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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止”之旨

时间:2022-08-2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一 “艮止”之旨黄绾的“艮止”之学,自言出于《易》与《大学》。“止”实际上是万物运行中体现的节律、理则等。就是说,他的艮止之旨统贯天人。而“允执厥中”、“精一”,皆艮止之意。黄绾提出艮止,有社会政治经济方面和学术思想方面的原因。从这一点看,王阳明提出“致良知”,黄绾提出“艮止”,其变风俗、正人心的目的是一致的。

一 “艮止”之旨

黄绾的“艮止”之学,自言出于《易》与《大学》。《易》艮卦之彖传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黄绾认为,他的艮止之旨,就是合《易》与《大学》的精髓而成,体现了《易》与《大学》的根本精神。在他看来,学必知止,不知止则荡而无归。《易》之艮卦,中心义旨即“止”。“止”实际上是万物运行中体现的节律、理则等。大化流行,终不紊乱,各循其则,各得其所,即在于万物皆有止。为学即在于知止,从而止于当止之地,黄绾说:

《大学》所言“文王缉熙敬止”者,此指止之体而言也。其体既立,由是施于君臣、父子、国人之间,无不各止其止者,所谓“艮其止,止其所”也;各得所止之止,所谓“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也。文王之学,实原于伏羲;而孔子之学,又原于文王,皆在止其止而已矣。吾人于此而能存之,于此而能思之,道在是矣。(《明道编》卷一)

照黄绾的解释,“止”有体有用,有本有末。止之体本于天。天生万物,各有其止,其动静有则,出入有时,自然如此,莫之或使。此止之体。人的心,与自然界之止为一,随其止起伏,无过无不及,这就是把握了止。把握了止,也就是把握了天道的运行节律、理则。将这种止的道理施于一切事物,使做一切事皆合于其止,这就是止之用。认识、把握止,是施之于事的基础。世间一切学问,皆归结为“止其止”,学问思辨功夫,皆应着眼在“止其止”上。

在黄绾看来,止即事物之理,具体事物是止的承载体,所以艮止之学,兼理气、体用而言。他说:

“艮其止,止其所也。”止知其所,则气理兼备,体用俱全,圣学之本在此矣。(《明道编》卷一)

这是就自然事物的理气言,而从人心之理气言,知止则能心定,心定则静,静而能安。所以,知止则心之体立,静而能安,则心之用显。故知止是知自然律则、定心体顺逆的根本。反过来说,人心是天地万物的凝聚处,天地万物的原则皆具于心中,心能止于当止之地,亦即同时止于天地万物当止之地。就是说,他的艮止之旨统贯天人。他说:

“艮其止,止其所也”,言止非泛止,止必有其所,所即心中之窍,一阳如粟,所止之处,即所谓天地之根,阴阳之门,王性皆备于此。故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故谓之为气机,又谓之为魂魄之合,又谓之为帝衷之降,又谓之为天命之性,又谓之为神,又谓之为仁,皆在此所也。(《明道编》卷一)

在黄绾这里,天人合一,止于心中当止之所,即止于天地万物的根本原则。同时,五经四书所言,皆不过一“止”字。止于心中当止之所,即包五经四书一切功夫。因为“圣学之要,在于知止”。尧舜授受,历代儒者尊奉的,莫过于“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允执厥中”、“精一”,皆艮止之意。艮止即执中。他说:

尧舜执中之学,即伏羲艮止之学。其具于《书》者,曰“危微”,以阐艮止之端;曰“精一”,以为用功之要。曰“安思”者,以见危之安而微之著也;曰“钦明”者,以见精之极而一之常也。无非所以求止其止而已。(《明道编》卷一)

又说:

伏羲尧舜以艮止、执中之学相传。伏羲之学具于《易》,尧舜之学具于《书》。《易》之微言莫要于艮止,《书》之要旨莫大于执中。自是圣圣相承,率由是道。至仲尼出,而大道厥蕴,以知止之止指心体,以致知示功夫,以格物示功效,以克己为致知之实,以复礼为格物之实,皆艮止、执中之下正脉。(《明道编》卷一)

