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兴起与走向

“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兴起与走向

付长珍

一、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文化研究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不是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对于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而是特指二战结束后率先在英国兴起、随后逐步扩展到欧美、澳大利亚、印度等地的一种学术思潮与知识传统。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设立，成为文化研究真正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以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ns）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为理论先驱的文化研究学派正式登场。文化研究学派强调对文化做广义的理解，威廉斯概括了文化的三种界定方式：理想的、文献式的和文化的“社会”定义。正是将“文化”定义为全部的生活方式，将文化从高雅、精英、传统等限定词中解救出来，“文化”就再不是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F.R.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等人所推重的精英主义文化，而是进入了日常和民间。注重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联，奠定了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基础。

文化研究是一个不断自我反思自我建构的知识探索领域。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在福柯的意义上，文化研究是一种话语的建构，它并没有什么单一的起源。文化研究拥有多种话语，以及诸多不同的历史，它是由多种形构组成的系统；它包含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工作，它永远是一个由变化不定的形构组成的系统。它有许多轨迹，许多人都曾经并正在通过不同的轨迹进入文化研究；它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方法与理论立场建构的，所有这些立场都处于论争中。”⁽¹⁾文化研究话语的生成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使“文化研究”思潮在世界各地迅速走红，逐渐形成了鲜明的理论特色和方法论特征。

其一，语境化取向。文化研究总是在具体的历史政治语境中寻找自己的理论生长点，不断搭建自己的工作平台。与以往任何理论流派不同的是，它拒绝成为一种可以自由穿行于任何历史文化语境的一成不变的理论主张，它的理论是一种语境化的取向。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在《文化研究、现代逻辑以及全球化理论》一文中指出，文化研究是“极度语境化的”，它的理论、政治、问题、对象方法以及承诺都是如此。对于文化研究而言，语境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语境。

其二，批判性立场。文化研究思潮是在对西方主流话语的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已成为批判理论的新生代的代表⁽²⁾。如今文化研究的诸多话题，从中心与边缘的对峙到阶级、种族与性别的分析，从文化霸权的确立到大众文化与传媒的批判，从文化的意识形态操纵到亚文化的兴盛，从表意实践的多重性到权力/知识共谋关系的揭露，从文化经典的去神圣化到电视编码/解码模式的分析等，无不渗透着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批判意识。

其三，超学科性角色。文化研究不仅是跨学科的，而且是超学科的，正如澳大利亚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西蒙·杜林（Simon During）所说：“文化研究是正在不断流行起来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不是与其他学科相似的学院式学科，它既不拥有明确界定的方法论，也没有清楚划定的研究领域。”⁽³⁾文化研究具有一种开放性，超越了书斋和讲堂进入了广泛的社会实践；它具有某种“祛魅”功能，它揭去经典的神圣光环并为边缘话语寻求合法性；它是一种“地方性”的话语，它质疑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主张差异和复杂性；它不但是一种理论研究，更是一种文化实践⁽⁴⁾。

总之，经过多年的发展，文化研究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领域。它既导向了学科与机构的重整，又参与了文化反思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视界。它不仅对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疆域进行开拓，而且引发了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变革，促进了学科交叉与视域融合。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多向度、跨学科的新兴学术领域，已在西方的学术研究中显示了它的理论活力和阐释能力。文化研究的实践品格、语境取向、批判参与精神以及边缘立场（即始终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相对于它的具体批判对象与价值取向而言，更具跨文化的有效性与适用性。文化研究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与变革社会现实的重要方式。

文化研究独特的“非学科性”甚至“反学科性”，为我们认识当下中国文化转型的复杂现实提供了一个对话与参照点。伴随当代中国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化现象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难以在某一个确定的学科内获得解决，超越学科的边界、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文化研究无疑为我们应对20世纪90年代后新的文化现实提供了富有解释力的理论工具和知识图谱。

二、中国文化研究的本土语境

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兴起，主要接受了来自于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辐射和本土文化语境的接应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

