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鸿遷与霍英东

人们对他们的手段说过不少刺耳的话，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了解真相，除了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外，他们其实并不比那年头的其他百万富翁更坏。

——古斯塔夫斯·迈尔斯

那时在香港商界，除了何鸿遷，恐怕再找不到第二个人，能让霍英东改变自己的想法了。

霍英东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商人，对生意、金钱有自己固有的一套认知，几乎很少因为别人而动摇。成为富翁后，他对金钱的追逐淡薄许多，风险意识倒是有增无减。这实际上不难理解，大多数出身低微者获得成功后都变得异常谨慎，不如未发迹时激进大胆，霍英东身上便体现了这两种反差。

贫寒的出身为霍英东的商业生涯平添励志色彩，他人生的早期阶段可谓命途多舛。

霍英东原名霍官泰，是香港原住民，祖上世代为船户，在港澳间运输货物为生，全家人以船为家。他7岁时，两个哥哥在风暴中丧命，父亲不久患病身亡，一家人弃舟登陆，搬进香港的贫民窟。

霍英东有一个颇识大体的母亲，并没有因为家庭的变故一走了之，反而含辛茹苦把他送入学校。

1936年，13岁的霍英东考入香港著名的皇仁书院。他在皇仁书院读书五年，直到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才被迫中止学业。此后，霍英东一头扎到残酷的现实中，为了谋生而不择职业，当过铁匠、铆工、杂役，还尝试过汽车修理、轮船司炉和经营杂货摊，而在启德机场当搬运工的短暂经历让他失去了一根手指。最后，他又重操家族旧业，做起驳船的营生。

如果以上还不能彰显命运对霍英东的残酷，那么一次为了微薄收入的海上冒险几乎让他丢掉性命，便可见一斑。

有一年夏天，霍英东组织一帮难兄难弟出海去寻找一种可以制药的“海人草”，结果误入东沙群岛，被困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忍饥挨饿大半年，最后被路过轮船搭救才死里逃生。此事显示了霍英东年轻时激进冒险的一面，为了赚取改善生计的金钱，他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

朝鲜战争爆发后，霍英东突破“禁运”封锁，大量运送“黑铁皮、橡胶、轮胎、西药、棉花、纱布”等物资。他80大寿时回忆道：“从1950年到1953年的三年间，我们几乎晚晚开工，没有一天停止过，白天要联络、落货，晚上开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这段隐秘经历一定让霍英东获利不菲，以至于背上“走私发家”的指控。实际上，许多香港豪门均或多或少参与其中，霍英东只不过是最惹眼的一个。他先是用简陋帆船向澳门南光公司（实际上是一家中资背景的贸易公司，何贤、马万祺等澳门华商出面维持）运输石油，因信誉良好而建立稳固供应关系，后来又被介绍给香港华润公司，华润采购的大量物资便是通过霍英东之手运往澳门南光公司。

多年来，霍英东对“走私”一说颇为忌讳，有一次向人抱怨，“要光是赚钱，还有很多方法，并不一定要走这条路。而且，走这条路赚的钱亦并不真的很多”。但不可否认，那时的霍英东身份低微，其实找不到更好的赚钱门路，与华润、南光的合作使之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但他也因此触怒香港当局，当转身做起正当生意的时候，仍为此困扰不已。

霍英东投身房地产业，首创“分层出售、分期付款”的销售方式，在香港地产界一骑绝尘，成为战后地产大亨。1955年，霍英东投资兴建的香港第一高楼蟾宫大厦开售楼花，正当销售进入高潮时，一则关于霍英东“因战时走私，被递解出境”的流言不胫而走，令销售热情顿时冷却下来。这场虚惊最终以霍英东公开声明而化解，但他此后变得小心谨慎，唯恐是非上门。

对于霍英东的遭遇，何鸿遷不仅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还有几分同病相怜和惺惺相惜。