就是说,“艮止”可以概括儒家一切功夫,伏羲、尧舜、孔子等圣圣相承的,不过是艮止之旨。

黄绾提出艮止,有社会政治经济方面和学术思想方面的原因。在社会政治方面,黄绾认为当时士人以声名相高,竞相追逐私利,由是道德愈益沦丧,人心愈益浅薄。这是当时最大的社会弊病。他说:

学者气质难变,皆系于风声气习。我朝立国以来,不知何自变为好名尚气节之习,如当时前辈及吾乡前辈有务此者,其居官居乡,虽在人伦至亲,上下交际,为之已甚,言之可骇,至今历历在人耳目,不可胜数。其风声流传,故至后进之士与吾乡之士,每以好胜急功利之心,文以立名;尚气节之为,以行其私。虽语之以道德,终身不悟。气质最为难变,何也?盖立名、尚气节者,但知名节为大,而不知圣人之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亲戚、故旧、上下交际,处之皆有其道。后世不知有道,惟欲立己之名,成己之节,一切反之而不恤,忍心残薄,乃自以为贤,为得计,其弊遂至不可救。故古人以名节为道德之薄,为学者之戒。论人者,乃以为圣贤事业在此,或取之为理学名臣,不知其流越趋越下。故今之仕者,争以殊诡标名,惟恐其不异;刻虐称才,惟恐其不极;颠倒乱真,惟恐其不奇;坚忍毁成,惟恐其不特;要其心皆阴怀巨利,阳示不欲,内存刻薄,外施仁义。论世者犹以天下事非此才力不能为,非此风声不能振,岂不为世道之害,国家生民之祸哉!(《明道编》卷二)

这一大段对于当时士风世风的描述,同王阳明“拔本塞源”论对当时士风人心的描述很相近,都以为竞逐功利声名是使士风、世风趋于衰颓最根本的原因。功利习气是王阳明所欲拔之本、欲塞之源,也是黄绾所急欲革去的病害。从这一点看,王阳明提出“致良知”,黄绾提出“艮止”,其变风俗、正人心的目的是一致的。

黄绾认为,造成世风衰颓、道德沦丧的原因,首先在于学术不明,欲救治上述社会病害,首务之急在于讲明学术。他说:

今日海内虚耗,大小俱弊,实由学术不明,心术不正,故士风日坏,巧宦日众,吏病日多,贪残日甚。立法愈密,奸弊愈生,刀讼愈起,上下逢迎,虚费愈广,所以生民日困。苟不忍澄其本而惟务更变,更变愈多而滋弊愈深,益使大小空竭,虚耗日甚,视祖宗时民间富庶为如何哉!此皆吾党之所当知,必思有以救之可也,救之如何?明学术而已。(《明道编》卷四)

他提出的救治社会风气的良方是明学术,他的艮止之旨,就是要使人皆知所止:止于天理,止于至善。而当时人们所尊信的学术,大多是左道旁门。黄绾指出,当时最大的学术公害是禅宗,明学术首先在于辟禅。他认为禅宗是最不知艮止者。禅宗以不思善、不思恶,认本来面目为宗旨,而其本来面目,即空,无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等当止之所。不知艮止即不知天理,不知天理必逃世。世儒中以空无虚寂为学者,皆不知艮止,皆流于禅学。他所列不知止而流入禅学者,包括宋明两代大儒,他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明道、横渠、象山则由于上乘,伊川、晦庵则由于下乘。虽曰圣学至宋倡,然语焉而不详、择焉而不精者多矣。”(《明道编》卷一)黄绾对宋儒承继孔孟圣学之说提出质疑,认为圣学至宋而昌的说法没有充分的根据。宋代诸大儒皆半杂禅门,杂于禅,则丧艮止之旨。对于周敦颐,黄绾集中批评他的修养方法为禅学。周敦颐曾述其为学之要说:“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书》第二十章)黄绾认为,圣学之要在“十六字心传”,而周敦颐说“一为要”,此已离开尧舜相传之统。而且“欲”字,有出于道心者,有出于人心者。出于道心者,欲为天理,如孔子“己欲立而立人”之类。此欲绝不能无。周敦颐之无欲、静一,即从禅宗“本来无一物”化来。周敦颐又杂入道家,周敦颐的“无极”即老子的“无名天地之始”,禅宗的“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而儒家,在《易》则曰“易有太极”,在《洪范》则曰“皇建其有极”,在《诗》则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皆言有而未尝言无。言无则堕于空虚寂灭,与艮止之意绝不相侔。

