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生平及其著作

第一节　董仲舒的生平及其著作

一、董仲舒的生平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景县西南广川镇)人。据传，董仲舒读书非常勤奋，因而有“三年不窥园”之说。董仲舒作为西汉著名的大哲学家，现存著作有《春秋繁露》。景帝的时候，他曾经做过博士(官方讲授儒家经典的教师)。因为汉武帝很赏识他的“天人三策”，所以，又派他去做江都王的相国。董仲舒的基本哲学思想是“天人感应”，按照他的说法，凡是自然界出现的不正常现象，都是因为当时政治上的某一措施犯了错误，“天”才以不正常的现象对统治者发出警告。

武帝时，辽东地区的汉祖庙和汉高祖陵墓中的便殿先后失火，这确实是一场奇怪的“灾异”。董仲舒对这件事也附会于当时的政治，并且写成文件准备上奏武帝，但还没有发出，恰值其好友主父偃来访，发现了这篇稿子，就将其偷出上奏武帝。武帝当即召集了一些人来讨论。而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并不知道这是他的老师所写的稿子，发言声称“以为大愚”，与会者大多附和他的看法。董仲舒也因此而被定为死罪，后来还是汉武帝赦免了他。为什么朝廷对此事会如此震怒而要定董仲舒的死罪?据《汉书·五行志》记载，董仲舒在那篇稿子中说，这两个“灾异”都是上天用以表达自己意志的。辽东地方的祖庙失火，就是说在外地的不法诸侯该杀;高祖陵墓的便殿失火，就是说在朝中的不法大臣该杀。显而易见，这两个附会上去的结论都必然会引起执政者的愤怒，所以，他们都想置董仲舒于死地。从此，董仲舒再也不敢言及“灾异”，至少是再也不敢如此具体地比附现实的政治了。不过，这并不是说董仲舒从此就放弃了那个惹祸的“天人感应”的理论。那是他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内容，因而是万万放弃不得的。尽管如此，武帝仍然十分信任他。他后来家居著书立说，也很受朝廷尊重。“朝廷如有大议”，也常常派人“就其家而问之”(《汉书·董仲舒传》)。其实，对于董仲舒这个人，无论是其为人还是为学，都是很受人们尊重的。司马迁的《史记·儒林列传》称他“为人廉直”，王充的《论衡·儒增》也称其治学“专精一思”，何晏则说他“儒雅博通”(《太平御览》)。总而言之，董仲舒成为秦汉之际新的儒家思潮的集大成者，两汉中央集权和实行专制统治的理论奠基人，所有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对于他的整体形象及其功过得失的评述也不能因为一时一事之得失，或者因个人的情感而改变。

二、董仲舒的著作

《汉书·董仲舒传》说，董仲舒有著作123篇，另外，还有讲“春秋”的数十篇。对于董仲舒所讲的有关《春秋》的内容，似有《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著录《董仲舒》百二十三篇”，《诸子略》儒家著录“《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但流传到现在的却只有《春秋繁露》82篇，应该属于董仲舒所讲的有关《春秋》的著作。还有《对策》3篇，已经收入《汉书·董仲舒传》，后来称为“天人三策”。事实上，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和贾谊的《治安策》，都是西汉时期非常重要的哲学文献。

西汉人所说的“六艺”，就是《易》、《诗》、《书》、《礼》、《乐》和《春秋》，并且认为这是儒家传下来的六种经典文献。然而，由于其中没有《乐经》，所以只有五经。根据《论语》中的记载，孔子本人并没有关于《春秋》的任何言论，甚至从未提及“春秋”这个名字。从孟子开始讲《春秋》，并且给予最高的评价。在孟子看来，在他以前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有三个里程碑:第一个是“禹抑洪水而天下平”;第二个是“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第三个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据此，孟子还把这三个大人物称之为“三圣”。按照孟子的这一说法，孔子在《春秋》中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书法”)去惩戒(“诛”)那些乱臣贼子，那些乱臣贼子也因此而害怕(“惧”)了。然而，《春秋》所“诛”的那些乱臣贼子都是一些国君或者大臣，按照一般的常理，只有天子才有权处罚他们，孔子不过是一介平民，从理论上说来是无权，在其现实性上也没有任何力量去处罚他们。而《春秋》却又是最看重“名分”，也是最坚决地反对“僭越”的。孔子作为一介平民，而要“诛”那些国君和大臣，即使他们真的是所谓“乱臣贼子”，孔子也不能行此“天子之事”。因此，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僭越”。由于孟子没有办法解释这一矛盾。所以，他才不得不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还认为，即使是孔子本人，也无法解释此事。因此，他只好假托孔子的话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公羊家”们也效法孟子的这一假托说:“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显而易见，也正是因为“春秋公羊学”效法了这一假托，以虚构的这套理论和历史，才使得孔子“惩戒”乱臣贼子的矛盾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

《春秋公羊传》大概出现于西汉初年。其中的那个所谓的“传”字，就是注解和说明的意思。据说，这个所谓的“传”，是一个叫做公羊高的人写成的，所以才被人们称之为《春秋公羊传》。如果按照这一派学者的所谓“传言”，孔子所写的《春秋》，有许多的“微言大义”，也有一些“非常可怪之论”，因为为了避免当时所谓的“政治迫害”，所以不敢用笔写出来，只是以口耳相传，到了公羊高才把它写出来，并称之为《春秋公羊传》，也称为《公羊春秋》或简称为《公羊传》。而在那些“非常可怪之论”当中，就有一条是专门讲孔子“受命为王”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孔子作《春秋》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平民，而是一个“新受命”的王了。既然已经是“新受命”之王，“天”也同样会发出一种与之对应的信号，这就叫做“受命之符”。他们宣称，孔子的“受命之符”，其实就是“西狩获麟”。那么，“西狩获麟”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杜撰说，这是讲的在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18年)，有一个鲁国人在上山砍柴的时候，打死了一只怪兽。据说，这只怪兽就是“麟”。于是，《春秋》也由此写下一笔说:“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春秋公羊传》又说:“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按照《公羊传》的这种说法，《春秋》用了一个“狩”字就表明了“获麟”是一件大事。但这只是一个信息，它是向人们传达:中国已经有“王者”了。并且这个“王者”也并不是一个事实上的“王”，因为这个“麟”刚刚一现身，就被人打死了。也就是说，“麟”的这一现身，也仅仅是为了向孔子传递“受命之符”这样一个信息，使孔子可以“作”《春秋》，进而能够以此寄托他的所谓“一王之法”。《春秋公羊传》还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对于这一说法，何休也解释说:“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公羊传解诂·哀公十四年》)通过人们如此这般的补充、修正和完善，孟子所遇到的所有矛盾都迎刃而解了，《中庸》里的理论缺陷也因此而得到弥补。因为有了这样的条件，孔子既有其德，又在其位，也就有了作《春秋》的资格，他在《春秋》中所行的“天子之事”也自然会使那些“乱臣贼子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