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乌云盖，朗朗乾坤丑君王

1.大明王朝乌云盖，朗朗乾坤丑君王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草根皇帝，朱元璋在很多地方不得不仿效其前辈刘邦。他与刘邦都是从一介平民，历经艰辛，排除万难，才成为九五之尊的。

历代开国之君，都有所作为，并且为王朝的稳固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朱元璋虽是草莽出身，却也经历了元末的农民起义，最终掌握了统治天下的要诀。唐太宗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朱元璋作为皇帝，为再造盛世王朝，必然要借鉴汉唐的治国经验。

汉承秦制、唐继隋制并非只是完全模仿，而是经过改弦更张，才创造了汉唐盛世。明朝的制度也必须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维护新建立的王朝。为了取得长治久安，延续朱家万世江山，朱元璋及其继任者对大明王朝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变革或创新。

他们在行政上的改动最大。自秦始皇在中央设置三公九卿以来，丞相之职就一直保留。虽然历经各朝各代，丞相的称谓有所变化，却依然保有其职。隋唐时期，设三省六部，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隋唐的三省六部中，三省长官都可以称丞相。隋唐制度多被后世沿用，直到元朝，改中央三省为中书省，地方行政机构为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才形成了中国如今行政区域划分的雏形。

在明朝初期，依然以中书省总揽全国事务，分置左右丞相。丞相的权力过大，与皇权存在很多摩擦，很容易导致统治不稳。朱元璋起初以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之后李善长隐退，徐达长时间出征在外，继任丞相的胡惟庸逐渐成为权倾朝野的大人物。随着胡惟庸权力的扩张，相权与皇权之间的矛盾日渐明显。朱元璋为人谨慎，猜忌心强，见大权旁落，必然会对胡惟庸动手。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忤逆、培植朋党的罪名诛杀胡惟庸，并趁机废除了中书省，取消了丞相之职。本来由中书省承担的政务分摊到六部，并提高了六部的品秩。将相权一分为六，皇帝就更容易掌控朝局，加强皇权的集权程度。

行省长官，总揽地方上的军政、民政、财政和司法等大权，成为朝廷不得不防备的一大隐患。有鉴于此，朱元璋在洪武九年（1376年）废除了行省。朝廷将行省之权一分为三，分别设立主管一省民政和财政的承宣布政使司、监察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掌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在地方上进一步分权，就更有利于皇帝一人的统御。

在监察司法方面，又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与大理寺（中央有五寺：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刑部共同理刑，合称三法司。三法司的建制，被清朝所沿用，在司法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为了提高监察力度，中央仿照六部建制，设立了六科给事中，负责稽查各部。

在军事建制上，朱元璋废除大都督府，将其分为左、右、前、后、中五军都督府。每个都督府设左、右都督，负责管理京师和地方卫所、都指挥使司。都督府只是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而无权调遣军队。兵部有调兵遣将之权，却没有直接统率军队的权力。都督府与兵部相互掣肘，便不能对皇权构成威胁。这与北宋政府设三行统领禁军和枢密院相互牵制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处。

经过行政、监察司法、军事三方面的改革，明朝的统治已经稳固。朱元璋并不满足于仅仅稳固统治，还要实现皇权高度集中。为了实现这个梦寐以求的宏愿，朱元璋及其继任者逐步制定了很多超越前人的制度。

首先建立锦衣卫。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将负责警卫事务的亲军都督府的仪鸾卫改为锦衣卫。锦衣卫被授予侦查、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大权，直接听命于皇帝。这是明朝建立的一个正式的特务机构，有一定建制和人力配置，可以不避皇亲国戚，也可不公开审讯，对一切威胁到皇权的人进行打击。朱元璋通过锦衣卫，可以知道臣下私下里吟了哪首诗，可以知道臣下的喜怒形色，令明朝臣民不寒而栗。在朱元璋设立锦衣卫后，明成祖朱棣又设立东厂，明宪宗朱见深设立西厂，明武宗朱厚照设立内行厂，从而形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厂卫制度。

