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究对象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

在关于创新问题的有关论著中，尽管没有专门讨论研究对象问题，但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其研究对象是不同的，归纳起来就是两类：一是指外在于人和人的活动的“创新”；二是指人的创新活动。有的专著尽管将技术创新视为“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但只是停留在字面上，并“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活动”，更不了解“活动”、“过程”的本质特征。其实，关于研究对象的两种不同的理解，历来就是一切旧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的根本分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1995年的新译本为“对象”——引者注）、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1]

将对象“当作实践（人的感性活动）去理解”的本身就是强调活动的主体性行为。下面讨论三个方面的理解。

7．1．1 将研究对象“当作实践去理解”，就是指主体与客体对象在活动中同时产生、同时存在与同时变化发展，并且“一切（变化）都是由于人的活动”

一些学者至今还坚持认为“研究对象是独立于人的外部世界”或者是外在于人和人的活动的“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如研究温室气体减排是“以低碳经济或者低碳城市为研究对象”，“核心问题是经济问题”。其实，创新活动与其结果（创新成果），如同某项科技成果的应用活动、过程与其结果（驱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一样，是不完全相同的，尽管其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将创新活动与创新的“等同”论，在学界、政界还普遍地存在着，如将经济等同于经济活动或经济发展。《辞海》上解释“经济”为“治理国家”、“经济活动”，“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总称或指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如工业经济、农业经济”。[2]其实，活动（动词）与其结果（名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

一是状态不同。创新活动或经济活动是指动态过程，具有“动的属性”；而创新成果或经济（如GDP）是创新活动或经济活动的结果，具有“静的属性”。

二是构成要素不同。创新活动如同人的其他活动一样，都是活动者（含怎样活动）、活动对象、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三者同时存在”与同时变质的动态过程；而其结果（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生产产品），都是“一种异己的存在物”由其自身的构件所组成，如机器这个劳动产品由其零部件及其结合方式构成的一个整体。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3]。而且，劳动产品作为“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它是与各个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而这些力量从自己方面来说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4]。

三是功能、效用不同。劳动的产品是依附在物质载体上的客观内容（物质产品）、客观化内容（精神产品和关系产品），它们都分别承载着每一个时期或时代、世代的文化成果。“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死的生产力），并形成人类发展的历史序列，因此“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5]。显然，我们要学习和承继前一代或各代的文化遗产才有创造和发展，而所有的创造和发展（实践活动）只能依靠“人通过人的劳动”，“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即将“死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活的生产力）。

四是客体对象本身的变化“都是由于人的活动”。一些学者认为研究对象是与人的活动无关的客体本身。这是一种抽象思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明确指出：“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他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正是“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6]显然，客体本身如创新、经济等“一切（变化）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即活动主体与客体对象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客体对象本身。所以，创新问题、全面创新学的研究对象“不单独是”创新本身，而是人的创新活动（即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

五是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不同。劳动产品如机器只与自然环境发生被动的腐蚀作用；又如经济或“专业化的知识是抽象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抽象的专业化，就是说把一个对象从它的背景和它的总体中提取出来，舍弃它与它的环境的联系和相互交流，把它插入一个抽象概念化的区域亦即被箱格化的学科区域。”经济学就“在抽象中除去了与经济活动密不可分的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心理的、生态的条件”。[7]这就是说，“创新”是一个抽象概念，“舍弃它与它的环境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交流”，而创新活动是与其环境“密不可分的”，而且创新活动的外部环境是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由“人通过人的劳动”形成的整体环境。因此，创新活动与其产物——“创新”是不能等同的。马克思曾经讲过：“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8]因为与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在阶级社会里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是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就产生了所有制而“私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显然，这里的分工和私有制“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又不是讲分工就是私有制。如马克思明确地区分过“劳动”（动词）和“劳动力”（名词），而且这种区分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出现过18次（“编者注”）[9]。

因此，我们强调“创新活动”与“创新”、“经济发展”与“经济”的区别，是因为活动、发展是人的一种目的性行为，而且人的行为即“实践”或“感性活动”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而且是三重关系由“人通过人的劳动”形成的整合效应。而“创新”、“经济”却是外在于人和人的活动的抽象概念，即人的活动的结果或产物，是“作为一种同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存在物”。显然，创新学的研究对象是创新活动（实践）不是创新，这是实践唯物主义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

7．1．2 将研究对象“当作实践去理解”，就是将对象视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实际发展过程”

主客关系如人与自然或人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源自于并且只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因为人的活动就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做事）、人与社会（处世）、人与自我（做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的总和又形成了现实世界中其他关系的基本关系。或者说现实世界的一切及其变化都是“人通过人的劳动”才会促使“三者”交互作用并各自同时作出相应改变的过程和结果，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的“过程消失在产品中”。于是，作为现实世界基础的“人的感性活动”即“实际发展过程”就成为实证科学的研究对象。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真正实证的科学”“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其内容“只是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得出的”[10]。在这个“实际发展过程”中既有主体和客体本身的变化，又有主体际（人与人之间）和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且客体对象发生所要求的变化（即获得的成果）都是这些变化的集成效应，而不是自然科技“独自”获得的。

