上，赋予观察事实以纯客观的性质和优先地位。受此观点的影响，在主流经济学家那里，经济学中的事实经常被认为与经典自然科学中的事实具有相同或类似的客观属性。这就意味着，经济事实在经济学建模、证伪和选择理论时应该而且可以发挥“判决性”作用。然而，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理论模型与经济事实之间频繁地表现出相悖离的性质，经济理论经常会面临被经济事实证伪的危险，这迫使主流经济学家又不得不采取“免疫策略”：或者故意将经济事实（economic things）萃取为经济学事实（things of economics）为其理论辩护，或者不惜用拒绝经济事实的办法为其理论辩护。在这里，经济学遇到的困境与经典科学哲学认识论自身面临的困境是内在一致的，只不过一个是对“经济学事实”的错误认识使然，一个是对“科学事实”的片面认识使然。为了走出困境，当代科学哲学发展了一种新实在论，即语境实在论。

语境实在论者认为，科学理论不再是命题的集合，而是模仿世界内在机制的模型集合；科学的话语不再是关于真实世界的话语，而是关于模型世界的话语；理论模型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相似性、境遇性关系，而不再是固定的符合性、再现性关系。在这里，确定性虽然依旧是科学研究追求的最终目标，但它不再是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真正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不确定性。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图景告诉我们，以大科学观的形成为标志，人类已进入一个大科学时代；而大科学观替代经典科学观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这标志着继“牛顿革命”和“哥白尼革命”之后，人类思维方式发生了第三次大变革——不确定性世界观的形成。遗憾的是，经济学自身却很少以这种大科学观的视界来审视自己，以致它还困守在牛顿力学确定性的围墙之内，幻想成为经典物理学意义上的科学。如果我们能够在“语境实在论”和“大科学观”意义上凸显经济学的科学属性⁽¹⁷⁾，比如运用混沌理论所揭示的不确定性世界观来考察经济学理论的有效性，或许可以在现代自然科学革命中为经济学变革寻觅一个“大科学”路向。⁽¹⁸⁾大科学观和语境实在论的引入，预示着经济学认识论研究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问题域，该问题域与经典科学哲学的问题域是根本不同的。可惜的是，这种新动向尚未引起国内经济哲学界的关注。

传统经济学认识论研究所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问题。文艺复兴以降，自然科学所做的一切可用一句话来概括：追求确定性。这种局面直至20世纪初叶并没有发生根本改观。而自亚当·斯密创立现代经济学始，以“李嘉图恶习”为标志，主流经济学便走上了自然科学化的道路，寻求确定性也就成为其始终如一的学科目标。这种局面，即便是在20世纪经典自然科学确定性的围墙被推倒之后，迄今仍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

这种致命的自负为经济学知识营造了一种确定性的幻象，这种知识幻象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学知识的性质缺乏一种科学认知，模糊了经济学知识的边界，忽视了经济学知识的限度，造成对经济学知识的盲目乐观和盲目崇拜。在一定意义上，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在转型国家所制造的种种灾难，都与人们对经济学知识不加反思地接受和盲从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正印证了凯恩斯的那句名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更为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¹⁹⁾

在谈到经济学知识的性质时，弗兰克·奈特曾指出：“社会上的真理就如同个人身体中的马钱子碱，在特定条件下少量使用，它会是一种药物；否则一般地使用，则会是剧毒。”⁽²⁰⁾哈耶克则从主流经济学对建构论理性主义的崇拜中，嗅到经济学对确定性知识的寻求是多么的危险：“理性恰如危险的炸药，使用得当可使人获益甚大，若粗心大意，它也足以毁掉一个文明。”⁽²¹⁾在哈耶克看来，斯大林主义的“狂妄计划”与新古典主义的“一般均衡”带给人们的错误认识和实践灾难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因为，二者都是以完备知识为前提条件的，而这个假设是虚幻的。

