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库”的哲学社会科学

作为“思想库”的哲学社会科学⁽¹⁾

安维复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更多的思想资源。但问题是如何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长期以来，我们往往在强调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与鼓励学术探索的“双百方针”之间权衡。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

我们从“思想库”的角度来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价值”与“尊重差异”的对立统一，从而探索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框架和学术策略。

一、问题：走向“思想库”的哲学社会科学

对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论，如何正确处理国家的核心价值与学术的自由探索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思想难题，而且是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如果过分强调国家的核心价值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绝对贯通，将导致哲学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的趋同，这种趋同必然造成社会思想资源的匮乏，反过来影响国家的思想能力及其综合实力；如果学术探索失去了国家的“共同理想”，也有可能消耗民族的文化凝聚力，进而危及学术研究本身的社会功能及其存在的思想合理性。

从国际思想走势看，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性质和社会功能，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把哲学社会科学直接等同于意识形态；另一种看法把哲学社会科学看成是“思想库”。

把哲学社会科学直接等同于意识形态的观点可谓源远流长，柏拉图曾最先提出了由“哲学王”治理的“理想国”，培根、圣西门和索尔斯坦·凡勃伦⁽²⁾（1857—1929）都曾经设想按“知识”原则构建的“理想社会”⁽³⁾。当然，这些思考仅仅是空想而已。

西方马克思主义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等都致力于揭露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技术直接变成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哈贝马斯提出，“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掌握着的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而统治的］这种新的合法性形式，显然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式。一方面，技术统治的意识同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较，‘意识形态性较少’，因为它没有那种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而那种迷惑人的力量使人得到的利益只能是假的。另一方面，当今的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并把科学变成偶像，因而变得更加脆弱的隐形意识形态，比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范围更为广泛，因为它在掩盖实践问题的同时，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作辩护，并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⁴⁾

后现代主义也十分重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认为，在语言游戏的思想系统之外不存在纯粹的主体性。对话相当于库恩的范式，它们构成了知识领域的结构。“语言是福柯权力理论的中心：语言与权力同在，这也是权力无所不在的理由。同时也是我们到处受到挑战的缘由。”⁽⁵⁾

在意识形态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有不少经验教训。斯大林在语言学等学术问题上有过许多清醒的认识，但有时把学术争论或不同的政策观点划分为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例如，在对待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问题上，斯大林把强调市场作用的观点当成资本主义的，“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破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私人流转，不必允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把新经济政策抛开’。”⁽⁶⁾在工业化问题上，斯大林就把从轻工业开始的工业化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而把从重工业开始的工业化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⁷⁾。

把哲学社会科学直接等同于意识形态至少在方法论上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种观点混淆了政治制度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区别。显然，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核心价值和政治制度是规范性的，而对它的学术研究却可以有不同观点。其实，斯大林等人的观点是犯了“泛意识形态化”的错误。虽然如此，但这种观点至少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哲学社会科学对意识形态（核心价值和社会制度以及公共政策等）的影响越来越大，二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与将哲学社会科学等同于意识形态不同，还有一种看法是将哲学社会科学看成是“思想库”。“思想库”（Think Tank），最早出现在二战时期，当时是纯军事用语，相当于我国历史中的“智囊”。20世纪60年代，“思想库”概念开始泛指一切进行未来规划性研究并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的非政府研究机构。20世纪70年代，思想库涵盖的范围扩大，不仅包括从事战略、军事、国际关系研究的机构，还包括研究当代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机构。思想库是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非盈利的独立研究机构。思想库的出谋划策影响国家领导人、引导百姓，在国家的政策酝酿、形成、决策、评估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世界已拥有各类咨询机构10 000余家。其中美国有3 500多家，英国有2 000余家，联邦德国有2 000家，法国有1 000家，日本有250余家。还出现了一批国际著名的咨询机构，如美国的兰德公司（RAND），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NRI），意大利的罗马俱乐部等⁽⁸⁾。