然而，从熊彼特开创的关于经济增长非均衡变化的技术创新研究到“技术创新学”从表面上来看是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都是将其研究对象仅“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且都局限在自然技术或实体经济，并没有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实际发展过程”。

其实，自然技术是“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或“活动方式”[11]，工业（物质生产）是“人对自然界的实践关系”[12]。显然，所谓的自然“技术即劳动资料”（物质实体），“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不是把感性世界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对象和结果。同时，自然技术从其产生与发展，即发明、创新与应用扩散的全过程，无一不是人的活动及其结果。“劳动资料”说的自然技术完全排除了主体而成为纯“客观的或直观的形式”。自然技术创新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不仅仅是认识、了解和把握创新，而是要协调人与创新的关系，从而“促进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对象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本身就具有客观性和主体性的双重属性。哲学的研究对象从“整个世界”回归到人与世界的关系，即恩格斯讲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表明哲学既要反思人对世界的认识问题，又要反思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协调发展，还要反思人的存在与发展问题。也就是说，实践哲学不是人站在“世界”之外来揭示“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并“创造新世界”。“回到马克思”是对当今时代特点的新概括，也是对现实活动的真实反映。实践中的客体对象是与实践主体同时（同步）产生的，即主体对客观世界经过选择和建构而形成的客体，是主体根据研究目的（目标）和研究内容而选择确定的客体。也就是说，研究对象的哪些（个）方面、内容、路径和所使用的方式、途径、手段都是主体根据需要和对象的具体情况确定的，而且研究的结果也是主体以自身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实践需要有选择性地捕捉信息，能动地建构的。

全面创新学除了研究人与自然科技创新（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外，还必然地要研究人与人文科技创新（即人与人文或自我）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科技创新（即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因为在现实的创新活动中，是“人们”、“他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他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即“做人”、“处世”、“做事”“三者同时存在”与同时变发的。[13]显然，脱离了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谈论创新活动都是不现实的，即那种“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14]同时，只追求自然科技创新或者只追求经济上的最大利润（像目前的工业生产那样，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浪费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直接导致了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人类自身危机和整个社会的不可续发展。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如果想使自己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只懂得应用（自然）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该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均属于社会关系范畴——引者注）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15]

研究对象是物质实体还是关系实在，已经成为学科是否具有当代性的一个重要判据或标志。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相对于近代的经典力学来讲，研究对象就是以关系实在取代物质实体，并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创了以阐明实在之关系依赖性来消解“实体”的任何绝对化解释之先河。[16]又如哲学曾经定义为“人们对于整个世界（指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如今公认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有学者明确指出：“作为哲学的‘世界观理论’，它不直接地断言‘世界’的理论，而是‘揭示’和‘反思’人的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矛盾’的理论，是推进人对自己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理解和协调的理论。”[17]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科学技术哲学，我们针对“科学技术哲学是关于科学技术的哲学”或者“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是关于自然界发展和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定义，明确提出“全面科学技术哲学”并定义它是“关于全面科技观的理论”[18]。国际上的科学技术哲学和国内的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都是以自然界和自然科学技术作为其研究对象，显然是近代分割／还原思维的产物。我们提出的“全面科技哲学”指横向上的自然科技哲学、人文科技哲学、社会科技哲学与纵向上全面科学哲学、全面技术哲学、全面创新哲学、全面生产哲学（包括工程哲学和产业哲学）、全面生活哲学或全面消费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全面变革之关系以及整体环境保护与建设哲学，由“人通过人的劳动”形成的一个整体。“全面科技观”是关于人与自然科技、人文科技、社会科技之间关系的理论，这就克服了所谓的“唯一的自然科学技术”及其知识实体论的传统科技观。显然，“全面创新”是全面科学技术纵向发展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环节，缺少了这个环节，科学技术成果就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不能驱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见图7－1）。

图7－1 全面科技哲学纵横发展平台的示意图

图示：示“人通过人的劳动”交互／反馈作用形成一个内在的整体。

如图7－1所示，横向创新活动中的“三者同时存在”与同时变发；纵向创新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或环节之间由“人通过人的劳动”既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又发生间接作用并形成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环，即“原因作用于结果，结果也作用于原因”，从而形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圆环，在其中产物和结果本身又产生和引起产生它们的东西”。“所有的事物都既是结果又是原因，既是受到作用者又是施加作用者，既是通过中介而存在的又是直接存在的。”[19]我们将其称为反馈圆环。在这个馈环中，可以分为科技研发及其应用两大部分，而创新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介环节，既介于原因与结果（其地位与作用可以相互转换）之间的中介环节。显然，强化全面创新活动既可以促进科技研发又可以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忽视创新活动就会造成科技与经济、社会相脱离的“两张皮”现象。

这个反馈圆环及其各个环节与科学发展观之间亦是由“人通过人的劳动”形成一个反馈圆环。正如胡锦涛指出的，“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方法、手段协调和集成起来”[20]。同时，三大门类科学技术的“协调和集成”只能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由“人通过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因此，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统领作用与其在科技—经济—社会领域的落实之间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反馈圆环，二者既是原因又是结果，“原因作用于结果，结果也作用于原因”并形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圆环”。其根本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的充分、完全发挥，而目前的“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严重地腐蚀了国民的心灵。如果不下大力气改变这种腐朽的祸国殃民的价值观，中国有可能出现危机。