文化研究思潮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登陆中国，詹姆逊在华演讲录《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于1986年出版，可以看作“西方文化研究成果在中国的第一次亮相”（陶东风语）。中国学界真正了解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此后中国的文化研究可谓景象欣然，各种“文化研究”的译著、专著、编著等层出不穷。这些著作既有对西方文化研究的翻译介绍，也有对西方文化研究学术渊源、发展脉络、理论特色等的研究梳理；既有宏观的研究现状的介绍，也有以西方理论为参照而进行的中国文化实践的深度分析。主要论域涉及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大众文化与传媒研究，田野工作与个案研究，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研究，文化研究的本土化问题，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的关系问题，文化研究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文化研究与大众文化批判，文化研究的中国意义，后殖民批评与民族主义的问题，文化研究与公共空间的问题，文化研究与全球化问题等一系列深具现实关怀的理论课题。其中讨论最为充分、最为深入的应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问题，总体取向是在对西方成果的译介中走向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

中国的文化研究是在西方文化理论的直接影响下催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最为根本的原因仍然来自于中国本土的现实语境。因为，“若要理论有跨越国界的兴趣，必须先有某种文化和思想境遇的共同性……全球化进程使那些境遇不断趋同，逐渐倾向于使所有国家面对一种相似的境遇。”⁽⁵⁾在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作用下，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文化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化市场和文化工业异军突起，以市场运作为主要机制的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精神要求，一种以消费为特征的文化语境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形成。随着文化的市场化、商品化，文化成了消费品，文化生活成了最基本的生存样式⁽⁶⁾，并且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紧密相连，折射着整个社会问题的变迁。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不再带有精英主义色彩，一切涉及意义的生产、流通、消费的日常行为都是文化。正是社会转型与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呼唤一种不同于精英主义立场的文化批判眼光、一种富有阐释效力的话语实践。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曾深刻指出，“关键时刻”和“语境”是文化研究的两大基本问题。所谓“关键时刻”是对社会构成的一种描述，是社会矛盾激化、集结、凝聚的时刻，是社会各种力量通过不同的实践（包括斗争和谈判妥协）来谋求暂时的力量均衡的时刻。“关键时刻”是比“语境”更大的概念。它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也可能很短暂，危机的规模或大或小。文化研究的首要问题是：“我们从哪一个关键时刻转向另一个关键时刻？”⁽⁷⁾关键时刻是文化研究者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正经历了这样一场关键时刻的转换。这个关键时刻的中心议程是现代性问题。“现代性作为一个不确定的方案，也在新意识形态的引导下，表达了对消费、享乐、欲望等合法性的无言要求。在动荡变革的转型时代，文化的冲突基于现实的变动而发生，外部世界和人的内心再也没有静如止水的角落。”⁽⁸⁾高瑞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关注的方向，有一个从“主义”到“问题”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性的追求这一共识下，知识群体或多或少处于理想主义的启蒙主义话语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实现，面对中国经济起飞中所呈露的现代性困境，主流意识在保持现代性追求的同时，侈谈主义的少了，研究问题的多了⁽⁹⁾。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文化语境，是与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现代性的视野中，中国的问题才与西方世界有了最广泛、切实的对接。对现代性的反思不仅是一个批判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历史意义不断被建构和生成的过程。“全球化不再是一个外在于中国社会的问题，不再是我们要不要加入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内在的问题。政治权力与市场安排的关系，新的社会贫困和不公的制造，旧的权力网络与新的市场扩张的内在联系，在这里触发了重新思考近代和现代历史的机会，触发了重新创造性地理解社会主义遗产的讨论。80年代末深藏在社会运动内部的那些潜在的、不自觉的要素，现在逐渐地明朗化了。”⁽¹⁰⁾与现代性相伴而生的一些社会问题日益暴露，有关文化殖民、环境污染、妇女解放、贫富差距、教育公平等问题的公共论辩此起彼伏。文化研究以其批判性、颠覆性、非正统性为中国学界那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外的边缘话语提供了声音。文化研究的伦理取向与价值立场坚决地站在最少拥有此类资源的、被压迫的边缘群体一边。“文化研究为被剥夺者辩护，代表被压迫的、沉默的、被支配的个体与群体的声音，为在统治性话语中没有声音的人们以及在统治性政治与经济等级中没有地位的人们说话。”⁽¹¹⁾文化研究对于那些表明弱势集团用以对抗统治意识形态的权威的文化话语与文化实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与热情。

