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文质统一的才德思想

第四节　孔子文质统一的才德思想

我国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很早就产生了文野之分的理论，反对野蛮而赞扬文明。在《尚书·舜典》中，就有“睿哲文明，温恭允塞”之说，把“文明”当成一种美德。《孔疏》说：“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当时的统治者把他们自己的权利，以及由此而反映出的一种品性，称之为文明美德。后来历史的发展，诸如此类的赞美之词就更多了。《易传》：“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周易·乾卦·文言》），“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周易·大有卦·象辞》）。这是以“龙”比人，说明有文明美德的人能适时行事，其事业伟大而美好，天下文绣而光明。如果缺乏文明的美德，就无法摆脱蒙昧野蛮的状态。

文野之分的理论说明了我国传统的道德学说的产生和演变，这是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的，而传统道德学说中的文质统一思想则深入探讨了道德规范的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问题。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内容，也有它的形式，都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精神文明也不例外。古代哲人发现，如果只是表面上遵奉礼义规则，那是不够的。内心一定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形式和内容应当完美地统一起来。早在春秋末期，孔子就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即心地朴质，人们看不见；“文”即文采，是形之于外的东西，人人都能看得见；“彬彬”形容结合恰当，有统一之意。孔子认为，朴质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质，又未免虚浮。只有把文采和朴质、形式和内容结合统一起来，才是有道德修养的君子。

孔子所谓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是内容决定形式的。形式包括“礼”和“乐”，都是形之于外、能看得见的东西。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意思是，我们经常讲的“礼”，难道仅仅是指玉帛等礼物而说的吗？我们经常讲的“乐”，难道仅仅是指钟鼓等乐器而说的吗？言下之意，不能只讲形式而不顾内容。

内容既然决定形式，那么形式是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呢？古人就争论过这样的问题。据《论语·颜渊》记载，卫国大夫棘子成说：“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君子只要美好的本质就够了，何必要文采呢？孔子的学生子贡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这就维护了孔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观点。子贡认为：文和质应当统一，文离开了质不行，质离开了文也不行，二者都是重要的。比如虎豹的皮和犬羊的皮，其区别既在本质，也在文采。如果把这两类兽皮剥去有文采的毛，那虎豹的革便如犬羊的革，很少区别了。人们之所以一眼就能看出它们的区别，是因为它们的本质不同，文采也不一样。可见，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离的。在二者的关系中，首先是内容决定形式。有什么样的内容就必然具有这样的形式而不具有那样的形式，这归根到底只能由内容来说明。棘子成虽然看到了这一点，但却以此否定了形式，这就陷入了片面性。其实，形式也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形式反过来对内容也会起到决定作用，子贡就以“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礼记·典礼上》一方面认为“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即言行都符合道德仁义，这是“礼”的本质所在；另一方面又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意思是没有“礼”这种形式，“道德仁义”也不能形成。可见，形式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因素，在注重内容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形式的作用。

内容和形式固然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有相对的一面。在一定的条件下作为内容的东西，在另外的条件下则可以成为形式；在一定的条件下作为形式的东西，在另外的条件下则可以成为内容。例如，在孔子那里，“乐”是“仁”的一种形式；但在《礼记》中，“乐”又变成了“礼”的内容。古人认为，“乐”用以陶冶人的感情，有了它，“礼”才具有坚实的内容。《礼记·文王世子》说：“凡三王教世子必有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恭敬而温文。”这就是说，“乐”是内在的本质，而“礼”则是外部的形式，二者是统一的。“礼”和“乐”相结合，使人欢乐、高尚、温文尔雅，不致放浪形骸。《礼记·礼器》又说：“礼也者，反其所自在。乐也者，乐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修乐以道志。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这里所说的“修乐以道志”，就是用音乐来陶冶人的性情，使人有高尚的情操。“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交事也。”（《礼记·乐记》）这里进一步论述了礼乐的不同作用：“乐”的作用是和同，“礼”的作用是区别；和同使人亲近，区别使人相敬；过于强调“乐”则容易使人控制不住感情，过于强调“礼”则容易使人疏远隔离。把内容和形式、内心和行为统一起来，这就是“礼”“乐”的作用。

与内容和形式相联系，还有“礼”与“义”、“仁”与“义”等相统一的问题。《管子·心术上》说：“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之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道者也。”所谓“义”是说，人们各自处在不同的等级地位中，有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其行动也应恰如其分。所谓“礼”，就是依据人们的感情欲望，按照不同的等级关系而加以规定的礼节仪式。所以，“礼”说的是符合事理，以定名分，阐明人们的等级关系。因此，“礼”是从“义”中产生的，“义”又是从“理”中产生的，而“理”是依据“道”的。总而言之，用一句话来说，“礼”符合道理，人们必须遵守。《礼记·郊特牲》说：“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先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所以召天下也。”大概意思是，遵守“礼”就要明白遵守“礼”的道理。比如尊敬老人，不只是简单地向他行个礼，而是要从内心里懂得必须尊老的道理。

总之，礼、乐、仁、义的相互关系，都可以看做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及其表现。自从孔子提出“文质彬彬”的命题以后，古人经常用“文”和“质”来表达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例如，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文心雕龙·情采》）意思是，虚柔的水可以产生波纹，坚实的树木便能开放花朵，可见文采必须依附实质。虎豹皮上如果没有花纹，就看不出它们的皮和犬羊的皮有什么区别；犀牛的皮虽然有用，还须涂上丹漆才美观，可见本质也要求美好的形式。这就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是“文附质”，形式依附内容；另一方面是“质待文”，内容需要形式。双方互相依存，不可分割。可见，我国古代哲人是从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概括出关于内和外相结合的理论。它接触到伦理（道德）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人的内心活动（思想、感情、意志）与行为的关系问题。不论是哪一个时代的思想家，都回避不了这个问题。中国古代的哲人不但明确地提出来，而且在解释中也包含有辩证思维：内容与形式、内与外、质与文相反而相成。这些至今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说是借鉴，并不是要恢复古代的“礼”“乐”“仁”“义”，而是说要善于吸取前人道德学说的辩证思维。我们对道德的继承，首先是继承这样的辩证思维，并赋予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