中国古代的特务机构，在明朝达到了顶峰。厂卫机构直接听命于皇帝，大大地增强了皇权。自古君王统御臣下，都需要恩威并施，才能显露成效。皇帝一人无法独揽天下权力，更不能以一人之力统御天下，必须假手于他人，实现科学分权。对于统御臣下的方式和方法，自古都是刚柔相济。明朝君主废弃柔性的一面，建立特务机构，以强权威逼来实现对臣下的统御。这除了标榜明朝统治者的未雨绸缪之外，更暴露了他们内心的虚弱无力。

其次建立内阁制度。因为丞相的职位被废除，本来由丞相承担的繁重政务一下子压到了皇帝一人身上。皇帝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提高办事效率，便仿效宋朝制度，挑选品秩低而有才学的文人充当殿阁大学士。有了这些饱学之士的相助，皇帝不仅可以随时向他们询问不清楚的政务，还能让他们帮助自己处理部分政务。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时候，阁臣又被授予机务，逐渐形成了内阁制度。

明宣宗朱瞻基之时，阁臣又被授予票拟之权。阁臣的票拟之权就是帮助皇帝首先批阅外廷臣工的奏章疏表，然后将打好的草稿贴于奏疏上一同进呈给皇帝。票拟就是提前为皇帝处理了政务。皇帝可以根据阁臣的票拟，再进行斟酌，如无异议可以批红。

票拟制度形成后，内阁首辅的地位逐渐突显。内阁首辅握有票拟的权力，不同于其他阁臣。加之明朝皇帝逐渐懈怠政务，阁臣的权力逐渐增大，不利于皇权的稳固。为了制衡权力变大的内阁，明朝统治者又授予司礼监批朱的权力。

明代有外三监，包括国子监、钦天监、上林苑监。内廷有十二监，分别为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御马监、司设监、尚宝监、神宫监、尚膳监、尚衣监、印绶监、直殿监、都知监。其中以司礼监的权力最大，成为皇权的无形延伸。司礼监以掌印太监为首，下设秉笔太监数人，首席秉笔太监主管东厂、诏狱等特务机构。

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在明宣宗朱瞻基的时候，被授予批朱的权力。朝廷所有奏章，经内阁票拟之后，送交皇帝。而实际上，所有进呈的奏章都要经过司礼监分类，被挑选之后才送到皇帝面前。司礼监有代皇帝批朱的权力，形同皇帝统御天下。只不过经批朱的奏章，还得经过内阁及下属机构进行审查，然后才草诏下发。

内阁的票拟与司礼监的批朱形成了内外相制的态势，保障了皇权的稳固。在明朝200多年的统治中，出现了曾任司礼监的王振、尚铭、冯保、刘瑾、魏忠贤等权倾朝野的人物，也出现了像张居正这样让人望而生畏的内阁首辅。这些权倾朝野的人物并没有影响到皇权，也没有威胁到明朝的统治。昏聩的皇帝在大明朝照样能安享太平，平稳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明朝皇帝加强皇权的措施，让整个王朝上空不禁遮上了乌云。在看似无懈可击的制度下，却塑造了令人嗤之以鼻的明朝帝王。开国皇帝朱元璋成为弑杀的代名词，将大明王朝首先拉入了内部的争斗。

明太祖朱元璋，只因太子朱标生性懦弱仁慈，便对强势的臣下痛下毒手。李善长身为朱元璋的同乡，久居要职，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握有丞相之权。李善长的精明让朱元璋甚为担忧，从而触犯了朱元璋内心忍耐的底线。朱元璋顾及诛杀老臣的不良影响，便派臣属劝说李善长致仕，提前退出官场。李善长也知道自己要想保住余生的富贵，必须向朱元璋低头，最终选择了返回故里，做个富家翁。

李善长也为自己留下了致命的隐患，那就是举荐了怀有巨大野心的胡惟庸。胡惟庸曾经有贿赂李善长，求得官运亨通的事实。自李善长致仕回乡后，胡惟庸一路高升，跃居丞相之位。徐达、刘伯温等老臣不屑与胡惟庸为伍，在胡惟庸强势的压力下，不得不淡出政治权力的中心。朱元璋最为担忧的就是臣下权力过大，影响皇权的稳固。胡惟庸极度膨胀的野心使其放松了对朱元璋的戒备，最终不免成为朱元璋宰杀的羔羊。

