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生活”与“全面发展”形成一个反馈圆环

人的全面生活生产与“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前已述及，胡锦涛同志提出“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随后又明确指出：“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方法、手段协调和集成起来。”[1]这样就把科学发展观的全面目标——经济繁荣、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与全面科技即自然科技、人文科技和社会科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中，人们要同时运用全面科技才能实现全面发展目标。正如此前反复强调的那样，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认为从传统的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片面发展”通过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最高阶段，“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2]，共产主义的全面发展是三大基本矛盾“真正解决”的过程和结果。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个体和类之间（即人和自我之间——引者注）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显然，三大基本矛盾的“真正解决”就是科学发展观中的“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过程。因此，“科学发展”就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而“以人为本”或者“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语）就是马克思讲的“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我们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不断改变现状”的实践，也就是人的全部活动即全面生活。于是，全面生活生产与“全面发展”由“人通过人的劳动”形成为一个反馈圆环（见图11－2）。

如图11－2所示：

（1）全面生活是人们在生活领域运用全面科技的过程和结果，这是主导多维整合效应[4]。其中的物质生活是以自然科技为主导，同时又与人文科技、社会科技交互作用的整合效应；精神文化生活是以人文科技为主导，并与自然科技、社会科技交互作用的整合效应；社交生活是以社会科技为主导，又与自然科技、人文科技交互作用的整合效应。反之亦然。因此，全面生活就会塑造“全面发展的人”。

图11－2 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全面生活与“全面发展”的关系图

图示：示“人通过人的劳动”交互／反馈作用形成内在的整体。示“人通过人的活动”形成“主导多维的整合效应”。

（2）全面发展是人们在发展中运用全面科技的过程和结果，也是主导多维的整合效应。其中的经济全面繁荣（“人和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以自然科技为主导，并与人文科技、社会科技交互作用的整合效应；人文全面发展（“人和自我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是以人文科技为主导，并与自然科技、社会科技交互作用的整合效应；社会全面进步（“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以社会科技为主导，并与自然科技、人文科技交互作用的整合效应。反之亦然。因此，全面发展必然要求具有全面科技知识和实践能力的人。

（3）全面生活与全面发展由“人通过人的劳动”形成一个反馈圆环。犹如生活本身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一样，生活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既是结果又是原因，既受到作用又施加作用”，既是分立的又以不可分离的方式互补地联系在一起，并“通过人的劳动”形成一个内在的整体。

（4）全面生活与全面产业通过科技创新活动形成一个反馈圆环。马克思曾经多次提出“生活生产”或“生产生活”，即将两者融为一体。这就表明生活与生产（即“产业”）是不可分割的。

（5）全面生活、全面科技创新、全面产业发展与全面发展即科学发展的目标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的各个部分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整体都是在一定的外部环境条件下存在与变发的，或者说都是与环境不可分割的。

（6）人的全面生活与产业的全面发展是一项与外部环境不可分割的系统工程。在现实世界里，既没有无环境（外因）的事件（人和事物），也没有无事件的环境，而是事件与环境之间双向渗透、融为一体的。如一个生命体离开了空气、水分、食物等环境条件，本身已经不存在，还有什么“自我发展”呢？因此，莫兰总是强调“把事件、信息或知识放置于它们与其环境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之中”。

而且，自然环境、物质条件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如空气、水分、食物、居住条件等等。这是人和其他动物相同的地方。然而，与动物的生命活动所需要的外部环境的本质区别是人的生活环境具有全面性，即由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由“人通过人的劳动”发生相互作用形成的整体环境。正如埃德加·莫兰指出的，“生物和人类，是水、大地和太阳的孩子”，“但是由于我们的人类性本身，我们又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意识的孩子”，“人类性决不能被还原为动物性；但是没有动物性，也没有人类性”。而且人类生活的“这个环境是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当然还是自然的”。“我讲的自主不再是一种摆脱任何依赖的绝对自由，而是依赖其环境的自主，无论这环境是生物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的……我们这些人，作为文化的和社会的存在，我们只有从对于文化、语言、知识的起始的依赖性出发才能获得我们的自主性”。[5]显然，只讲自然环境就是混淆了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即将“人类性还原为动物性”了。

[1] 胡锦涛：《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2004年6月3日。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3－224页。

[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7页。

[4] 详见陈文化、陈吉耀：《主导多维整合思维：矛盾思维与系统思维之综合》（1997年），该文收入《陈文化全面科技哲学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66－470页。

[5]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123－124、126、113、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