何鸿遷的出身与霍英东简直判若云泥，霍英东是香港的升斗小民，何鸿遷则是高高在上的豪门公子。但除此之外，两人的经历又有几分相似。何鸿遷幼时曾遭遇巨大变故，因投机股票失利，两个叔叔一个吞枪自杀，一个服药自尽，父亲远走越南，家产被用来抵债，家道从此衰落。在母亲的教诲下，何鸿遷一改纨绔公子做派，以优秀成绩入读皇仁书院，由此考入香港大学。

学业被日本人的炮火打断，何鸿遷逃到澳门，在那个有权势的堂祖父何东的帮助下，从联昌公司得到一份饭碗。这是一家中、日、葡联营公司，主要业务是“向驻扎在广州的日本军队提供拖船、驳船以及其他运输工具，以此来换取大米、布匹以及其他东西，用来满足澳门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67。公司发起者主要是澳门的头面人物，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佩德罗·罗保，何鸿遷最初的工作就是给他当秘书。何鸿遷从佩德罗·罗保那里学到不少有用的商业知识，并且亲身经历过一次危险的海运，还差一点被海盗的子弹打穿脑壳。

由于能力出众（据说何鸿遷记忆力超群，熟记2000多个电话号码，罗保每有问询，他均能对答如流），在做成几笔大生意之后，何鸿遷被提拔为公司合伙人，并从年终分红中获得人生的第一个百万港币。

摸透生意诀窍后，何鸿遷用分红所得创办了澳门水火公司，其实是一家煤油生产厂。由于是澳门仅有的煤油生产商，水火公司顺理成章地成为采用煤油发电的澳门电灯公司唯一供应商，这项生意让何鸿遷轻易赚到丰厚稳定的利润。与此同时，他不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照旧从事隐秘的海上运输，直到被竞争者雇佣的杀手赶出澳门。

回到香港，何鸿遷与人开办了一家建筑公司，建造商铺和住宅楼宇，并从香港当局那里获得一项军队宿舍工程。这是一个与政界关系亲密的商业家族，何鸿遷的祖父何福、父亲何世光均担任过定例局议员，家族中亦不乏何东这样权重一时的人物。何鸿遷显然继承了这种政界关系，他所接受的正规教育和商业训练让他有能力获得政府信任，并将这种信任转化为看得见的利益。

和政府做生意让何鸿遷获得可靠而稳定的收入，但与霍英东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

客观地讲，何鸿遷对金钱的渴望要高于霍英东。虽然他一心图谋要进军利润丰厚的澳门赌业，但仅凭他自己，以及叶汉、叶德利的力量，还不足以取胜。毋庸置疑，他需要借助霍英东的财力。

但是霍英东对赌业不感兴趣。一方面是出于“赌博不善”的传统认识，另一方面则是不愿惹事上身。他已经被香港当局列入重点打击的“黑名单”，当然不会自己往枪口上撞。并且，他与傅老榕家族、高可宁家族关系交好，不愿意因此坏了与两家的情面。

不过，何鸿遷自有办法将霍英东拉进来。他提出一项颇为高明的计划，打消了霍英东的种种顾虑。

何鸿遷的计划是：奉行不牟利原则，将获利用于慈善事业和澳门经济建设。赌客十有八九是有钱人，这样一来便相当于劫富济贫，把一件不那么光彩的事情变成了光明正大的举措。

这符合霍英东对赌业的整体认知，于是同意与何鸿遷、叶汉、叶德利等联合竞标。但为了顾全与高可宁、傅老榕家族的关系，加上本身不喜赌业，不方便也不乐意出面，因此霍英东并不参与具体事务。

1961年7月8日，澳门的大小报纸刊登了一则博彩业招标公告。澳门当局宣布取消赌业竞投经营优先权，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重新招标，底价300万澳门元，出价高者得赌牌。

何鸿遷、霍英东、叶汉、叶德利等人合资组建澳门旅游娱乐公司，很快制订了一套竞标方案，其中最大的亮点是：除了逐年提高赌税之外，还特别承诺将每年利润的10%捐作慈善，其余90%全部用于澳门本地投资，兴建酒店、公路、码头、民宅等设施，以改善澳门的经济环境。