为了给儿子朱标铺平道路，像胡惟庸这样的权臣绝对不能留。朱元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胡惟庸诛杀，并对朝臣进行了一番大清洗。已经致仕的李善长也没有逃脱株连的命运，成为朱元璋稳定皇权的垫脚石。朱元璋诛杀文臣意在警告武将，只不过顾及天下初定，仍需要武将镇抚，才没有对武将动手。

等到中原平定、统治稳定之后，朱元璋便对功高震主的武将伸出了魔爪。徐达既是开国功臣，又是朱元璋的儿女亲家。朱元璋的四子朱棣娶了徐达的女儿为妻，也决定了大明帝国必然朝着另一个方向走下去。传说徐达受伤，本来已经见好，只因朱元璋存心加害，以白马汗擦拭徐达伤口，导致徐达暴亡。朱元璋也许心怀愧疚，对徐达的女儿和朱棣恩典隆重，格外重视。

大将蓝玉对元军残部进行了纵深打击，使漠北元军残部再无反击能力。建立万世功绩的武将往往都希望延续自己的富贵，不懂得收敛自己的锋芒，他们以自己的功绩来向君王邀功。蓝玉就是这样的武将，他无形中触怒了朱元璋。等蓝玉恶行昭彰之时，朱元璋便对蓝玉进行了无情的诛杀。

蓝玉被杀牵连甚广，很多能征善战的武将受到牵连，影响了明朝固有的军事实力。为了镇守各地，特别是北部的边防，朱元璋采取了大封亲子为藩王的举措。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镇守在原来的元大都，也就是如今的北京。朱元璋的特别重视，让朱棣不甘心做一个藩王。特别是太子朱标去世后，朱棣觊觎皇位的野心更加膨胀。

朱元璋纵然杀尽功臣，为太子朱标扫清道路，却没有机会让朱标登上皇位。朱标去世，让朱元璋伤痛不已。朱元璋已经老迈，在心力交瘁之余斟酌继承人人选问题成为朱元璋最不想面对的事情。从感情上来说，朱元璋深爱长子朱标，如今朱标已死，必然延及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从才智上考虑，朱元璋更加中意四子朱棣。朱元璋面对继承人的选择，左右摇摆，让朱棣更加按捺不住。

最终朱元璋还是选择了同样仁慈的朱允炆，而没有选择雄才大略的朱棣。等朱允炆登基为帝，朱棣作为皇叔镇守北京，成为威胁中央的最大藩王。在黄子澄、方孝孺等人的怂恿谋划下，朱允炆开始了削藩行动。对于削藩的举动，朱允炆本来有西汉削藩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施行起来未免有些操之过急。

西汉开国君主刘邦，施行的是郡国并行制，分封了大批的子嗣为藩王。等到汉景帝的时候，吴王刘濞率领六个诸侯国发起叛乱，妄图取代汉景帝。幸好太尉周亚夫力挽狂澜，才平定了“七国之乱”。这一切皆因行事操之过急。汉武帝吸取教训，采纳了主父偃的计谋，以“推恩令”、“左官律”、“附益之法”等逐渐地实现了削藩的目的。

朱允炆就是犯了汉景帝操之过急的错误，才招致了各藩王的反感和叛逆之心。朱棣知道由一个藩王推翻中央政权的先例几乎没有，为求成功就得出其不意。除了在北京招兵买马，暗自练兵，朱棣还在等待一个最佳时机。朱允炆削藩取得初步成效之时，正是众多藩王蓄意谋反之日。

朱棣将朱允炆打击的藩王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谋反阵营。做大事者，除了能隐藏自己的锋芒，还需要最佳的表演艺术。在朱允炆派出使者刺探燕王朱棣的举动时，朱棣可以放低身份，装疯卖傻蒙骗使者。谁又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自我作践的藩王，将来能够成为大明王朝备受争议的君主呢？

经过周密的策划，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最终攻下了金陵。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不明，成为明初最大的悬案。三宝太监郑和奉命几次下西洋，其中一个使命就是寻找失踪的朱允炆。朱棣登上皇位，仿效其父朱元璋，杀掉了许多朝臣。一代名士方孝孺竟然被诛杀了十族，罪及门生。

