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研究墨子

第二节　专门汉学的后期发展与汪中的思想

“专门汉学”在戴震之后，有了新的发展，总的表现是:很多学者已经突破汉代经学传注的束缚，具有更加求实的态度，对古代经典的研究也更加深入了，辨伪、辑佚、校勘等工作更加完善和周密;同时，在编书、刻书、藏书等方面也形成较完整的规模和系统。学者的研究范围也扩展了。例如，汪中用很大精力整理研究先秦诸子，阮元重视金石及铜器铭文，认为可与“九经”并重;焦循、刘毓松等人将研究领域扩展到词曲、戏剧、古代谣谚方面等。特别是这一时期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无论深度、广度都较以前大大提高了。如天文算学方面，继梅文鼎、李锡阐、江永、戴震之后，李惇、焦循、阮元等人，都有较高的造诣。阮元编著的《畴人传》46卷，是一部历代天文、数学家的学术性传记体著作，具有科学史的价值。

上述情况，构成了这一时期思想史发展的学术土壤。我们通过介绍汪中、焦循、阮元来展示这一时期思想史的概况。

汪中(1744—1794年)字容甫，江苏江都(今扬州)人。汪中出身于贫寒的读书人家庭，7岁丧父，十几岁时入书店当学徒，得以博览群书。经过艰苦自学，卓然成家。汪中一生著述不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述学》(包括内篇3卷，外篇、补遗、别录各1卷)，其他大部分著作收入《汪氏丛书》。

汪中像

汪中的社会思想，表现了他对于社会下层人民的同情，特别是对妇女的同情。他提出过一些乌托邦式的社会幻想，这些都带有市民意识的特点。《哀盐船文》是汪中上述思想的一篇代表作。该文记叙了仪征(今江苏仪征)沙漫州盐船失火，“坏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的景况，发出自己的感慨。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反响，著名学者杭世骏为之作序，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汪中在此文中写道:“人逢其凶邪?天降其酷邪?夫何为而至于此极哉?!”表露出他对人民的同情以及对统治者草菅人命的不满。其他如《狐父之盗颂》等短文，也表现了上述思想感情。

汪中揭露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撰有《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指出:“许嫁而婿死，适婿之家，事其父母，为之立后而不嫁者，非礼也。……其有以死为殉者，尤礼之所不许也”(《述学》内篇一)。所谓许嫁，是指订婚许配而未正式出嫁。汪中举出当时人袁枚及郑文虎两家的例子:袁枚之妹以及郑家婢女都曾自幼许嫁他人，但她们的夫婿皆是玩世不恭的浪荡公子，二女明知如此，却不愿改图，结果出嫁后，都遭到丈夫的虐待和遗弃。汪中对此加以评论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于愚。若二女者可谓愚矣。本不知礼而自谓守礼，以殒其生，良可哀也。”(同上)在汪中看来，“仁”不是不变的教条，人们应当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学)。他认为“学”(思考)是更重要的。汪中还主张寡妇可以改嫁，男女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有社交的自由等。这些思想在汪中的笔下虽然还披着“礼”的外衣，但他实际上多少已突破了封建礼教的内容，透露出近代启蒙的意识。

汪中还曾设想在各州、县设立“贞苦堂”和“孤儿社”，收容无依靠的寡妇孤儿，并设计有详细的计划，但都未能实现。

汪中还尖锐地批评了落后的社会习俗。他不信释老、阴阳、神怪之说，“见人邀福祠祷者，辄骂不休，聆者掩耳疾走”(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汪中传》)。还反对繁缛的丧葬礼仪。他母亲丧葬时，他“废七七之奠，屏浮屠法不用。……人多异之”(《汪氏丛书》，《年谱》)。对于达官贵人中喜欢附庸风雅的人，他也很瞧不起。

汪中对于传统思想的批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大学》提出怀疑，在这一点上他与清初思想家陈确极其相似。汪中在《述学·补遗》中有《大学平议》一篇，他从三个方面论证《大学》并非是至高无上的经典:①从《大学》的文字看，与《礼记》中的其他篇，如《坊记》《表记》《缁衣》等不相上下，为七十子后学所记，与曾子学说关系不大。宋儒表彰它，是为了用其中的“格物致知”一语来附会禅学;②根据周秦古书写作形式的通例，汪中指出朱熹作《格物致知传》，将《大学》分为“经”1章，“传”10章，篡改了古书原秩序，无所根据;③他用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驳斥了宋儒用所谓“三纲领”“八条目”规范天下人的思想的做法，认为这种用一定模式来教育人的方式，与孔门的教育原则相矛盾，因而《大学》不会是孔门的真传。

汪中还对明代以空谈心性为主要内容的“讲学”风气提出批评。他写有《讲学释义》一篇，指出“礼乐不可斯须去身，故孔子忧学之不讲。后世群居终日，高谈性命，而谓之讲学，吾未之前闻也”(《述学·别录》)。这与顾炎武对明末讲学风气的批评颇为相似。

汪中思想的特色还表现在他对于先秦诸子的研究方面。

(1)对荀子的研究。汪中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述学·补遗》《荀卿子通论》)这样的说法与传统上“孔孟”并提的说法有所不同。当时，荀子的学说虽然已经受到学者的注重并有人推崇，但还没有人公开将荀子说成是孔子学说的真传者。而汪中却说:“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同上)他作《荀子年表》，大力表彰荀学。

(2)对墨子的研究。墨子之学自汉武帝定儒学于一尊之后，几乎成为绝学。时至清初，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乾嘉时期，“墨学”开始复兴，许多学者致力于墨学的研究，汪中便是其中之一。汪中写了《墨子序》《墨子后序》论断墨子是春秋战国诸子中的一派，特别对孟子用“无父”二字指责墨子的观点力加辩驳。他通过认真研究，对墨子作出了下述评论:

①墨子的学术为救世之作，墨子为救世之仁人，不可以洪水猛兽诬之，也不可以假仁义恶之。

②墨学为当世之显学，九流之中唯儒学可与之抗衡，其余则非其伦比。杨墨并称之说与史实不符。

③儒墨相攻，为道不同不相为谋，并非正统与异端之别，儒、墨互相批评，无害于学术的发展。

上述评论在当时更是大胆的言论，因为它在肯定墨子的同时也贬斥了孟子，因此汪中遭到一些学者的攻击。

汪中在他对其他诸子的研究中也敢于提出己见，不墨守前人旧说。他撰有《老子考异》，论证老聃、老子、老莱子三人各不相蒙，五千言作者之老子是晚出于孔子之后的人。他还指出对《庄子》中的寓言不能当作历史证据来看待。又曾详细论证《吕氏春秋》一书是集诸子学说而成，并非出于一人之手。

汪中作为乾嘉时期的学者，其思想未能摆脱考据之一途。他写有《春秋述义》《尚书考异》《仪礼校本》《知新记》《尔雅校本》《大戴礼记校本》《春秋后传》《小学》《说文求端》《广陵通典》《秦蚕食六国地表》《金陵地图》《明堂通释》等经学、史学、训诂学、地理学等方面的著作。他在考据训诂方面，既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探微寻幽的精神，又能不拘泥于文字的训诂，同时更主张“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对社会现实表示出强烈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