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何种体制效率度量方式，都不能完全代替经验判断的作用。经验判断由于其直观和“模糊”而容易受到批评，但人们也往往发现那些形式上非常精确的计算结果未必比经验判断更接近实际。计量经济模型预测经济发展变动时的失败就是有关的一个典型例证。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能够进入精确计算范围的只是一部分相对易于把握的变量，另一些不易把握但并非次要的变量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这时，我们不由想起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经济学家晚上回家开门时发现钥匙丢了，于是他循原路退回寻找。有人看见他长时间徘徊于路灯下而迷惑不解，他解释说，“我正在这里找钥匙，因为这里有灯光”。实际上，钥匙也有可能被丢在没有灯光的地方。
经验判断的特征可由知觉心理学中的“格式塔知觉”予以说明。“格式塔”是一个德文词，意思是“形式”、形状或类型。知觉心理学认为，按照某种局部特性的清单依次分析，人们无法认识客体，或把握其含义。因此，要通过对任何特定客体的无数特性所形成的“行为类型”的总括知觉入手进行分析。人们之所以能认识到客体的实际内容，原因在于人们是根据所有其他特性来观察每一个特性。所谓“直观了解”，也许是它们所包含的意义。这样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心理学家称其为知觉的“格式塔”形式[11]。
“格式塔知觉”所强调的总括性和直觉性，有着前面讨论过的体制效率度量方式所无法替代的优点。直觉的重要性也为西蒙所强调，他把直觉列为人类理性的基本形式之一，指出直觉是为有准备的头脑所专有的[12]。虽然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了解直觉的生理和社会机理，但直觉显然在每个人认识事物时都扮演了某种角色。总之，使用多种各具特色的方法（包括多种体制效率度量方式和经验判断方法）而不是单一的方法评价体制效率，将使评价结果更接近于实际。
【注释】
[1]参见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3页。
[2]参见罗纳德·哈里·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23页。
[3]参见O.E.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经济学讲座》，载《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87年第50期。
[4]参见罗纳德·哈里·科斯：《“企业的性质”的影响》，载《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19页。
[5]参见Arrow，Kenneth J.，“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Issues Pertinent to the Choice of Market Versus Nonmarket Allocation”，In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The PPB System，Vol.1，U.S.Joint Economic Committee，91st Congress，1st Session。
[6]参见Matthews，R.C.O.，1986，“The Economies of Institutions and the Sources of Growth”，Economic Journal，96：906。
[7]参见Thrainn Eggertsson，1990，Econmi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5。
[8]对此后面还要作详细讨论。
[9]参见保罗·R.格雷戈里和罗伯特·C.斯图尔特：《比较经济体制》，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1—32页。
[10]参见Demsetz，Harold，“Information and Efficiency：Another Viewpoin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2（No.1）：1—22。
[11]参见维克拉夫·霍尔索夫斯基：《经济体制分析和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页。
[12]参见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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