这套方案的设计者是何鸿遷，从中颇能显出他长远的战略眼光——以“长期投资者”的身份赢得澳门政府信任和支持，并不单为取得赌业牌照，而是旨在以赌业为龙头，牵动酒店、交通、观光等旅游娱乐产业链的综合发展。另一方面，这也符合霍英东的胃口，以及澳娱公司的最终利益。

傅老榕家族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赌业是傅老榕家族的根基和最大收入来源，任何竞标者都被其视为敌人。为了保住澳门赌牌，傅老榕家族不惜动用一切关系，采取一切手段，设置各种障碍，阻挠竞争者投标。傅家权势之大，一声令下，竟然收买了澳门所有的律师行，导致何鸿遷找不到任何律师敢出面做澳娱公司的法律顾问，最后只能软硬兼施，雇佣了一名几乎从未打赢官司的葡萄牙籍律师。

1961年10月，投标开始。采取暗标竞投的方式，价高者获胜，定标后公布各家投标书及竞标额。

这种沿用已久的竞标方式存在极大的暗箱操作空间。澳门当局口口声声宣称“公开、公正、公平”，但最终仍做不到程序透明，其中的利益制衡、权势牵绊可见一斑。对于根基深厚的傅氏家族而言，无疑又增加了几分胜算。当然，对于何鸿遷等人，也未尝不是一种机会。

随着截标日期的临近，无足轻重的竞标者纷纷递交标书，最后这天，只剩下泰兴公司和澳娱公司。泰兴公司首先撑不住，还剩10分钟时呈交标书，5分钟后，澳娱公司最后一个递交了标书。

几天后，结果揭晓。澳娱公司以316.7万澳门元的价格成为新赌牌的持有者，获得为期二十五年的澳门赌业专营权。泰兴公司的出价为315万，仅1.7万元的差额，却是迥然不同的结局。

泰兴公司对这个结果当然不会满意。它的处境正如二十四年前的豪兴公司，明知不可避免地被淘汰出局，仍抱着一丝侥幸心理，作最后的挣扎，傅老榕家族动用一切手段阻挠澳娱公司履行合约。

葡萄牙国籍的何鸿遷代表澳娱公司持有赌业牌照，也因此成为泰兴公司的眼中钉。

为了把何鸿遷赶出澳门，泰兴方面甚至出价10万买其项上人头，并威胁要让澳门所有船舶停运、所有酒店停业、所有楼宇停租、所有荷官失业，让澳娱租不到经营场所、招不到员工，更招徕不到一位赌客。倘若澳娱公司敢开张营业，就派乞丐前去闹事，派人往赌场投掷炸弹。

何鸿遷不为所动，放出风去——开价100万，有谁胆敢取自己性命，就让他以命相抵。

至于其他威胁，充其量只是逞一时之能，澳门当局从大局出发，定然不会隔岸观火。何鸿遷一一击破难题，最终，泰兴公司无奈接受了出局的命运，眼睁睁看着何鸿遷接过赌业专营权。

至少还有另外一个人，看着何鸿遷在澳门声名鹊起，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个人就是叶汉。

叶汉不是一个安于现状、受人摆布的角色，他对赌业怀有极大的野心，梦想有朝一日在澳门赌坛称王称霸。他天赋异禀，年轻时便有“赌圣”之名，却无“赌圣”之实，在傅老榕手下二十余年的颠沛流离，非但没有消磨他的野心，更坚定了出人头地的信念。

现在，他的机会来了。

在澳娱公司，叶汉、叶德利、何鸿遷、霍英东是主要股东68，股份相差不大，理论上平起平坐，实际却内有千秋。四人中，仅叶汉一人是赌界专才，有经营赌场的经验，其余三人除了叶德利均不擅此道，而叶德利热衷香车、美女，志不在此。霍英东顾忌颇多，也不愿插足具体事务。只何鸿遷一副野心勃勃的样子，他早年在澳门打拼，人头地界熟络，争夺赌牌的过程中风头渐盛。待尘埃落定之后，澳娱公司内部权力之争，便在叶汉与何鸿遷之间展开。