正如哈奇森所言，在当下，“努力澄清经济学的知识和无知的范围和界线”，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²²⁾在这方面，国内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进展是通过对传统知识论的梳理，将知识论区分为确定性知识和不确定性知识两种传统，进而在不确定性知识传统内来反思“经济学知识的边界问题”，也就是经济学知识的“能”与“不能”的问题。⁽²³⁾另一个重要的进展是对“默会知识”的研究，默会知识理论是由吉尔伯特·赖尔、迈克尔·波兰尼和哈耶克三位学者共同提出来的，它被认为是继笛卡尔和康德之后认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哥白尼式的革命”。⁽²⁴⁾遗憾的是，迄今为止，默会知识观对于反思经济学知识的性质和限度所具有的认识论意义尚未被充分认知，其中蕴含着一个经济学认识论研究的新领域，值得认真发掘。

四、传统科学哲学的迷障：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在困境中探寻

著名经济哲学家博兰在其经济学方法论专著《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多次抱怨主流经济学家拒斥、讨厌甚至蔑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流经济学家对待方法论，犹如正人君子对待性问题一样。”到了20世纪80年代，方法论被允许走出私室，在许多主要杂志上偶尔也可以看到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章，但是，这并未扭转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误解。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主流经济学家对待方法论研究的态度采取了一种更具侮辱性的方式，即径直告诉那些致力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学者：“对不起，请免谈方法论，我们是经济学家。”⁽²⁵⁾直到20世纪末期，主流经济学界也没能最终从拒绝方法论的情结中走出来，弗兰克·哈恩在退休时还不忘告诫自己的学生：“年轻经济学家应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讨论经济学中的数学，至于方法论，根本就不要去想”。⁽²⁶⁾为什么如此多的经济学家如此反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呢？为什么满怀救赎心态的经济哲学家在经济学家那里遭如此冷遇呢？

显然，我们无法将这种现象完全归罪于经济学家的傲慢和偏见。问题的另一面还在于，哲学家喜欢扮演救赎者的角色，但是，他们对自己所持有的哲学工具在“干预”经济学过程中的有效性，几乎从来不加怀疑，他们似乎从来都没有对这样的问题产生过疑问：哲学方法论就一定适用于对经济学方法论的考察吗？答案是否定的。马克·布劳格曾经认定“经济学方法论仅仅应该被理解为应用于经济学的科学哲学”⁽²⁷⁾，这种论点在经济哲学界产生了长期而巨大的影响。即便是在今天，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仍行驶在科学哲学这条轨道上。学者们纷纷运用“库恩范式”、“科学纲领方法论”、“科学解释覆盖率模型”等这些既成的哲学范式外在干预式地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然而，如果说这样的方法论研究不是乱贴标签的话，更多地也只是带有“学术娱乐”的性质，对经济学发展并无所裨益。

正是由于看到了传统科学哲学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所发挥的消极作用，当代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更多地带有对经典科学哲学进行反思的倾向：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实验”方法的研究，揭示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根本区别，指出自然科学方法在经济学中运用的限度及其引发的学科困境⁽²⁸⁾；通过对科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内在关系的研究，揭示科学哲学对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深刻影响，进而透过经典科学哲学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自身受到的挑战，进一步剖析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所必然面临的困境⁽²⁹⁾；通过对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学科分野的研究，透析现代经济学“去伦理化”和“去政治化”的曲折历程，揭示经济学科学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其消极影响⁽³⁰⁾；通过对演绎主义与历史主义方法论论战的研究，揭示二者对峙的社会历史根源，展望二者融合的前景及其意义⁽³¹⁾；通过对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对经济学的分析单元及其有效性给出哲学说明⁽³²⁾；通过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真”与“伪”的考辨，揭示西方经济学内部在个体方法论上的认识分歧⁽³³⁾；通过将自组织理论、演化理论、混沌理论、认知科学等引入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追求确定性知识为目标的经典自然科式的研究范式给出批判，指出其内在的目的论和决定论本质；通过将语言哲学引入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一方面对语言进行经济学分析，另一方面对经济学语言进行哲学分析，形成了语言哲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互动⁽³⁴⁾；等等。

