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寄生物

第五节　消灭寄生物——国家

这一节是对第三章的总结。列宁进一步论述了马克思提出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的思想，并简要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一、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治形式

巴黎公社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崭新事物，是新的历史创举。列宁在第二、三、四节中，具体地论述了巴黎公社是在摧毁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基础上，对公社作了高度评价，阐明了公社的阶级实质。马克思指出，公社和历史上出现的新生事物一样，遭到了人们的曲解，“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然而“这个摧毁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无疑是“新的历史创举”。它与历史上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并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公社。中世纪的公社，是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中，通过赎买或战争从封建领主手里争得的一定自治权利而建立起来的城市公社或城市共和国。而巴黎公社则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公社也不同于分散的小邦联盟。公社更不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中，为争取城市自治所进行的那种斗争的扩大形式，公社是铲除一切寄生物，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革命。因此，马克思赞扬公社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正是这个“新的历史创举”，打碎了凌驾于社会之上而又阻碍社会前进的旧国家，废除了官吏和军队两项巨大开支，这就把国家政权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把法国的复兴事业向前推进了。公社不但实现了最广泛的民主，代表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促进了工农联盟，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广大群众的创造力准备了条件。因此，公社不是恢复城市对乡村的统治，相反，工人阶级是农民利益的“天然代表者”，而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结成联盟，才能获得真正解放。除此之外，由于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自下而上地组成中央政府，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样就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因此，自然会带来地方自治。这种地方自治，再不是私有制条件下，为对抗中央集权所争取的自治了。

由此可见，公社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消灭了国家政权这个“寄生赘瘤”。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和一切剥削阶级国家根本对立的崭新的无产阶级政权。

然而，马克思所总结的这次历史创举的革命经验，列宁说：“恰巧在新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时代到来的时候被人忘记了。”尤其在1917年革命中，机会主义者完全抹杀和抛弃了马克思这些伟大的思想，公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列宁强调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重申马克思关于国家学说的论述，对于“使广大群众能够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粉碎修正主义的猖狂进攻，坚持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公社不但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而且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提供了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关于这一点，“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例如，有的说公社实现了资产阶级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公社彻底推翻了君主制；还有的认为，公社为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等。虽然这些解释没有说到公社的实质，但是它反映了公社不仅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体现了小资产阶级和其他受压迫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这一灵活性的基础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前的国家机器都是压迫劳动人民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共同要求，因此，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为反对共同的压迫而联合起来。公社所以能代表劳动群众各种不同的利益，其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这一政府的建立，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它保证了劳动人民在政治上不再受压迫，在经济上使生产资料归为公有，使劳动和生产资料重新结合起来，不再遭受剥削和奴役，因此，马克思说：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如果不是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关于公社是“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的结论，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派别的根本区别。列宁分析了空想主义、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在对待国家问题上的不同态度，阐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对国家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

马克思同空想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在对待国家政权问题上的根本区别是：

第一，空想主义者脱离革命斗争实践，凭主观幻想去“发现”各种政治形式；

第二，无政府主义者根本避而不谈政治形式的问题；

第三，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政治形式崇拜得五体投地。

这三种态度都是错误的。

空想主义者虽然能够看到资产阶级国家的某些矛盾现象，但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看不到革命群众的历史作用，因此，他们脱离革命斗争实践，只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去空想“可以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政治形式”。幻想用和平方式，依靠统治阶级的恩赐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计划。

无政府主义却与此相反，他们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根本不可能去研究国家的政治形式问题。

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则站在资产阶级一面，对议会制崇拜得五体投地，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当作国家统治的最好形式，“宣布摧毁这种政治形式的任何意图都是无政府主义”。因此，他们既反对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又反对用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它。这些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虽然曾经打着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旗号，但是，由于他们不能历史地、唯物地看待社会的发展和正视现实，所以他们不仅不能真正反对资产阶级，而且在当时的历史发展环境下，面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波澜壮阔、不可阻挡，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极其仇视，进行了联合绞杀，这些人客观上只能充当资产阶级的帮凶，成为人民革命的敌人。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和研究全部社会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亲自参加革命斗争，认真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结论”。

列宁将马克思依据革命实践在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得出的科学结论作了概述。

列宁指出：1848年革命前夜，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根据西欧工人运动所提供的材料，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将是创造一个没有阶级和阶级对立的共产主义社会，揭示了国家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的必然规律，从而提出：“国家消失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但当时历史条件还没有可能提出国家消亡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的材料，因此，马克思没有空想和臆造什么结论。经过1848年革命和1851年的阶级斗争，客观上提出了新的理论材料。马克思根据这些材料，“确切地考察了法国历史”，特别是分析了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的过程，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将是“打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于1852年，鲜明地作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但是用什么具体形式来组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马克思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的。1871年马克思分析和总结了巴黎无产阶级的伟大创举，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指出，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形式”；是“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

当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领导的俄国1905年和1917年革命，是“继续着公社的事业”。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道路上，巴黎公社“走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走了第二步”，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英明和正确。关于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的经验，列宁已经拟定了第七章的题目。但由于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革命活动的紧张，列宁没有来得及完成。

在巴黎公社起义78年之后，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并创造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毛泽东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国家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公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为我们的政权建设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