对于程颢,黄绾着重攻其《定性书》中的思想。《定性书》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是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黄绾认为,无心、无情、廓然大公都没有艮止的内容,不但与《中庸》“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宗旨相违,即与孟子“求放心”之训也相戾。他指出,程颢之学的实质是禅学,必须正本清源,勿使人借程颢此言宣传伪学。

对于程颐朱熹,黄绾的批评更为严厉。他指出,程朱的功夫纲领在“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二句。而涵养用敬则多瞑目端坐,进学致知则多在书册上考求。“程门立雪”故事,后儒传为佳话,黄绾则以为瞑目端坐,不知门外雪深数尺,正其禅学处。朱熹之《调息箴》,不仅杂于禅,而且杂入老。朱熹《大学补传》之致知,也非《大学》致知原意。黄绾指出,程颐、朱熹之病,皆在不见心体固有之明,求之于外,皆不知艮止之意。不但不可望其为圣学,即求其为濂溪、明道之上乘,亦不可得。

对于陆九渊,黄绾的批评较为温和,但对于陆九渊的弟子杨简,则攻之不遗余力。他说:“慈湖之学,出于象山。象山则不纯禅,至慈湖则纯禅矣。”(《明道编》卷一)杨简之学之所以是禅,就在于它以“不起意”为中心宗旨。“不起意”则必以《易传》所说“拟议成变化”为不足道,必废孔门“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的修养功夫。黄绾还指出,杨简之学继承陆九渊的方面,如承认人心自善,人心自灵,人心自明,人心即道等,与自己的学术宗旨无异,异者在自己有艮止,杨简无艮止。他说:

我之所异者,我有典要,慈湖无典要;我有工夫功效,慈湖无工夫功效;我有日新次第,慈湖无日新次第;我则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其定、静、安皆本于止,止在于心而有其所,故万物万事皆从我止而不可乱。慈湖则随其所至而止,止于泛而无所,故万事万物皆由其止而不可约。我之立心在诚意,去私意;慈湖则并诚意而去之,而曰“不起意”,又曰“起意则昏”。我之工夫在思,去其不当思者;慈湖则并当思而去之,而曰“不思”,又曰“无思则万物毕照”。(《明道编》卷一)

在黄绾看来,有艮止则见天理,艮止即学问宗要,即功夫所求的结果;艮止则诚意可立,即所谓“成性存存”。一切恶行,皆起于荡而无归,流而无止。故他反复强调艮止。他认为艮止是本,一切事功设施,皆是艮止发生的作用。艮止之本一失,其作用皆有弊病。

对于自己的艮止之旨,黄绾反复申明其义:“予以艮止存心,以执中为志,以思为学,时止时行,无终食之间违仁,兢兢业业,无一言敢妄,一行敢苟。”(《明道编》卷一)就是说,心存艮止,不敢轻忽,心即得诚敬。然后以中、以天理为目标,事事思个天理是当,一切行为,皆止于当止之地,皆以理为归。他认为,这个意思,就是儒家经典反复训诫的意思,也是儒佛的分水岭。在黄绾这里,艮止获得全面的意义,艮止是与天道运行的节律、轨则同一的。艮止之体,即天道之诚。人心也因本具的天理自有进退行止之节律而显艮止。收拾精神而无肆志妄行,这就是修养功夫上的艮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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