除了经典科学哲学的影响之外，当代西方法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还存在另外两个问题：一是研究多停留在抽象层面，对促进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改进和转变很难发挥实际功效。仅以方法论个人主义研究而言，笼统的批判过多，深入具体的研究较少，比如对“基因”（神经元经济学）、“原子式个体”（新古典经济学）、“社会性个体”（人本经济学）、“民族国家”（历史学派）、“制度”（制度学派）、“商品”（马克思经济学派）这些分单元，究竟何者优、何者劣，为何优、为何劣，以及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究竟是如何表现出来的，都需要开展深入具体的研究，而不是一概否定，或者一概肯定。二是尚存在不少研究空白。比如新古典经济人范式的“知识论转向”、奥地利学派的“人类行为”⁽³⁵⁾方法、奈特“不确定世界”⁽³⁶⁾的经济学方法论意义、凯恩斯的“信念人模型”⁽³⁷⁾等，都还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尚未展开。

除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之外，另一个领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在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一直都比较活跃，比如对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的阐释、对《资本论》以“商品”为基本分单元的经济分析方法的阐释、对马克思经济学历史主义方法的阐释、对经济人范式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系的阐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逻辑预设的阐释等。⁽³⁸⁾这些研究都从方法论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独特贡献作了深入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方法论层面的反思，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研究的开展。这里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对“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误读，即将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黑格尔化⁽³⁹⁾，这一点值得高度重视。

五、世纪之交的“本体论转向”：经济学本体论研究的兴起

乍看起来，本体论研究，这个曾经被誉为“第一哲学”的问题，即便是在纯哲学领域似乎也已经不常见了。这是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带给人们的一个极大的误解。事实上，后黑格尔时代，特别是海德格尔对“存在”意义的揭示，再一次吹响了复兴本体论研究的号角。也许有人会认为，即便是本体论研究在正统哲学领域获得复兴，提什么“经济学本体论”研究也是滑稽可笑的。这样的认识只能说明我们对国际经济哲学研究还缺乏真正的了解。事实上，在世纪之交，西方学界就已经提出了经济哲学研究的“本体论转向”问题：“近年来，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在1970和1980年代间的方法论争论基本上集中于认识论问题，包括理论的建构和评价，就当前而言，人们的兴趣集中于对经济学家来说是基础性的但又是含混不清的假定上面，这就是有关经济学领域诸实体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问题。”⁽⁴⁰⁾

据《凯恩斯经济哲学》（2003）一书编者的考察，Winslow的《组织依存、不确定性和经济分析》（1989）一文“是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本体论转向’的最早的一个例证”。该文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本体论问题作了深入分析，指出凯恩斯经济学本体论的主要特点是拒绝“原子论假设”，引入“有机体假设”，而后者在凯恩斯经济模型中居于基础性地位。⁽⁴¹⁾另外一位长期致力于经济学“本体论分析”⁽⁴²⁾的学者Lawson指出：“虽然主流经济学家很少关注经济学的本体论问题，但是非主流经济学家，如哈耶克、马歇尔、马克思、门格尔、凡勃仑和凯恩斯等，却对经济学本体论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关注。”Lawson还在经济学领域第一次提出著名的“归纳法的本体论预设”（the ontological presupposition of induction）问题，并据此分析了凯恩斯经济学的本体论特征，他认为凯恩斯在《概率论》中对“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的性质作了严格区分，而《通论》就是建立在这个“本体论区分”的基础之上的。⁽⁴³⁾