叶汉一心想做赌业老大，极力排挤对他最具威胁的何鸿遷。何鸿遷那时对赌业几乎一窍不通，很多事情不能搞定，需要叶汉这样的人打前站，顺水推舟，把总办之位让给他。

不过事情还没结束。霍英东提议，应该按照现代公司的模式经营管理，澳娱下设若干赌场，叶汉作为赌场总办，恰好发挥他的一技之长。至于澳娱总经理，由持牌人何鸿遷担任。

叶、霍二人，一个是何鸿遷妹夫，一个是何鸿遷老友，暗中站到他这边。何鸿遷也投桃报李，支持二人轮流担任董事长。这样一来，叶德利、霍英东、何鸿遷三人组成“权力铁三角”，将实权分割一空。

不过，叶汉也不是泛泛之辈，凭借他的高超赌技，在澳门赌坛名声骤起，一时间无人能及。澳娱公司接连开设新花园娱乐场、澳门皇宫娱乐场，扩张势头迅猛，而在所有的新赌场内，重要职位几乎都是叶汉的心腹手下，叶汉挥斥方遒，自成一统，大有超然独立的气势。

唯一的不足在于，叶汉沿用傅老榕时代的经营方式，守旧保守，在他掌管下，各大赌场生意平平。

这给何鸿遷创造了机会。何鸿遷主张以现代公司的方式管理赌场，抛弃过去那种不合时宜的江湖做派，引入先进设备和理念，在合乎法律的框架内做生意。这显然是对叶汉经营理念的颠覆。

理念之争尚不至于上升到撕破脸皮的境地。澳娱公司成立之初，双方仍保持着表面的理性与和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澳娱初创，百废待举，需要借助叶汉的经验、名声和威望站住脚跟，打开局面。但另一方面，又不能给他太多的时间和权力，以致掌握公司实权。

叶汉却利用这个机会着力培植自身势力，从而加剧了内部斗争，经营方式之争成为最好的突破口。

澳娱选择哪一种经营模式，不仅维系着各位股东切身利益，归根结底，更是权力之争的延续。这个问题上终有一战。20世纪60年代后期，澳娱公司筹划兴建葡京酒店，何鸿遷趁机提议增加公司股本，并自告奋勇地表示自己愿意认购。这样一来，其他股东必须认购，否则股权均势就会被打破。叶汉不及何鸿遷财力雄厚，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极力反对扩股。但资本雄厚的霍英东却支持何鸿遷，而留恋赛车场的叶德利不愿过多介入是非。扩股势在必行，何鸿遷、霍英东大量认购，跃升为大股东，叶汉与叶德利没有跟购，股份被压缩到10%左右。69

掌握实权后，何鸿遷大力推行现代公司制度，撤掉叶汉的心腹，大量启用新人。经过何鸿遷这番改革整顿，叶汉在澳娱公司的权势被极大地削弱，无奈之下，逐渐萌生了退意。

1975年，叶汉主动辞职，退出澳娱公司董事局，风浪暂时平静。何鸿遷执掌下的澳娱高歌猛进，取得瞩目的业绩，而何氏本人也开始被称为“赌王”，但他与叶汉的恩怨还未结束。

本质上，何鸿遷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叶汉则是一名纯粹的赌徒。叶汉更适合在赌场中翻云覆雨、挥斥方遒，经营管理、运筹帷幄不是他的强项，生意场上的事不如交给何鸿遷这样的人来打理。

何鸿遷虽有“赌王”之名，在赌桌上却稀松平常，他以商人特有的方式参与赌业，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前人无法企及的事业。而在叶汉看来，这几乎不值一提。