近年来，我国也十分重视“思想库”问题的研究与建设。2006年11月7日，由中国太平洋学会、中国社科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在北京召开。会议评出“中国十大智库”，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思想库”强调研究工作的独立性，崇尚客观、公开、中立。从体制看，“思想库”一般在组织上不隶属于政府或企业、事业实体，也不受其约束与控制。选择或承担的项目、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收费标准等都具有独立性，不需要什么部门、机构的批准。咨询成果质量不以其建议是否被采纳而论好坏，而是以实践检验的准确性为标准，强调研究手段的独立性和结论的客观性。从研究内容看，“思想库”一般尊重科学和实践，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约束，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果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从研究功能看，“思想库”鼓励研究人员要有独立的见解和新的创造，研究结果即使与官方意图或权威意见截然相反，也能得到谅解或受到充分注意。咨询机构通常向委托单位提供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而不是凭占有不完整资料，支持合同单位的意见或随和政府的政策，以完成任务，捞到好处，这会极大地损害咨询机构的形象⁽⁹⁾。

显然，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与作为“思想库”的哲学社会科学有重大区别，这种区别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对制度安排、意识形态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见表1）。

表1

如何正确处理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意识形态与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思想库”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就明确提出，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另一方面，要努力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改进领导方式，提高领导水平，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创造良好的环境。党委和政府要经常向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一些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注意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运用于各项决策中，运用于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中，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

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到中共十七大报告，我们可以看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主要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主要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是成为党、政府工作和人民事业的“思想库”。

但是，究竟如何正确处理国家的核心价值、哲学社会科学探索和各种社会利益诉求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国家的核心价值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争鸣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学术争鸣中识别“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是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不能回避的关键。

二、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从思想框架设计看

任何一种有价值的学术探索必须拥有自己的思想框架或理论视角，其中包括：理论问题的定位、研究纲领的选择、研究方法的确立等三个方面。

思想框架是这样设计的：确立哲学社会科学从多样利益诉求转向核心价值的内在矛盾，以唯物史观—科学发展观为研究纲领，借鉴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¹⁰⁾的研究方法，探索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提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运行规律（见图1）。

图1

1.理论问题的确立

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值得关注。一方面，问题的确立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取向；另一方面，学术研究的思想背景和理论旨趣也决定着问题能否呈现以及如何呈现。

根据中共十七大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因此，关于如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从科学发展观的全局来审视。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国际学术文化的最新探索的宽广视野来思考如何推进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

鉴于上述思考，我们认为，繁荣或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目标必须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多种利益诉求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核心价值及共同理想之间的对立统一，简言之，就是多种社会利益诉求与国家的核心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见图2）。

图2

但是，多种社会利益诉求与国家的核心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问题也属于“宏大叙事”，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其中包括多种路径、多种层次。哲学社会科学可以思考这个问题，但绝非单纯的学术研究所能穷尽。

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应该将这个全社会性的“外部问题”转化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内部问题”，或者说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参与思考多种社会利益诉求与国家的核心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问题。我们只能以哲学社会科学特有、应有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以为，面对多种社会利益诉求与国家的核心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问题，需要思考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如何确定自己的主题，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研究纲领，应该如何重建自己的学术策略等问题。

2.研究纲领的整合

对于多种利益诉求、哲学社会学和国家核心价值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有多种研究纲领⁽¹¹⁾，如表2。

表2

对于我们的问题而言，上述研究纲领都是“合法”（哈贝马斯意义上）的。但我们认为，唯物史观与科学发展观的整合更为合适。这是因为：

第一，就现有的研究纲领而论，唯物史观比较好地处理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个人（阶级）利益与国家体制、主体行动与社会结构、制度维护与革命重建等范畴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其他研究纲领只能说明某个方面（如交换理论或公共选择理论）或某些方面（结构功能主义或行动交往理论）。当然，唯物史观主要针对早期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而创立的，虽然唯物史观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当把这种研究纲领用于其他类型国家的时候，必须进行本土化调整。

第二，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第三，我们的研究纲领是将唯物史观与科学发展观进行合理重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和中共十七大报告，哲学社会科学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成为党和人民事业的“思想库”，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是居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之间，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同理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多种利益之间的中介性环节。哲学社会科学处于多种利益诉求与共同理想之间，承担着用国家的核心价值（共同理想）统摄多种利益诉求，同时将多种利益诉求转化为国家的核心价值或共同理想的双向沟通职能。如图3所示：