与Lawson不同，Crespo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出发，结合亚氏的《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对经济学本体论给出了一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诠释。他认为亚氏的“the economic”一词既可以用作名词，也可以用作形容词，作为名词“the economic”既可以表示自足的“实体”（entityes）或“存在”（being），也可表示“偶性”（accidental properties），而“the economic”作为形容词却只有一种含义，即代表“偶性”。Crespo认为，亚里士多德是把“the economic”作为形容词来使用的，在此意义上，所谓“经济”乃是一种实践智慧，而不是一种抽象的实体，它具有四重含义：一种行为（a action）、一种能力（a capacity）、一种习惯（a habit）和一种科学（a science）。“经济”的前三重含义乃是人们为过上一种好生活而管理自己的财富的惯常行为，即家政管理的艺术，只有第四重含义才接近于今天我们所说的“经济学”。亚氏还严格区分了理论科学（theoretical science）、实践科学（pratical sci-ence）和技艺科学（technical science），在他看来，经济学与政治学和伦理学一样同属于实践科学。这是亚氏基于他对“经济”的本体论解释而对经济学的学科属性给出的判断。在他看来，经济学研究的是一种充满人类实践智慧的“内在活动”（immanent actions），而不是一种“工具活动”（transitive actions）。这与今天人们将经济和经济学理解为一种“致富术”或者“富国术”大为不同。⁽⁴⁴⁾

经济学本体论研究的另一个分支是对创新的本体论诠释，他们称之为“创新本体论”（the ontology of innovation）。根据Allen Oakley的“本体论优先性”（ontological priori-ty）⁽⁴⁵⁾命题，Courvisanos通过奥地利学派、制度学派和熊彼特学派的创新理论发现，创新活动是蕴涵在“一个连续的有机结构的相互关系”之中的，因而创新是一个“不可逆的遍历过程”（the traverse process of irreversibility）和“回溯性的计划规划过程”（a retroduction-ist planning process）。⁽⁴⁶⁾Lane和Maxfield认为实际上存在着三种不同性质的不确定性，即真实的不确定性（truth uncertainty）、语义的不确定性（semantic uncertainty）和本体的不确定性（ontological uncertainty），这其中本体的不确定性对创新过程来说尤其重要；他们从微观经济个体行为、中观经济组织互动关系和宏观市场结构体系三个层面揭示了本体的不确定性在创新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指出创新是与经济世界的内在不确定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本体的不确定性所有具有的不可预期性，使得创新不具有计划性，换言之，在本体论不确定性的意义上创新是一种自组织行为。⁽⁴⁷⁾

经济学本体论研究的又一分支是“社会本体论”。2002年《经济学与哲学》（Econom-icsand Philosophy）杂志第18期刊发了一组关于“解释与社会本体论”的论文：“解释与社会本体论：理性选择理论和社会解释”⁽⁴⁸⁾、“解释与社会本体论2：解释一元论和经济学帝国主义”⁽⁴⁹⁾、“解释与社会本体论3：我们能够摆脱社会事实的结构解释吗？”⁽⁵⁰⁾这些论文对与经济学解释相关的“社会本体论”（social ontology）、“结构主义本体论”（ontology-struc-turalism）、“整体论个人主义”（holistic individualism）、“本体论个人主义”（ontological indi-vidualism）、“因果原教旨主义”（causal fundamentalism）和“解释多元主义”（explanatorypluralism）等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

经济学本体论研究的再一分支是“演化本体论”。Hodgson在《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从类比论到本体论》一文中指出，Dewey、Mayr和Dennett等人基于达尔文主义把现存所有事物都解释成无目的的机械因果过程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按照这种宿命论解释，人们不得不臣服于一种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必然性之中。这正是达尔文对事物的因果性存在做出的“本体论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但是经济学家不能对这种因果性的“本体论承诺”作出过度反应，以至于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容忍用意图解释替代因果解释并将此作为最终的理论方法。⁽⁵¹⁾经济世界是一个因果与意图叠加的极度复杂的世界，经济学研究既不可走向纯意图论并因此舍弃对经济规律的探求，又不可以盲信存在绝对确定性的经济规律而不顾人类经济活动的意向性和复杂性。