金陵虽然被攻下，朱棣的皇帝宝座却坐得不顺心。在正统观念中，他始终是一个篡位的君主。金陵作为明初的国都，是父亲朱元璋、侄子建文帝主宰天下的地方，也是令朱棣惊魂未定的祸城。为了寻求心理上的安稳，朱棣决定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立北京城，定北京（当时称顺天府）为国都。经过将近20年的时间，北京城终于落成，朱棣正式将国都迁往北京。然而在明朝的行政设置上，朱棣并没有裁撤金陵的职官机构，而是保有南京、北京两套中央统治机构。

明成祖迁都北京，意在以天子戍边，与元朝残余势力分置长城内外。在垂老的朱棣面前，同样面临着继承人的问题。其长子朱高炽为人仁慈随和，深得诸臣子的拥戴，而次子朱高煦随军征战，颇得朱棣的赏识。在靖难之役中，朱棣轻许诺言，答应将朱高煦立为太子，在夺得皇位后，又出尔反尔。在继承人争夺的过程中，皇孙朱瞻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朱瞻基是朱高炽的儿子，小小年纪就聪明睿智，深得朱棣的喜爱。在解缙等人的劝说下，朱棣为了将皇位传给圣孙朱瞻基，最终将朱高炽立为太子。朱高炽就是后来的仁宗皇帝，他只做了九个月的皇帝就驾崩了。

仁宗皇帝的儿子朱瞻基继承大统，是为宣宗皇帝。朱瞻基对明朝行政体制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使影响明朝命运的内阁机制和司礼监批朱成为常制。只可惜宣宗朱瞻基在位仅仅10年，38岁时就驾崩了。宣宗的长子朱祁镇才九岁，以幼冲之年继承皇位，是为英宗皇帝。英宗皇帝的即位，彻底改变了明朝的统治状态。

仁宗、宣宗都立志于修身养民，使国富民强。对于远居漠北的鞑靼、瓦剌（元军残部一分为二，分别为鞑靼、瓦剌），除了太祖、成祖曾有过规模庞大的军事行动，仁宗与宣宗都极力主张少动兵戈，增强国内实力，恰似西汉初期的文景之治。英宗承四代积蓄，便动了征伐漠北的念头。汉武帝也是在未成年时继承皇位，却拥有雄才大略，将北方匈奴驱逐。而英宗心中有汉武帝的大志，却没有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可谓志大才疏，难成大事。

在幼年的生活中，陪伴在英宗身边的人多为太监，其中王振就是最受宠的一个。王振极力迎合英宗出征的欲望，并怂恿英宗亲征，不幸中了瓦剌也先的计谋，酿成了土木堡之变。英宗由九五之尊一下子成为瓦剌的阶下囚，可谓跌到了人生的谷底。英宗被囚禁在瓦剌之时，他的弟弟朱祁钰却在群臣的拥戴下做了皇帝，史称景泰帝。

太后与于谦等人拥戴朱祁钰为帝，意在断了瓦剌要挟的念头。这就是仿效春秋时期公子目夷营救宋襄公的故事，并非真的让英宗朱祁镇退位。瓦剌见在朱祁镇身上得不到好处，最后不得不放回朱祁镇。可是景泰帝朱祁钰却不想退位，便尊哥哥朱祁镇为太上皇。备受苦难的英宗朱祁镇虽然愤愤不平，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忍受屈辱，待机而动。

经过七年的等待，景泰帝朱祁钰病危之时，朱祁镇才被再次拥立为帝，改年号为天顺。朱祁镇命运多舛，其子朱见深更是吃尽了苦头。朱见深由太子贬为亲王，受尽了羞辱，幸有一位姓万的宫女陪伴。朱见深就是之后的明宪宗，年号为成化，而这个姓万的宫女就是后来为恶后宫的万贵妃。

在成化年间，出了很多鼎鼎大名的才子，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王阳明。与王阳明同生在成化年间的才子还有唐伯虎、文征明、徐祯卿、仇英等，而与王阳明互为表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唐伯虎。

大明王朝纵然乌云遮盖，大明皇帝纵然丑态百出，却仍然无法掩饰诸多才俊竞自由。这些脱缰的野马冲破了牢笼，开始踏出他们青春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