转型中的中国不断涌现出亟待回答的文化问题，知识分子需要对当代社会有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和把握，从而积极改变社会，这正是文化研究的目的所在。文化研究为知识分子剖析社会现实提供了富有解释力的理论工具，及时地回应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文化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成为文化研究的活力之所系。

二、中国文化研究的问题与困境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陆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并被运用到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中，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化批判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对于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戴锦华指出：“文化研究之于中国的意义，与其说是又一种西方、美国左翼文化理论的‘登陆’，不如说刚好相反，它不仅表现了我们对繁复且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现实的关注远甚于对某种新学科、新理论的关注，而且表现了我们寄希望于这种关注与文化考察自身构成对既定理论与现实预期的质疑以至颠覆。”⁽¹²⁾然而，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在进入中国以后，由于对不同的语境缺乏应有的反思与自觉，致使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本土发生了扭曲与错位，带来了中国文化研究中的新问题。

其一，外来理论和本土问题的脱节。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开始盛行，大众文化批判成为文化研究领域的焦点。不少学者热衷于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揭示和批判中国大众文化的平面化、机械复制等特征，而没有将大众文化置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历史转型中加以系统考察，脱离了中国的具体语境，结果造成简单套用和移植。中国社会文化所处的历史阶段与现实境遇，与西方后现代社会的格局和特征大相径庭，机械地套用西方批判理论来建构中国文化研究，必将遮蔽或模糊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造成认识的盲点与评价的误区。因为任何外来理论的运用，都必须面对本土语境化的问题。文化研究的立足点不应是简单运用外来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而是如何提出中国自身的文化研究问题。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一个不争的前提是：我们应当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创立或引用适合的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制造或夸大中国的所谓“问题”⁽¹³⁾。

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全球化不断制造着中国与西方世界思想境遇的趋同，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与西方的差异是如此之大。当西方早已进入了后现代之时，中国仍在致力于现代化的快速推进，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张与互动。全球化不仅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更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我们往往过多关注了全球化的同质性，忽略了民族国家内在的差异性。差异感可以促使我们寻找有效的解释范式，对外来理论作批判性反思，以此来回应和考察本土问题。因此，我们既不能脱离全球化的语境来谈论中国问题，更不能用惯常的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激进与保守等二元对立的模式来分析中国问题。

如果我们承认当前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语境，即全球化进程中的现代性重构，那么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理应追寻着不同的现代性选择。我们既要参与全球的对话，又要根据自身发展的具体语境，制定不同的现代性议程和文化建设方案。文化研究的话语不能停留在引介和批判否定上，而是要寻求创新和重建。我们要积极推出重构的方案，通过与大众的沟通共享，来实行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

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问题意识，随不同的社会问题生成自己的理论话语。中国的文化研究理论生成与发展的源泉应是中国社会的文化现实，应在吸收西方学术资源的基础上，生成自己的理论生长点、问题意识和价值取向，逐步形成自己独到的文化研究体系和话语系统。