图3

3.研究方法的选择

就理论可能性而言，对任何问题都可以选择多种方法进行研究。但是，的确存在方法论的最佳化问题。一般而论，方法论的最佳化是由问题的性质及其理论旨趣所决定的，或者说，某种类型或性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旨趣需要某种或某些特定的研究方法。

如上所述，我们把繁荣或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目标转换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利益诉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核心价值及共同理想之间的内在矛盾。这就需要我们寻找一种方法论，使其能够将多种社会利益诉求转化为国家共同理想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必须具有如下功能：将多重利益转换为共享价值；将个人行动转化为国家规范；将思想争鸣转化为共同理想——打通利益诉求、学术研究与国家核心价值之间的“天然屏障”，寻求三方之间互相沟通与转化的内在机制。

从国际思潮看，下列几种方法都可能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备选方案（见表3）：

表3

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主观的/个体论的），它寻求的是理解个人的和主体间的意义和动机。在这里，人被看作是有资格能力和沟通能力的行动者（Competent and Communi-cative agent），他们积极主动地创造或建构着社会世界。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客观的/个体论的），它寻求依据对个人利益及其实现手段的明确计算来解释人的行为。在这里，人被看作始终处于计算之中，追求利益最大化，总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寻求自己得到好处。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整体论的/主观的），考察各种社会安排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由一个至高共享的规范体系所限定的各项功能要求。在这里，人被看作是宗教和文化的遵奉者，没有社会和道德方面的支持，他们就不能生存下来。

批判结构主义（Critical Structuralism）（整体论的/客观的），回溯潜在物质结构的长期发展过程，以及这些结构对个人、社会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在这里，人被看作是被他们在社会经济和历史方面的定位（Location）任意摆布、操纵和扭曲，使他们真实的自我发生畸变⁽¹²⁾。

从问题的性质看，上述备选的方法论方案都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也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我们选择社会建构主义。

何谓社会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的奠基人P.伯格和T.卢克曼指出，“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人作为生产者和社会世界作为人的产物之间的关系，是而且一直保持一种辩证的关系。这个辩证关系就是，人（当然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而是作为集体）和他的社会世界，是相互作用的。产品反过来影响生产者。外在化和客观化处于一种不断的辩证关系之中。……社会是人类产物，社会是一种客观实在，人是社会的产物”⁽¹³⁾。

爱丁堡学派的大卫·布鲁尔主要探讨了知识在人与社会之间形成过程中的建构性作用。他说，“它必须有助于表明人们实际上怎样思考，以及他们为什么这样思考。它必须有助于表明各种思想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得到、保持以及失去知识所具有的地位的。它必须阐明我们如何进行行为，我们的心灵如何发挥作用，以及见解、信念和判断所具有的本性是什么。……要想做到这一点，它必须超越对我们的思想过程之结果的研究。它需要完成的任务是，深入到产物的背后去考察那些生产过程本身”⁽¹⁴⁾。

对于社会建构主义，我们可以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比较中得以较为中肯的理解（见表4）⁽¹⁵⁾。

表4

从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看，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多种利益诉求、作为“思想库”的哲学社会科学与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共同理想/核心价值看成一个统一的发生发展过程：它们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多种利益诉求通过哲学社会科学转化为国家的核心价值。

三、我们的探索：“一致而百虑”的学术研究策略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必须解决如下三个问题：从社会结构看，重新定位思想，回归公共领域；从思想动力看，表达利益诉求，追求共同理想；从运行机制看，鼓励学术争论，凝聚核心价值。

1.从社会结构看，重新定位思想，回归公共领域

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决定了它的思想活力。传统观点把哲学社会科学直接等同于上层建筑，用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唯一性和规范性等思想标准衡量哲学社会科学，使得哲学社会科学成为上层建筑的附属品，背负意识形态的沉重思想负担。这种定位，或者使哲学社会科学“鹦鹉学舌”，或者使哲学社会科学“噤若寒蝉”。

