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的界定

（一）“现代新儒家”的界定

如何界定“现代新儒家”（又称“当代新儒家”），至今仍旧是学术界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从宏观上讲，大陆学术界和港台学术界之间在对该问题的看法上有着明显的差异。通常大陆学者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要比港台学者宽泛得多。方克立认为，“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世纪——笔者注）20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¹⁾以此为标准，方先生笔下的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包括：以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钱穆为代表的第一代，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为代表的第二代和以杜维明、刘述先为代表但尚在发展中的第三代⁽²⁾。郑家栋与方克立先生的界定大同小异，他把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儒家划分为四代，即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为第一代，冯友兰、贺麟、钱穆为第二代，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第三代，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为第四代⁽³⁾。罗义俊在《当代新儒家的历程和地位问题》一文中称：“当代新儒家是民国以来，始终贞定在归宗儒家的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全盘西（洋）化，走融合中西印导向的一个哲学和文化学派。”⁽⁴⁾尽管在该文中罗叙述的主要是港台新儒家的发展历程，但他对“当代新儒家”的定义与方克立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心中的现代新儒家决不等于港台新儒家，而是一个包括大陆新儒家在内的宽泛的群体。

在大陆除了上述这种从一般思想史或文化史角度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外，还有从哲学史的角度对之界定的。如张立文先生对现代新儒家的内涵规定为：“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而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的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为标的。”按照这一规定，现代新儒家“其代表人物为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牟宗三五人，若扩大一些，则可包括张君劢、贺麟、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五人。”⁽⁵⁾张先生认为，如果从海内外整体的儒学状况看，包括已经产生较大影响力的和尚未产生较大影响力的学术思想在内，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实际已经形成了接续宋明儒学中的理学、心学和气学“旧三学”的“新三学”格局，即以熊十力为代表的“新心学”、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新理学”和以张岱年为代表的“新气学”⁽⁶⁾。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列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为代表人物⁽⁷⁾，一般认为这也是从哲学史的角度界定现代新儒家的。

综合大陆学者对“现代新儒家”外延的界定，现代新儒家人物包括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马一浮、贺麟、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成中英等。

与大陆学界对现代新儒家宽泛的界定形成对照的是，港台和海外学者大都把现代新儒家看成一个特定的群体，一般不予泛化。王邦雄认为，“所谓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前辈有张君劢、熊十力、梁漱溟；主力中坚人物有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他们被列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⁸⁾林安梧也说：“当代新儒家主要指的是民国以来熊十力、张君劢、梁漱溟等学者，以及熊氏弟子唐君毅、牟宗三以及徐复观等学者。”⁽⁹⁾韦政通的界定稍微宽泛一点，他在前二者界定的六个人物中增添了钱穆。1982年在台北举行的以“当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为主题的座谈会上，余英时对韦政通（当时的会议主持人之一）的这种划分（也是当时作为会议共同的讨论范围提出来的）提出了批评，他主张“新儒家应以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这三位先生为代表”⁽¹⁰⁾。在后来的《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余先生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问题又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大陆通行的宽泛的界定“似乎已扩大到了没有任何意义的地步了”，从哲学角度的界定也有问题，只有“熊十力学派中的人才是真正的‘新儒家’”⁽¹¹⁾。所谓“熊十力学派中的人”是指熊先生的弟子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三人。在余看来，他们三人不仅都是熊氏的弟子，而且都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签名者，并在学术主张上都“强调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所以最有资格做现代“新儒家”。

余英时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可以说严重受到了“门户”问题的影响。这个“门户”问题即是：一方面恪守“不立门户”的规则，反对将其老师钱穆划入新儒家，另一方面以“门户”之见归宗现代“新儒家”。正如罗义俊所说，“这真是欲破门户，反而划了门户，立了门户。”⁽¹²⁾这种严苛的界定，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事实上是把现代新儒家看作是个别人的学术主张，而不是如大多数人那样把它看作一种随时代而产生和发展的学术思潮。结果是除了余先生自己，谁都难以接受这种界定。因此，余先生对现代新儒家的这种狭隘的界定受到了不少学者强烈的批评。罗义俊撰文指出，余先生的这种规定“采取了着眼个人的立场，扬此抑彼的方式，其宗旨则在解决一个问题，即不能把钱先生划入‘新儒家’旗帜之下。”而根据钱先生的学术旨趣和学术活动的表现，“他亦不自外于新儒学运动”⁽¹³⁾。李翔海认为：“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从来就不是儒学内部某个学派的专利品。同样，今天也不能把儒学的未来命运简单地维系于某个学术团体或流派的盛衰兴亡之上。”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原来壁垒森严的西化派、马列派和现代新儒家开始了互动和重组。这种学术现实不允许用过于狭隘的定义来界定现代新儒家，而应该“持一种整全而开放的观点”。而且，李翔海还指出，从对文化价值的认同、人生信仰的归宗和学术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上看，余英时先生也是20世纪新儒家的一员⁽¹⁴⁾。

