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倒孔家店”到“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一、从“打倒孔家店”到“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这场史无前例的对民族传统的批判运动，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爆发的。内忧——长期贫弱，积重难返；外患——列强蚕食领土，得陇望蜀，国家面临困境重重，中国向何处去？在此情境之下，有识之士试图通过寻找自身落后的原因，对症下药，以求突破，因而对民族传统产生疑惑和批判，进而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顺理成章的。这是因为我国民族传统虽内容众多，但概而言之，其核心还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如热爱祖国、重视教育、尊重长辈、与人为善等，而儒家文化的祖师是孔子，“打倒孔家店”，也就意味着要拔除传统文化的根基，以便接受西方的先进文化——“德先生”、“赛先生”，希冀从根本上改变民族的传统思想和文化，走向自立自强以救国的道路。

五四运动吹响了近代中国向民主、科学进军的号角，率先举起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在此期间，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随着西风东渐而传进来，以后，逐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就是在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1]此后，又在经历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几个艰苦卓绝的阶段之后，共产党人终于取得了统治中国的权力。从此，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但是，对于民族传统的评价、取舍，并没有因为一场浩浩荡荡的五四运动和新中国的成立而得到彻底解决，传统的力量依然强大、坚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代表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初30年里，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所发表言论的影响力是最主要的，其余哲学家或思想家的言论，仅仅是修补，或是在毛泽东所说原则之下的进一步阐发，不可能有原创性。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前7年，在哲学思想上首先要做的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和对旧思想的批判。也可以说，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目的是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服务。至于对本土的历史文化传统问题来说，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即已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过明确的指示。他说：“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大的帮助的。”^[2]

这里毛泽东说的虽是继承历史遗产的问题，但民族传统是历史的积淀，或者说结晶，自然也包括在内。他的态度同样是非常明确的：一是尊重，二要批判地继承。比如，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又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3]

为了说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批判继承原则，毛泽东还生动地比喻说：“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4]

尽管这个比喻当时是针对如何吸收外国文化说的，但对民族传统无疑也是完全适用的，它表明了毛泽东对于吸收古代传统和外国文化的根本态度和原则，体现着鲜明的阶级观点、历史观点和无产阶级继承文化遗产的革命精神。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对于古代文化遗产，只有首先区别其精华和糟粕，然后才谈得上批判继承。有肯定，必有所否定；有吸收，必有所扬弃。

就以对孔子的评价来说，也是这一观点。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关于“有实无名”问题的谈话时，曾说过：“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稣、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博士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以后不太灵了。到了唐朝好一点，特别是宋朝朱熹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了‘五四运动’，又下降了。圣人不圣人，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从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个观点基本没有多大变化。如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强调对于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要持分析批判的态度，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应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并称赞“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5]，要求音乐工作者推陈出新，发展出社会主义新文化来，正是这一立场的延续和发展。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孔子的，主要表现为“一分为二”，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着眼于当时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为指导，一方面肯定孔子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主张吸收或改造其思想中有价值的“精华”，丰富自己的思想理论；另一方面，又批判孔子在政治主张、思想理论、道德认识中的错误和过时了的东西，并反对“尊孔读经”。

这种态度或立场对于民族传统的继承来说，是非常正确的。也因此，在现实社会中，国家出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的需要，在全国开始实行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成绩是可观的。同时，摒弃封建社会中歧视妇女的传统糟粕，倡导并实行男女平等的主张，大幅提高广大妇女的地位，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男女“同工同酬”的权利等，使我国妇女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6]。这在1949年以前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是不可想象的，它是我国5 000年文明史上最为伟大的实践之一，其功绩给予多么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此外，实际的情况往往是，毛泽东的思想文化思考（或者说探索），仅仅停留在观念性的层面，与现实中的实行并不相符。换句话说，理性的思考与具体实践严重脱节。这一点与他在其他方面的言行，也是一致的^[7]。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重点放在在哪儿？却颇费斟酌：是批判还是继承？在实际的操作中，重点不同往往有着天壤之别。这在当时曾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如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新建设》发表胡念贻的《谈谈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郭预衡的《能够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吗？》，昌岚的《只有反动的遗产才算糟粕吗？》、《纲常礼教不可继》、《“批判继承”还是“兼收并蓄”》，任继愈《从中国哲学史看哲学史的继承问题》和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等多篇文章^[8]，都是这些争论的真实反映。虽然这些文章是从文化遗产、文学遗产或哲学史的角度来谈论的，但对于民族传统的批判继承问题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是在打碎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强烈的共产主义信仰的支配之下，加上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在激进的政治主张面前，难免或多或少将民族传统与封建社会的糟粕联系在一起，于是出现了“左”倾的政治路线^[9]。在1951年，就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可以说，这揭开了对民族传统进行批判的序幕。

孙瑜编导的电影《武训传》，描写的是清末山东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宣扬重视教育的民族传统。1951年1月电影公映后，引起各界尤其是教育界的强烈反响，两个月里报刊发表评论文章40余篇，其中绝大多数是赞扬和歌颂，认为《武训传》是“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非常“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和崇高品质”。但毛泽东却认为，这部电影宣扬了封建农民的奴性，是旧文化的“复辟”，不能容忍。于是，借题发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于1951年5月20日发表了批判文章《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指出：“像武训那样的人……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扬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然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10]

毛泽东发动对《武训传》的“围剿”，其潜在的意图在把评价历史人物的学术争论变成一场让知识分子“脱胎换骨”式的“思想改造运动”。同时，又授意江青撰写《武训历史调查记》，以推波助澜。直到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谈这个问题，以致许多党员、团员、宣传部门、文艺界、教育界、史学界、报刊编辑、记者全都卷入了这场批判《武训传》的运动。而被《人民日报》社论点名的48人以及影片的编导和主要演员都被迫检讨并接受批判，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达数百篇之多。从此，不但该影片遭到禁演，各地为纪念武训而办的“武训学校”也一律更改校名，相关的纪念石碑、塑像、画像、纪念亭等悉被拆除。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虽已作古多年，也因其生前推崇过武训而遭诟病，甚至殃及其弟子。

经过这场批判《武训传》的运动，加上1954年10月到1955年6月对俞平伯红学思想的批判、1954年12月至1955年秋对胡适思想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思想的批判^[11]，以及对梁漱敏思想的批判等几次政治运动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已“与旧社会割断联系”，知识分子应有的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遭受摧残。

不久之后，政府宣布我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方针，知识分子被迫奉苏联为师，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学术研究所必需的自由探索和实事求是精神受到压制，“唯上是从”的心理开始风行。196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更使得数十万知识分子（包括民主党派著名人士）被错划为右派。这一切大大伤害了一些愿意为人民工作的知识分子，因而臻于上乘的精神产品难以脱颖而出，给以后的中国科学文化事业和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同样是一次沉痛的历史教训。同时，也为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埋下了伏笔。

尽管“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之说，早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说到过，但那主要是针对接受外国文化来说的^[12]。例如，中国的殡葬制度，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习惯于土葬、厚葬，奢靡之风盛行。为改革这一传统规制，中央政府采取印度佛教火化的做法，移风易俗，流传至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3]。我国采取火化制度，即是借鉴外国文化，也是继承中国佛教的传统做法，历史上佛教徒一直采用火化，并在寺院里进行。可遗憾的是，这种方针政策并没有在以后的日子里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只是徒有口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