其实，马克思的社会意识理论已经区别了社会意识形态（政治思想—法律制度等）与非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诸形式（自然科学和作为工具理性的哲学社会科学），恩格斯在晚年的时候曾经反思过将哲学社会科学等同于意识形态的“过错”⁽¹⁶⁾。1894年7月14日，恩格斯在给弗·梅林的信中写道：“此外，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¹⁷⁾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及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开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必须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要努力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改进领导方式，提高领导水平，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创造良好的环境。党委和政府要经常向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一些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注意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运用于各项决策中，运用于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中，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根据上述论证分析，我们可以在唯物史观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框架内，由双层结构变成三层结构，把哲学社会科学从社会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不是绝对独立）的层次，使之处于经济基础（利益诉求）和上层建筑（核心价值）之间。如图4：

图4

第一，国家的核心价值是全社会的最高理念。国家的核心价值一旦形成，就具有规范意义。因而不同于学术研究和利益诉求，因为学术研究是开放的，利益诉求可以是多样的。但国家的核心价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就来自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探索以及各种社会利益诉求的合理重建。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在总体上不能有悖于国家的核心价值，但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国家的核心价值。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职能是在一定社会目标指引下进行思想探索的，这种探索肯定是多路径的，其中包括对国家核心价值的论证和传播，但也包括对国家核心价值的建设性批判（也可以说是超前思考），所谓建设性批判不是否定或消解国家的核心价值，而是使国家的核心价值更有意义。如果哲学社会科学失去了这种建设性的批判功能，这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就处于一种没有反思的危机状态。

第三，当代社会都是复杂性巨系统，必然存在多种社会利益诉求。这种多样的利益诉求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必须将利益诉求转化为思想语言，进行合理重建，因此，多种利益诉求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中介层次。从这个角度看，多种利益诉求需要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中介才能转化为国家的核心价值。

退一步讲，如果没有这个中介层次，那么国家的核心价值将直接面对多种社会利益诉求。这必将大大增加国家核心价值与多种社会利益诉求之间的冲突。这既有可能妨碍国家核心价值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有可能影响多种社会利益诉求的合理表达与有序参与。

2.从思想动力看，表达利益诉求，追求共同理想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必须有其思想动力。按照我们的理解，哲学社会科学处于国家的核心价值与多种社会利益诉求之间，这种定位方式就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两种思想动力：一是国家的核心价值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拉力或牵引力；二是多种社会利益诉求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推动力（见图5）。

图5

第一，在多种社会利益诉求、哲学社会科学和国家的核心价值的三层结构中，国家的核心价值是全社会追求的共同理想，因而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追求的共同理想。当然，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的思想性中介层次，哲学社会科学对国家的核心价值的追求可以有多种路径，其中包括对核心价值的建设性批判。但是，哲学社会科学追求国家的核心价值是大势所趋。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神圣使命。

第二，在多种社会利益诉求、哲学社会科学和国家的核心价值的三层结构中，多种社会利益诉求属于经济基础或社会存在层面。按照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推动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属于社会意识（但并不直接等同于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多种社会利益诉求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进行理论创新的推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第三，国家的核心价值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牵引力，多种社会利益诉求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推动力，是在一条轨道上。国家的核心价值并不是什么“绝对理念”。一般而论，社会利益所诉求的，恰恰是国家的核心价值所追求的共同理想，而国家的核心价值，也不过是对各种社会诉求的客观反映或目标设计。

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3.从运行机制看，鼓励学术争论，凝聚核心价值

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定位和思想动力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的运行机制或“发展规律”。既然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地位处于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多种社会利益诉求之间的中介层次，既然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动力来自于国家指导思想的牵引力和多种社会利益诉求的推动力，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的运行机制就是通过学术争论表达多种社会利益诉求，以期凝练国家的核心价值。对此，《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指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中共十七大作了很好的概括，“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其实，通过学术争论达到共同理想，一直就是中国人的智慧，也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正如《易传》所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传·系辞下》）