由此看来，经济学本体论研究已成为西方经济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这种“本体论转向”正在推动现代经济哲学研究转向一个全新的问题域：经济世界的生存论和存在论意义需要深刻地被揭示，进而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学方法论、认识论、价值观研究也需要在一个全新的基底上被重新考察。这种问题域的转换说明，西方经济哲学研究在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徘徊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开始走向现代哲学的问题域——本体论问题，亦即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的意义问题，特别是作为“人之在”的“此在”的意义问题。应当说，国内学界对上述“本体论转向”已有所认识，相关研究也在展开。⁽⁵²⁾但总体而言，自觉提出并研究经济学本体论问题的学者并不多，这是一个亟待拓展的研究领域。

六、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斗争：经济学价值观问题引发高度关注

经济哲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围绕经济学的价值观问题展开的，其实质是经济学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斗争问题。亚当·斯密创立现代经济学之初，经济学与伦理学原本是融为一体的，马歇尔曾指出：“经济学是它的主人即伦理学最忙碌的女仆。”根据马歇尔的这个判断，庇古认为经济学“就终极目标而言，她并不是她自己，而是推动目标实现的一个手段，一个工具，她的完善或许能够对改进人类的生活状况有所助益”⁽⁵³⁾。阿马蒂亚·森甚至把经济学的伦理学传统上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⁵⁴⁾然而，如今经济学与伦理学已分化到两个完全不同的知识领域，以至于围绕经济学“价值有涉”和“价值无涉”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甚至达到相互交恶的地步。

关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坚持从西方主流经济学出发的学者认为，应该对“能不能分离”和“应不应该分离”作出严格的区分，即使经济学家难以逃脱价值判断的纠缠，这也不应该成为我们将价值判断引入经济学研究的理由，相反，正是价值判断时时刻刻都在困扰着经济学研究，我们才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价值判断，在主观上高度警惕价值判断带来的负面影响：价值判断的引入会导致关于因果问题的极为混乱的推理，因而，人们几乎没有任何理由把对经济中因果关系性的问题与收入分配中道德上的功过是非联系起来。

在今天的中国，关于经济学与伦理学能否和应否相分离的问题，已经演化成一场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斗争，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观分野。一种观点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是维护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价值取向深刻地影响着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偏好，即它是资本利益的代言人，因而，西方经济学是“富人经济学”。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它必然把作为无产阶级的穷苦人们的利益放在首位，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穷人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西尼尔就曾坦陈：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是“富人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穷人政治经济学”。⁽⁵⁵⁾国内学者引用西尼尔的观点作为批判西方经济学意识形态的论据，西方学者则有不同的看法。莱博维奇认为《资本论》是“资本的经济学”而不是“劳动的经济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资本主体化的同时，也把工人过度工具化了，这样造成主体性资本与工具性劳动的对立的虚幻性，马克思没有看到工人劳动的创造性的一面，因而在不自觉中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同谋，掉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陷阱。⁽⁵⁶⁾

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斗争，在教学领域以另一种面目表现出来，即对经济学教育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产生了巨大分歧。一种观点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立场出发，认为经济学的教育不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而只是分析工具的教育，因而经济学教育不但要去伦理化，而且还要去政治化，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支配的国家，经济学教育更应该讲求实证性、科学性，去除价值判断，去除党性原则，尽力保持价值中立。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但社会科学不同，它反映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不同社会阶层阶级的利益，不可能脱离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作出价值中立的判断。在这种观点看来，经济学教育不能回避意识形态，经济学也不能去政治化，去政治化的实质就是去马克思主义化。⁽⁵⁷⁾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注释】

(1)【英】西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Joan Robinson：Economic philosophy，Penguin Books，1964.