对于两个互不服气的强者来说，没有比用各自擅长的方式将对方击败，更能痛快地化解宿怨。因此，叶汉与何鸿遷之间，终有一场较量。与其说是宿敌厮杀，不如说是两种不同人生的比拼。

往日的荣耀会让一个人变得固执，甚至刚愎，他所坚信的事物，容不得别人半点质疑和挑衅。何鸿遷用股份制度和管理权谋，将经营手法老旧的叶汉逼走；反过头来，叶汉试图以赛马车这项新式赌博，抢夺何鸿遷的风头，可是过程并不顺利。先是何鸿遷听到风声，利用非常手段，说服澳门当局与自己合作举办赛马车，将叶汉排挤出局，之后却搁置不办——因为在何鸿遷看来，澳门的赌客大多来自香港，而香港有自己的赛马会，在澳门开展赛马车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澳门政府则不愿计划流产，于是又将叶汉请回澳门，并与他签订了赛马车计划。

1980年9月6日，一个天高气爽的日子，澳门第一届赛马车会隆重开幕。

短暂兴隆后，何鸿遷的预见实现了。赌客对赛马车的好奇与兴趣齐头下坠，赛马车场变得门可罗雀，叶汉苦苦支撑，亏损却越来越大。熬了举步维艰的两年，1982年，何鸿遷以赛马车与澳娱存在潜在竞争为由，迫使叶汉将所持澳娱股份悉数售给香港富商郑裕彤，叶汉从澳娱全面退出。

叶汉的股份卖了大约3亿港元，使之得以继续维持赛马车场运转。此后经年，叶汉勉力经营，亏损却有增无减，到1988年时亏损额高达10亿港元，最终无力维持。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已经82岁高龄的叶汉终于低下头颅，将赛马车场及经营牌照转让给台湾的朕伟集团。

朕伟集团背景神秘而财势雄厚，投入巨资将澳门赛马车场改造为平地赛马场，并注册澳门赛马有限公司作为运营单位。但客源稀少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本质性解决，也就注定了它的惨淡收场。

1990年，澳门、台湾均对朕伟集团展开调查。因拖欠工程款项未能归还，朕伟集团被起诉至澳门法院，澳门警察甚至冲击它管理的澳门赛马会大楼，清查账目。而在台湾，朕伟集团的多项生意也遭受沉重打击。最终，朕伟集团以10亿港元的价格将澳门赛马会转让给下家。

何鸿遷正是澳门赛马会的最终接盘者。

10亿港元的出价分为两部分，以4.5亿收购澳门赛马会51%的股权，剩余5.5亿用于经营资金。在何鸿遷的运作下，澳门赛马会于1991年重新开办。朕伟集团当初投入30多亿港元，这时却被何鸿遷以4.5亿低价实质控股，几度派人滋事，却动他不得，最终不了了之。

1988年将澳门赛马车场转让给朕伟集团后，叶汉重操旧业，做起赌场生意。这一次是在海上开赌。

20世纪70年代，叶汉曾去欧洲游历，在赌城蒙特卡洛见识到海上赌场的魅力，并留下了深刻印象。1988年，叶汉动了海上开赌的心思，斥资550万港元，租下一艘五星级邮轮，又花费200多万装修一番，改造成集赌博、购物、娱乐为一体的豪华赌船，即“东方公主号”。70

相比陆上赌场，公海赌博的最大好处在于不必缴纳赌税，不受哪国法律约束，赌客可以随心所欲地花天酒地，不用担心警察上门打扰。“东方公主号”八层的庞大船身有充足的空间装下游戏厅、电影院、免税店、按摩院、娱乐场、赌博厅、不计其数的客房，以及少量专为尊贵客人预留的豪华套房。要熟悉船内的格局，少说也要三天时间。玩转全部项目，则要更多时间。