7．1．3 将研究对象“当作实践去理解”的革命性“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创造新世界”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1]“对实践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22]马克思讲的“改变世界”、“改变现状”主要是“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指“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引者注）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因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23]。这就是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将一切改变追溯到人自身的改变，因为“一切（变化）都是由于人的活动”。一百多年过去了，“解释世界”的局面在国内除了哲学界有所改变之外，其他学科似乎尚未关注到这个问题，而且关于创新问题研究在所谓的“创造新东西”上仍然没有冲破局限于或停留在改变“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传统观念。

首先，创新并不是“创造新的东西”，而是“新东西”的首次应用或“旧东西”的新应用，尔后通过技术扩散获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的过程。如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中国是“用火药做了爆竹敬神”，“用罗盘针看风水”，而欧洲却是“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用罗盘针航海打开了世界市场”，“印刷术变成了新教的工具”（鲁迅语）。总之，欧洲人通过技术创新，将我国的四大发明“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语），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开创了人类社会向前演变的新方向。

其次，改变客观世界的“同时”要改变主观世界。目前的创新问题研究或“技术创新学”局限于自然技术创新，其研究对象都是“自然技术”，而自然技术又被视为“劳动资料”、“物质手段”（谓之“物质手段”说）或者是“物质手段与方式方法的总和”（谓之“总和”说）。于是技术创新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物质层面的自然技术，其改变现状就局限于改变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根本不提及“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或改变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这种“去人化”倾向不仅存在于目前的创新问题研究、《技术创新学》之中，而且存在于整个自然科技领域。其实，包括科技活动在内的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生活于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即“三者同时存在”与同时变发的过程，而且“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马克思语）即活动过程。因此，“改变现状”就要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同时要改变主观世界，或者说首先要改变主观世界（观念和行为）。

其三，“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它同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马、恩在批评费尔巴哈时还指出：他“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因为“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于是，“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24]。现实生活中，只希望国民“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反对“改变事物现状”的言行，在政界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如在一所重点大学里，当退休人员在对话会上强烈要求学校按照中央文件精神补发生活津贴时，竟有一位副校长扔凳子、拍桌子，斥为“不轨行为”，在场的党委书记、校长等等校领导一声不吭。事后还作为党委文件发至全校，要防止这种“不轨行为”再次发生。这是我国目前存在着的一个突出问题——维持现状与不断改变现状（发展）的矛盾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不能凝心聚力搞建设。

与“改变现状”有关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值得高度关注，这就是听取专家咨询与尊重公民权利，特别是基层国民们的民主权利的关系问题。复杂性思维的创立者、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E·莫兰指出：“公民们被抛离日益由‘专家们’大权独揽的政治领域，‘新阶级’的统治实际上阻止了认识的民主化”，“造成了认识者——他们的知识是被分割的，不能背景化和总体化——和无知者亦即全体公民之间的二元性。这样，在一个‘新阶级’和公民们之间的社会分裂被创生”。“在这种条件下，把政治还原为技术和经济，把经济还原为增长，失去了方位标和视野。所有这些导致公民的爱国心和责任感的削弱，逃避到私人生活中，交替处于麻木状态和激烈反叛中。这样，民主的制度尽管被保持着，民主生活在衰败。”[25]在科技—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当今时代，听取专家们的咨询意见是不可或缺的，依靠并充分发挥专家的智慧和创造精神是十分必要的，那种靠官员们拍脑袋作决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然而，对于专家们的意见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因为专家意见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是超级专业化人员的知识是被分割的，缺乏背景化和总体化；二是专业人员只是立足于技术性，往往缺乏实践性和缺失为民性。如一位知名教授说：“国企像一根冰棍，要尽快地把它卖掉，慢了它自身就融化了”，“国企改革要牺牲八亿农民和三千万下岗工人这一代人的利益”。难道不顾工农民众的基本利益还算是“改革”吗？可是，这位教授被捧为高官、“国师”。

总之，全面创新学的研究对象是创新活动，而不是外在于人的创新。这样的理解既是对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是对目前学术界一种倾向、偏见的纠正（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视为外在于人的经济，“科学技术哲学是关于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或者“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发展和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科”等等），也是坚持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依靠人和为了人”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会使全面创新“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并“创造新世界”。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页。

[2]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3045页。

[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4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0－552页。

[7]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29－30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0－38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1－3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91页。

[12] 马克思《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74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2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8页。

[15]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73页。

[16] 详见《陈文化全面科技哲学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4－325页。

[17] 孙正聿《怎样理解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载《哲学研究》，2000年第1期：第6－7页。

[18] 详见《陈文化全面科技哲学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2－354页。

[19] ［法］埃德加·莫兰著《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1、2页。

[20] 胡锦涛《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4年6月3日。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9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8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1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7、50页。

[25]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