(3)【法】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页。

(4)俞吾金：《经济哲学的三个概念》，《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5)关于经济哲学学科性质的讨论，主要文献可参阅崔绪治等：《论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余源培等：《经济哲学刍议（五篇）》，《新华文摘》1997年第8期；陈新汉：《经济哲学不是什么和是什么》，《新华文摘》1997年第8期；钟国兴：《经济哲学的定位问题》，《光明日报》1998年4月3日；曾祥云：《经济哲学：哲学与经济学的联盟：“全国经济哲学高级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蔡灿津：《论经济哲学的学科性质》，《东南学术》1998年第4期；余源培、赵修义、俞吾金、张军、程恩富、张雄和石磊：《关于经济哲学的笔谈》，《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陈章亮：《论哲学与经济学结盟的重大意义》，《新华文摘》1999年第2期；郑有胜：《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与主题》，《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1期；张雄：《经济哲学研究的图式》，《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袁经文：《经济哲学学科归属的误区》，《学术界》2001年第3期；余源培：《论经济哲学的学科性质和一般研究思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张雄：《西方近、现代经济哲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哲学动态》2003年第2期；宫敬才：《为什么要有经济哲学》，《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21日；刘敬鲁：《论经济哲学的部门学科性质》，《哲学动态》2002年第6期；徐树林：《给经济哲学一个说法》，《博览群书》2005年第1期；陈志生：《经济学学科性质的哲学思考》，《兰州学刊》2007年第4期；曾祥云：《论经济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宗鲁：《试论经济哲学研究的基本性质》，《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沈尚武：《经济哲学的内涵探析》，《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6)【美】富兰克·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再版前言），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7)Friedman，M：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p.1—22.

(8)相关文献参阅【英】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8页。

(9)【美】赫伯特·金迪斯等著：《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美】阿尔多·拉切奇尼和保罗·格林切尔等著：《神经元经济学：实证与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美】丹尼尔·卡尼曼和保罗·斯洛维奇：《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Keynes，J.M：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Ⅷ：Treaties of Probabilit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3.

(11)Mises，L.von：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Fox and Wilkes San Francisco，1966.

(12)【美】亨普尔：《自然科学的哲学》，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

(13)相关文献参阅汪丁丁：《经济学家的三个预设》，《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页；杨利：《再论经济学的基本预设》，《读书》1999年第2期。

(14)陶永谊：《旷日持久的论战：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15)李和平：《弗里德曼论点及其争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16)吴瑞敏：《F—命题：四个逻辑跨越何以可能》，《东岳论丛》2008年第6期。

(17)狄仁坤：《走向大科学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哲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18)张雪魁：《混沌、不确定性与经济学认识论》，《江汉论坛》2009年第1期。

(19)【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6页，

(20)【美】富兰克·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21)【英】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5页。

(22)Hutchison，T.W.：Knowledge and Ignorance in 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p.5.

(23)艾佳慧：《知识的“能”与“不能”》，《读书》2007年第5期。

(24)张一兵：《科学、个人知识与意会认知》，载【英】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代译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5)【美】劳伦斯·A.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26)Lawson，Tony：Why are so much economists so opposed to methodology？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1994（1）.

(27)【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页。

(28)狄仁坤：《走向大科学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哲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29)张雄：《经济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0)宫敬才：《经济学名称的黑格尔之“舞”及其意味》，《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11期。

(31)相关文献参阅姚洋：《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读书》2006年第12期；宫敬才：《极端的跳跃还是极端》，《读书》2007年第4期；韦森：《经济学的性质与哲学视角审视下的经济学》，《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3期。

(32)宫敬才：《经济个人主义的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3)邓正来：《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研究》，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待译序），三联书店2003年版。

