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性的标志的“主体性”原则

二、作为现代性的标志的“主体性”原则

为了说明黑格尔是如何用主体性原则来作为现代性标志的，哈贝马斯引述了黑格尔一句十分经典的话：“我们时代的伟大之处在于，自由，作为自在自为的精神财富，受到了承认。”在引述这句话之前，黑格尔描述了主体性范畴被发掘的哲思历程：“自笛卡尔以降，现代哲学集中关注的是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理性是用认知主体的自我指涉概念来加以解释的;认知主体似乎又回到了自身，以便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认知主体。精神通过自我反思而把握住了自己，在自我反思过程中，意识不仅被揭示为一个对象领域，更多地还被当作是一个对象的想象领域。黑格尔用主体性原则(用反思确保自由)作为现代性的标志，他所运用的实际上就是上述推理。”^[8]虽然追溯到了笛卡尔的“自我意识”，但显然，黑格尔的“标志性”，却永远地烙印在现代化历程的主体谱志上。尽管哈氏在与学界的对话中，补充地提到：“狄尔泰、施密特、本格森等思想家——他们都是从生存哲学起飞的——最后都将目光集中在主体范畴。”^[9]可见，主体性原则，在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性，确与现代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对哈贝马斯来说，黑格尔仍是此中最为紧要的一个起点。那么，哈贝马斯是如何从学理上来认识“主体性”概念的前提与内涵呢?对此，哈贝马斯论道：

主体性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一个基础主义的概念。主体性保障的是自明性和肯定性，由此出发，其余的一切都会受到怀疑和批判。因此，现代性引以为自豪的是它的批判精神，除非有充足的理由，否则，批判精神本身不是随便就会获得承认的。同时，主体性还具有一种普遍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意义。任何一个人都要受到所有人的同等尊重。与此同时，他又是判断所有人各自的幸福要求的源泉和终极权威。^[10]

这里，哈贝马斯是将个体主义与普遍主义置入一个命题当中，显然不只是谈二者的关系而已;其价值指向是显而易见的：个体被受到所有人(普遍性)尊重的同时，个体又是判断普遍性之源头。关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哈氏还从现代“法律共同体”的角度进行了极为有价值的阐述：

如果我们把个体化过程和社会化过程的相互同一性提高到法律的高度，那么，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进行选择，就会变得毫无意义。由于法人只能沿着社会化的道路才能实现个体化，因此，个人的同一性也就只能沿着社会化的道路才能实现个体化。因此，个人的同一性也就只能用人际关系的开放性和文化传统的开放性来加以保护。也就是说，只有在人际关系和文化传统当中，个人的认同才能得到保障。^[11]

这里已用出了“法人”概念，并且强调了个体是如何通过社会化道路来实现其个体化的。这是极能显现哈氏现代眼光的卓越理念。

哈贝马斯又将“道德观念”与“伦理观念”补充进这一现代性规定之中：“因此，现代性的自我理解不仅表现为理论的‘自我意识’、表现为针对一切传统的自我批判立场，而且也表现为‘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道德观念和伦理观念。根据黑格尔的理解，现代性的这种规范扎根在理性自身的结构当中，并且可以在‘主体性原则’当中找到解释。”^[12]然而问题出现了，哈贝马斯十分睿智地洞明了：在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同时，危机出现了，“因为现代意识发现自己面对挑战，而且必须处理许多问题。随着未来的视野不断扩大，这些问题也就涌入了越来越不安的现实当中。主要有一点被认为具有‘批判’意义，这就是不断提高的社会复杂性。因为，随着生活世界的分化和非传统化，社会复杂性也在不断加强。生活世界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失去了其一系列的特征，比如亲近感、透明度、可靠性等。从这样一种防守的视角来看，‘突然出现’的现代性最初被认为是对一种完整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德性侵犯，也就是说，被认为是社会解体的动力”。从亲近感说到德性侵犯，再说到社会解体，现代化岂不是洪水猛兽?然而，我们这里必须关注的是哈氏的两个重要概念，即“生活世界”与“生活方式”。显然，生活世界具有连续性，生活方式具有传统性。随着现代化历程的加大加快，正如哈氏所言“社会复杂性也在不断加强”，这必然造成人们在突然出现的新事物面前手足无措。其实，这正是哈氏提出“交往”理论的最层的原因。吉登斯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引入了生活世界的概念。生活世界，正如在现象学上提出的一样，是那种设定的日常社会行为的领域。它充满着通过惯例和确定的处事方式而进行的交往行为。它“蕴含着许多一代代前人解释的劳动”，在生活世界中传统的作用是发挥着一种能平衡交往所引发的歧义的内在潜力。社会进化的过程改变了生活世界的性质，因而，理性的扩展假定了生活世界的维持力在减少。^[13]

一句话，生活世界具有传统维系的延续性，所以随着社会进化，其维系程度必定减低。

当然，哈贝马斯并非对“生活世界”的非传统化乃至毁灭，完全持悲观态度。他在与魏德曼对谈中就如何防止出现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导致对生活世界的毁灭时，就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生活世界自身嬗变”。在这点上，他甚至气概不凡地指责了马克思，他说：

农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古典冲突反映了要求防止出现由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导致的毁灭。对此，我无异议，完全接受。但是，你忽略了生活世界自身嬗变这一点。马克思没能充分区分生活世界与生活方式的结构差异，前者经过现代化进程，已消失了;后者今天正受到交往基础结构的威胁。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结果，瓦解的出现意味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崩溃。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应该有意识地促成它，或者把它看成是道德上能够接受的事。^[14]

具有传统延续性的“生活世界”在现代化浪潮中有可能会消失掉;但新的“交往基础结构”却有着内在的积极性一面，它能在现代化历程中让“生活世界”产生“自身嬗变”。理解这点十分重要，否则，人们在现代化浪潮中只有悲观坐待，不知所向。哈贝马斯对此还深加阐述说：

我确实不信发展可供选择的生活样式会导致生活方式的毁灭。我只是认为人们能够将生活世界这一标签贴到那些尚未成为主流、尚未受到批判的资源上。一旦其中某一要素被挑出来加以批判，付诸讨论，该要素就不再属于生活世界了。我还认为通过不断地讨论事物来创造新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可供选择的生活样式的一个要素明显不同于非常强大的传统生活样式。这就是一个能被主题化的广阔地平线。这也是我所谓的突出特征，用严格的术语是“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我是从完全积极的意义上指出这一点的。^[15]

事实上，哈氏更感兴趣的“生活方式”，它具有可能使“生活世界合理化”的“广阔地平线”。当然，这要视人们如何积极作为，从而深掘出“交往基础结构”的合理性。

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哈氏“交往基础结构”对于现代性的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