我们可以把哲学社会科学的运行机制概括为建设性的学术批评。这种理解有两个要点：学术的批判本性和学术批判的建设性。

第一，学术批评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存在方式，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的本质特征，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占据社会结构中介层次的合法性根源。按照我们的理解和规定，当代中国的学术批评就是通过不同的学术观点表达各种社会利益诉求。从这个角度看，学术争论的实质在理论上是各种社会利益诉求的思想反映。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没有争论，那就等于这个国家没有哲学社会科学。

第二，学术批评，至少正常的或负责任的学术批评是建设性的。苏格拉底就曾经把他的辩证法看成是国家的“牛虻”，其目的是驱动国家的反思与进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其实是对人类彻底解放的终极关怀；邓小平理论对计划体制的超越恰恰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真正回归。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重要的学术争论莫不如此。20世纪70年代，学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并不是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本性；80年代学界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90年代关于“发展”与“增长”的争论、“公平”与“效率”的争论等，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的批评本性以及学术批评的建设性是统一的。其一，从思想目标看，追求社会发展稳定以及民族的繁荣昌盛是国家的指导思想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的“共同理想”；其二，从思想关系看，一般而论，某一国家的指导思想与这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其三，从思想功能看，哲学社会科学的批评职能为国家指导思想提供了自我批判、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思想资源；同时，国家的指导思想、核心价值和共同理想也为学术批判提供了思想动力、理论目标和评判标准。

四、探索中的结论

我们的探索性的结论或许是这样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建设性的学术批评。

第一，建设性的学术批评就是将多种利益诉求转化为共同理想。正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所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¹⁸⁾。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对各种利益诉求转化为社会建设的“合力”，具有不可替代的思想意义。

第二，建设性的学术批评就是通过不同的学术观点探索发展的人民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三，建设性的学术批评就是通过不断转换研究视野达到认识真理的思想目的。从国际学术动态看，正在勃兴的社会建构主义试图通过“共建”来消解文化相对主义。“建构主义是社会科学家阻止后现代主义潮流的理念，而共建就是建构主义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R.Pettman，2000：13）但“共建”并不是绝对主义的一相情愿，但也不是文化相对主义的众说纷纭，而是在不断转换研究框架中寻求真理。“如果我想成为一个探索客观性的科学家，我就必须从一个框架转向另一个框架，从一种视野转向另一种视野。没有这些转换，我就将局限在某种狭窄的眼界之内。”⁽¹⁹⁾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注释】

(1)本文受资助如下：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二战后世界主要社会思潮及其演变”（08JJD71006）；2008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社会建构主义——思想源流、理论特征、分析工具与合理重建”（08FZX003）；2008年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中共十七大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应急）课题“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研究”（2008JYJ057）；2008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更多转向’”（2008BZX003）；2007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重点）“角色网络理论（ANT）：超越后现代科技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冯契基金。

(2)索尔斯坦·凡勃伦是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凡勃伦的重要社会经历和主要学术活动大致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和20世纪的最初三十年。他亲眼目睹了随着工业体系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对工业体系的控制权不断地从“工业巨头”手里逐渐转移到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手里。参见Thorstein Veblen：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Books，1983，pp.65—66.

(3)参见拙文《技术统治论——从空想到科学的探索》，《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年第9期。

(4)【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8—69页。

(5)Gerard Delanty：Social Science：Beyond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106.

(6)《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3页。

(7)《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页。

(8)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281595.htm；中国智库：www.chinathinktank.cn，2007年8月28日，等网络公共资源。

(9)参见曹益民：《世界主要国家公共决策咨询的做法和经验》，《中国软科学》2000年第10期；郝佳芬：《国外决策咨询研究综述》，《新世纪图书馆》2003年第6期。

(10)“社会建构主义”是笔者在2004年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索卡尔事件’后的社会建构主义研究”（04BZX019），2004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4-0432）中的研究成果；有关思想发表在《社会建构主义——超越后现代知识论》，《哲学研究》2005年第9期。

(11)【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12)【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13)Peter L.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Penguin Press，1967，pp.78—79.

(14)【英】大卫·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象》，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页。

(15)参见拙文：《社会建构主义——超越后现代知识论》，《哲学研究》2005年第9期。

(16)参见拙文：《论社会意识形式与社会意识形态》，《吉林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19)Bruno Latour：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