(34)相关文献参阅汪丁丁：《语言的经济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6期；薛治龙：《谈西方经济学的数学语言和抽象分析方法》，《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2年第2期；韦森：《当代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与经济学的语言反思》，《河北学刊》2003年第1期；宋金芳：《语言经济学的政策分析及其借鉴》，《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熊德斌：《语言、信息、制度效率的经济学分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周端明：《语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黄卫挺：《经济学视角下的语言动态分析》，《制度经济学研究》2008年第1期；段胜峰：《词与物的价值：语言科学与经济科学的融通》，《求索》2008年第2期；张卫国：《经济理论、数学运用与经济学语言》，《经济评论》2008年第2期；代东凯：《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一个语言经济学的分析》，《学术交流》2008年第5期；陈洁：《语言经济学在欧洲：与加拿大研究的比较》，《科技信息》2008年第18期。

(35)Mises，L.von.：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Fox and Wilkes San Francisco，1966.

(36)【美】富兰克·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37)Keynes，J.M.：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Ⅷ：Treaties of Probabilit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3.

(38)相关文献参阅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孟捷：《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俞吾金：《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曾启贤：《经济分析中的人》，《经济研究》1989年第5期；周肇光：《关于资源有限与需求无限假设的理性分析》，《经济问题》2004年第2期；周新城：《决不能把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刘凤义：《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假设运用的本质区别》，《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

(39)俞吾金：《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299页。

(40)Runde，J.and Mizuhara，S.（eds）：The Philosophy of Keynes’s Economics：Probability，Uncertainty and Conven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p.8.

(41)Winslow，E.G.：Organic Interdependence，Uncertainty and Economic Analysis，Economic Journal（1989）99：1173—1182.

(42)Lawson，T.：Economics and Reality，London：Routledge，1997.

(43)Lawson，T.：“Keynes’s Realist Orientation”，in Runde，J.and Mizuhara，S.（eds）The Philosophy of Keynes’s Economics：Probability，Uncertainty and Conven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pp.159—169.

(44)Ricardo F.Crespo：The Ontology of“the economic”：an Aristotelian Analysi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06）30：767—781.

(45)Oakley，A.：Reconstructing Economic Theory：The Problem of Human Aency，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2.

(46)Jerry Courvisanos：The Ontology of innovation：Human agency in the pursuit of novelty，History of Economics Review，Winter 2007，Iss.45，pp.41—59.

(47)David A.Lane and Robert R.：Maxfield，Ontological uncertainty and innovation，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2005）15：3—50.

(48)John Ferejohn：Symposium on Explanations and Social Ontology1：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social ex-planation，Economics and Philosophy，（2002）18：211—234.

(49)Uskali MaeèKi：Symposium on Explanations and Social Ontology2：Explanatory Ecumenism and Eco-nomics Imperialism，Economicsand Philosophy，（2002）18：235—257.

(50)Symposium on Explanations and Social Ontology3：can we dispense with structural explanations of social fact？Economics and Philosophy，（2002）18：259—275.

(51)Geoffrey M.Hodgson：Darwinism in Economics：From Analogy to Ontology，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2002）12：259—281.

(52)相关论文参阅张雄：《欲望与市场：关于市场非理性因素的经济哲学思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俞吾金：《经济哲学的三个概念》，《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宫敬才：《经济学的本体论问题》（内部交流稿）；宫敬才：《为什么要有经济哲学》，《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21日；徐尚：《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及其缺陷：一个基于演化本体论视角的阐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年第11期；杨晓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体论研究特征及当代意义》，《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2期；杨悦：《“经济”的知识论与目的论》，《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5期；鲁品越：《货币力量的深层本体论》，《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

(53)转引自O’Donnell，R，M.：Keynes：Philosophy，Economics and Politic，Macmilla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9，p.172。

(54)【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13页。

(55)刘国光：《真理越辩越明，事实越辩越清：读〈为谁作嫁？经济学、市场与改革〉》，《红旗文稿》2008年第23期。

(56)【加】迈克尔·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57)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