尽管港台和海外学者对余英时将现代新儒家界定为“熊十力派中的人”的观点也不赞同，但他们大部分还是不倾向于将现代新儒家泛化，尤其是大都将大陆新儒家排除在外⁽¹⁵⁾。

综上所述，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大体上存在着大陆广义的和港台及海外狭义的两种方法。造成这两种方法的原因，大概社会心理上的因素要大于学理上的因素。事实上，对现代新儒家（New Confucian）的称谓最初来自港台，是在1958年元旦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四人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通常简称为《中国文化宣言》）后才时有此称谓的。在港台和海外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群体被广泛关注和研究，是在唐君毅死后开始的。现代新儒家因张、唐、牟、徐四人的联名宣言而在港台和海外得名并受到关注，但港台和海外学者在把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群体研究的时候，则不能不联系到他们的思想渊源和师承关系，因此熊十力和梁漱溟则不能被排除在外。钱穆虽然拒绝在宣言上签名，并在学术旨趣上与熊氏弟子有别，但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他对于儒学的现代复兴都有卓著的贡献；而且他在港台和海外的影响也是中国史学界少有能比的，所以他被港台和海外学者划入现代新儒家的阵营也是在情理之中。可以说，港台和海外把现代新儒家一般划定为梁漱溟、熊十力、钱穆、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七人。除了他们在文化认同上都归宗儒家，主要还因为他们在港台和海外的影响力。大陆新儒家如冯友兰、贺麟等人，一方面因政治背景而在心理上难以被港台和海外学者接受，另一方面在于1949年以后他们在复兴现代儒学的实践和理论活动上没有港台新儒家人物在国际上有影响。从大陆方面来说，对现代新儒家的广泛关注和研究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陆学者对在新儒家的界定上并没有受到诸如发表《中国文化宣言》这样的实践活动的影响，也没有受人物的政治和国际影响的干扰，而主要是基于学术旨趣与学术影响力上作出的，因此其界定的范围必然大于港台海外的界定。这当然是基于社会的和心理的分析。从学理上讲，大陆的界定更多是从整个思想史的角度，着眼于同一个时期的同一类思想的横向联系上。港台和海外则更多地着眼于同一类思想纵向的渊源关系上，或者如郑家栋所说“主要是着眼于一种精神方向”⁽¹⁶⁾，实际上仍旧本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所形成的所谓“西化派”“激进派”“保守派”的脉络来界定。当然，大陆和港台这种学理上的差异与两地的社会变迁的不同有着一定的联系。

从目前状况来看，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港台和海外诸多学者，其学术旨趣正在发生着分化，有人因此称现代新儒家是一个正在“走向消解的群体”（郑家栋语）。现代新儒家的未来变化尚难预知，因此对它的统一界定还有待于以后学术思想史、文化史甚至社会史工作的厘定。就眼下来说，两种界定很难说孰是孰非、孰优孰劣。郑家栋认为大陆的界定“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儒学现代化运动’的代名词”⁽¹⁷⁾。这种宽泛的界定有利于整个思想史的研究，但在对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作整体研究时候，则有诸多不便。因此本文为便于写作，只取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三人作为重点。当然这不等于本人反对大陆广义的界定法，也不说明本人接受余英时先生的界定，而纯粹是学术研究上的便利。牟、唐、徐三人不仅都曾师从熊十力，继承熊氏的心性论学说，认同陆王心学为儒家正宗，而且都是《宣言》的签名者，都以从儒学传统中开发出现代民主自由为职志，并在学术的内在联系上有某种互补性和相互依托性。因此，本书作为一篇研究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思想的论作，认为以此三人为代表最为合理和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