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通》思想

第二节　《白虎通》思想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在京师洛阳白虎观举行了一次讨论经义的会议，制订朝廷对经书的统一解释，称为白虎观会议。自武帝立五经博士至章帝时已有200年，其间经学得到充分发展，“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后汉书·杨终传》），陷入烦言碎辞。“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汉书·儒林传》），学者终生不能通一经。这种状况妨碍了经学发挥统治思想的作用。同时今、古文经学内部以及正统经学与谶纬神学之间矛盾重重，派别纷争不可收拾。白虎观会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学者有李育、魏应、杨终、淳于恭、丁鸿、楼望、张酺、成封、鲁恭、桓郁、召驯、班固、贾逵等。他们就经义反复提出奏议，由章帝亲自裁决。会后，班固奉命将记录整理编辑成书，即《白虎通》，也称为《白虎通义》，或称为《白虎通德论》。它以君臣父子之义为主题，依据今文经学，吸取古文经学和谶纬神学的一些观点，把经义解说统一起来，成为一部简明扼要的经学法典。

《白虎通》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经学通义，不像一般经学著作那样解释个别经书的章句，而是就经学涉及的重要问题作理论性的说明。全书分44个篇目，内容包含封建时代社会生活、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都从儒学经典出发作出了扼要解说。《白虎通》与一般经学著作的另一个不同点在于，它是经朝廷群臣讨论，由皇帝钦定的解释，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而不是封建统治阶级中个别人的意志，一定程度上起着制度的作用。但是，由于它主要阐释经义，不可避免地随着经书的内容叙述历史上的制度和不同学派的观点，有些与东汉实际情况已不符合，不能完全等同于制度，只能作为制订制度的基本原则。

《白虎通》突出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三纲五常。《三纲六纪》篇引《礼纬·含文嘉》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说：“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有纲纪而万目张也。《诗》云：‘亹亹我（文）王，纲纪四方。’”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不是彼此孤立的存在，每个人都处于社会关系之中。依照《白虎通》的看法，这种社会关系主要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三纲）和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关系（六纪）。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犹如罗网，而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则是罗网之纲，抓住了这三种关系就抓住了基本关系。三纲的君臣关系是政治关系，父子、夫妇是血缘关系。六纪中的诸父、兄弟、族人、诸舅是血缘关系，师长、朋友从属于政治关系和血缘关系。实际上，上面所说的只是社会关系中的政治和亲缘关系，并没有直接提到最根本的社会经济关系。但三纲说对封建宗法制度来说确实抓住了最基本的原则，以君权和父权来稳定统治秩序，正是封建宗法制的本质特征。

通过天命、制度、礼仪诸方面的解释，皇权的至高无上被确定下来。书中说：

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白虎通·爵》）

君，群也，下之所归心。（《白虎通·三纲六纪》）

最高统治者的名号即是至高无上地位的依据。天子这个爵位与其他爵位不同，其他爵位都是人给予的，而天子这个爵位是天给予的。其他爵位的职责是事人，而天子的职责是事天。最高统治者称天子是对天而言，对人而言则称帝王，表示有号令天下的大权。最高统治者又称君、王，表示天下“归心”“归往”于他。“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内，所共尊者，一人耳。”（《白虎通·号》）天子之下，有公、侯、伯、子、男和公、卿、大夫两个爵位系统，这两个系统都由天子统帅，两个系统的爵位都由天子授予，臣下不得自封。

天子有权把土地分封给臣下，表示天下的土地是天子的私有财产。书中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海内之众，已尽得使之。不忍使亲属无短（托）足之居，一人使封之，亲亲之义也。（《白虎通·封公侯》）

分封对象有两类人，一类是与天子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一类是与天子没有血缘关系的有功有德者。分封前一类人出于“亲亲之义”，分封后一类人是为了“褒大功”“尊有德”，意义有所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天子是天下的最高主人。没有得到封地的臣下，接受天子赐予的俸禄，同样表示天子是天下的最高所有者。

礼仪也被赋予宗法等级的意义，用以论证君权的神圣。如古代有所谓“贽见礼”，来源于会见时赠送礼品的古老风俗，西周、春秋时形成“委质为臣”的制度。《白虎通》对贽见礼的意义作了进一步发挥。书中说：

贽者，质也。质己之诚，致己之悃愊（忠诚）也。王者缘臣子之心，以为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白虎通·瑞贽》）

这就是说，臣下觐见君主时进献礼物象征着愿意臣服于君主，忠诚地履行臣下的职责。臣下的等级不同，职责与所应具备的品质也有所不同。不同等级的人所持的礼品要与自己的等级地位相符合，因而贽见礼也不同。这种礼仪被制度化，成为不能僭越的规定。依照《文质》篇的说法，公侯以玉为贽，取其“燥不轻，湿不重”的性质，象征公侯以德事君。卿以羔为贽，取其“群不党”的意义，象征卿尽忠于君主而不结党营私。大夫以雁为贽，取其“飞成行，止成列”的特点，象征大夫奉命办事能够自正以事君。士以雉为贽，取其“不可诱之以食，慑之以威”的品质，象征士耿介守节为君主效死。

父权是为宗法制度服务的。在中国商、周时代，宗法制度与国家制度合为一体，到了封建社会两者已经分开。但宗法制度可以加强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对于封建国家仍是需要的。儒家经学自觉利用宗法制来为封建国家服务。《白虎通》强调君权与父权结合，常把君与父并称，认为“君父大义”是一致的，说“臣、子与君、父，其义一也”（《白虎通·诛伐》）。

为了维护君权、父权，《白虎通》十分重视仁、义、礼、智、信五种伦理规范，称之为“五常”。它认为五常为人性所固有，所以又称之为“五性”。五常以礼为中心，礼被认为是“阴阳之际，百事之会”（《白虎通·礼乐》），对待天地、鬼神、人事都要以礼为准则。仁被看做依礼行事的等级名分标准，智被看做对礼的正确理解，信被看做依礼行事的忠诚专一。《白虎通》提出“《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白虎通·五经》）的看法，认为五经的实质就是以五常之道进行教化。五刑的作用是配合教化以推行五常之道。五常得以推行，则君权、父权得以巩固，社会的贵贱、亲疏、长幼关系不会错乱，王道——封建社会的理想局面就实现了。

《白虎通》作为东汉王朝对经义的官方解释是完成了，但统一思想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以后仍然是“每有策试，辄兴争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后汉书·徐防传》）。直到兼通诸家的马融、郑玄遍注群经，才真正把经学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