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察名号”的正名思想

第四节　“深察名号”的正名思想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开宗明义说：“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懂得分辨什么是大事是治天下的开端，而要分辨什么是大事必须深察事物的名号。很清楚，董仲舒认为研究名号的问题关系着治天下，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他依据《公羊传》的观点，认为《春秋》的真正意义在于正名。孔子之所以作《春秋》，是要奉天正名。他写道：“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春秋繁露·俞序》）孔子作《春秋》是通过历史事实使后人认识正名的重要性。

董仲舒的正名论包含着某些逻辑思想，这是次要的；又包含着通过名号通晓天命的神学思想，这是主要的，是他的正名论的本质。

先来叙述董仲舒正名论涉及的逻辑思想。他说：“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为言真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仅从这个论断来看，他认为名来源于真实，不反映真实的就不能作为事物的名。有了能够“真物”的名，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就清楚了。他按照《公羊传》的观点从《春秋》中举出一个例子，说明名必须“真物”。《春秋》僖公十六年记载：“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公羊传》解释这个记载说：“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是月者何？仅逮是月也。……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这就是说，《春秋》的这条记载忠实、准确地描述了人们认识的程序。董仲舒认为这是以名“真物”的一个范例，并推论说：“《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陨石则后其五，言退鹢则先其六。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董仲舒强调名要准确地反映事物的真实，又注意到概念的种属区别。不过，这些基础的逻辑思想都是前人早已提出过的。董仲舒在此没有什么创新，而且他在进一步论证时又走向了神学。在他看来，确定“是非”的标准是“逆顺”，确定“逆顺”的标准是“名号”，而确定“名号”的标准则是所谓“天意”。名与号虽然有差别，但都是表达“天意”的。归根到底，名号反映的是“天意”。既说名号是“真物”（反映事物的真实）的，又说名号反映“天意”，这就存在着矛盾。但在董仲舒本人看来，两种说法并没有矛盾，因为他认为事物的真实情况是“天意”的体现，因而“真物”也就是表达“天意”。所以，他又说：“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上）强调从“天人合一”角度去理解，才能抓住他的正名论的本质。

董仲舒主张“深察名号”，目的在论证封建宗法秩序的合理性，而不在于探求新的知识。他在《深察名号》中着重阐述他对封建等级名分的看法。他认为，天子、诸侯、大夫、士、民各个等级秩序是不能混淆，也不能颠倒的，因为这些名号本身就体现着“天意”。天子这一名号意味着受命之君是“天意”的代表，应该视天如父，以孝道事天。诸侯这一名号意味着应该侍奉天子。大夫这一名号意味着应该注重忠信仁义。士这一名号意味着职责是办理上级交付的具体事务，而不参与教化人民。民这一称号意味着冥顽不灵，只能做被教化的对象。由此可见，对封建主义等级制度这样从语义上加以牵强的解释，便纳入了“天意”的框架。

“天意”与统治者的意志又是什么关系呢？董仲舒说：“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古之圣人，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这就是说，封建伦理纲常、仁义道德（“名”）是圣人依据天意制定的。它是统治者的意志，同时也是“天意”。这样，封建伦理纲常、仁义道德就被抬高到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的地位。“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审于是非也，犹绳之审于曲直也。诘其名实，观其离合，则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谰已。”（同上）总之，凡符合封建伦理纲常、仁义道德的思想、言论、行为都被确定为是和善，凡背离封建伦理纲常、仁义道德的思想、言论、行为都被定为非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