其二，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质迷失。文化研究者一再声称，文化研究是反学科化的，从不先验地界定自己的对象与方法，始终坚持从现实的需要出发，灵活地选择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对此，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说道：“学科交叉只是文化研究的手段之一。我们的知识探索并非要创建一门新学科新领域，而是研究问题的语境。文化研究的特征就是对研究对象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语境的关系作全面研究……语境就是文化研究的对象和目标。我们的出发点是对问题的关注，而不是对学科建树的关注。”⁽¹⁴⁾然而，文化研究自身的嬗变引起的一个后果是，文化研究者面临着界定其学科性的困境，“我们这些致力于‘文化研究’的人发现自己既想界定和捍卫它的特定性，同时却绝不想看到任何界定行动把正在通行的文化研究史挡在外面。必须说，这是一种非某个简单的断言就可以解决的真正的二难处境”⁽¹⁵⁾。同时，在当今高度专业化、学院化的学术体制下，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反学科性正无可奈何地被科层化的学术体系所规训，被重新规范在特定的学科框架内。我们不禁担心，一方面，文化研究有可能重蹈它所痛恶的书斋式狭小境地，失去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当文化研究的话语权重新沦为少数专家的学术专利，在改变自己实践品格和批判性质的同时，是否又强化了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关系？

文化研究要避免流于空疏，最切实的做法应当是以问题为中心。文化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正是来源于回应不断产生的新问题的活力。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认为，文化研究所能做的仅仅是成为一个在论题方面有条理的研究领域，在其中，选择特定的话题或论题最终要比选择方法或程序更为重要。詹姆逊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做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¹⁶⁾如今，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的日益边缘化，说明这的确只能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已。在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似乎成了文学研究的放大和泛化，研究者身份的单一带来了严重的学术视野局限，文化研究的跨学科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生长。

其三，文化研究批判力的弱化。文化研究的勃兴，来源于其反体制化和对知识、权力的颠覆与反叛，灵活不拘地切入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省批判。文化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要对当代社会作整体把握，从而寻找改革的方法和途径。这就需要作为文化研究主体的知识分子对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作批判性审视。对此，有学者深刻指出：“文化研究一旦失去了应有的人文立场和批判姿态，就必然会陷入研究上的相对主义，或者如曼海姆所说的多元的绝对主义……文化研究没有必要的价值立场和批判姿态，其良性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¹⁷⁾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的最重大、最深刻的变革，莫过于出现了一种普遍关注个人生活世界的姿态，知识分子不少放弃了对社会、民众和公共问题的真正关怀。加上急剧频繁的社会变动，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愈加扑朔迷离，一定意义上也加速了部分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丧失和向专业化、学院化的蜕变。知识分子应当是周作人所说的灵肉一致的人，在他对社会的公共姿态背后，有自己非功利的价值立场，有对现实质疑的理性精神。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最缺少的就是一个独立的批判的立场，以及实践这个立场的自觉。

当前传媒与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盛，既体现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又表现了政治经济与大众文化之间越来越密不可分的关系，市场、欲望与消费的话语日益主导着中国大众文化。文化研究的内在动力恰恰来自于对当代社会现实和文化的强烈批判性，来自于对消费社会商品拜物教及其意识形态的祛魅分析。但是在文化产业的强势霸权面前，文化研究正蜕变为文化工业的吹鼓手和助推力，当文化研究变成了文化经济研究，是否意味着文化研究正朝着背离自身预设的批判性宗旨渐行渐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学报编辑部）

【注释】

(1)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Lawrence 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New York：Routledge，1992，p.278.

(2)参见于文秀：《“文化研究”思潮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2页。

(3)Simon During：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New York：Routledge，1993，pp.1—2.

(4)参见周宪：《文化研究：学科抑或策略？》，《文艺研究》2002年第4期。

(5)王逢振：《詹姆逊谈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及其他》，见《文化研究丛刊》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6)1982年，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文化政策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给“文化”下了这样的定义：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

(7)【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刘康：《关键时刻的语境大串联——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8)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9)参见高瑞泉等：《转折时期的精神转折——“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及其走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57页。

(10)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42页。

(11)J.D.Slary：Ethics and Cultural Studies，Cultural Studies，New York：Routledge，1992，p.573.

(12)戴锦华：《隐形书写——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13)参见陶东风：《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14)【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刘康：《关键时刻的语境大串联——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5)【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流通》，罗钢、刘象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16)【美】詹姆逊：《论“文化研究”》，见王逢振主编：《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7)邢建昌：《来源于对人生境况的深层关怀——对文学理论创新的一点思考》，《文艺报》2002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