叶汉在香港、澳门大小报纸刊登广告，将“东方公主号”的信息公之于众，还打出一则极富煽动力的广告语：“只要你有备而来，就能满载而归。”港澳两地赌徒蠢蠢欲动，纷纷登上“东方公主号”消费。结果，“东方公主号”开赌仅仅一周，澳娱公司的生意便大受影响。

由于“东方公主号”只在香港、澳门拉客，然后驶往公海开赌。何鸿遷动用各类关系，均鞭长莫及，只能望洋兴叹。

正当何鸿遷无计可施之时，一股公海赌博之风悄然兴起，并从此长盛不衰。

公海赌博不必申请牌照，不受政府监管，让那些被一张赌牌挡在门外的投资者看到希望。一时间，“利达王子号”、“金公主邮轮”、“海豚之星号”、“丽都之星号”、“伊丽莎白二号”等赌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邮轮背后不乏日本、印尼的大型财团，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对陆上赌场构成巨大冲击。澳娱公司客户被吸走大半，生意逐年下滑。最后，就连何鸿遷也加入进来，于1998年添置两艘赌船“集美号”、“澳玛号”，参与公海赌博。而此时，叶汉早已安然作古。

叶汉是在1997年5月15日这天病逝的，享年91岁，在平静中结束了颠沛流离的一生。

去世前八年，即“东方公主号”下水一年后，叶汉便金盆洗手，将“东方公主号”公开拍卖，最后几经转手，被向华强、向华胜兄弟购得。向氏兄弟出身复杂，其父乃国民党少将军官向前，也是香港黑社会背景的新义安的创始人。向氏兄弟投身电影事业，投资拍摄了大量赌博题材的影片，“东方公主号”因在他们投资的电影《赌侠》中亮相而声名远播。据说，向氏兄弟购入“东方公主号”后，何鸿遷曾示意他们退出赌业，甚至不惜以澳娱公司的部分股权作为交换。可见，他对“东方公主号”的忌惮。

叶汉7岁踏入赌界，直到91岁去世，人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赌场度过。他曾说：“我开赌，虽然希望赚得个满堂红，但也不愿见到那些无节制的赌徒走上绝路。”拍卖掉“东方公主号”后，他便放下恩怨，将赌博纯粹作为一种消遣，但他掀起的公海赌博风潮，至今仍困扰着澳门赌业。

叶汉生前并未正面击败何鸿遷，却给他制造了一个大麻烦，然后自己洗脚上岸，看着他辗转腾挪。也许在叶汉看来，没有比这更好的胜利。但对何鸿遷来说，这还不是最大的麻烦。

霍英东说过一句广为传播的话：“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但不少与我合作的人，都有负于我！”这被解读为他与何鸿遷关系的暗示。对于霍英东为人，何鸿遷有过这样的评价：“他是太极能手，永远不会开罪人。”二人一个圆熟、一个阴沉，关于他们的恩怨，也许并不像传言中那么简单。

2002年春天一次茶会上，霍英东当众提及一件尘封的往事，令在场的何鸿遷羞愧不已。

原来五十多年前霍英东等人差点命丧东沙群岛，正是受何鸿遷之约去打捞海人草。何鸿遷当时是联昌公司合伙人，正在香港大肆收购海人草，出口给日本人生产胃药。何鸿遷要求霍英东把打捞到的海人草洗净、晒干、去掉沙子，这样一来，霍英东等人打捞的海人草少掉许多斤两，辛苦了大半年，差点命丧大海，到头来一分钱没赚到，对何鸿遷的精明记了半辈子。71

霍英东在那次茶会上当着何鸿遷的面儿取笑道：“人家都说我卖海沙发达，他却要我把沙全拿走。”

霍英东为何当众要给何鸿遷难堪？两人之间究竟有何恩怨，是敌人，还是盟友？

就在2002年春茗后不久，霍英东便宣布了一项惊人决定：将他所持的22654股澳娱股票，约为27.7%的股权，尽数捐赠给即将成立的澳门霍英东基金会，另外再捐赠2000万澳门元。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霍英东不加掩饰地讲道：“无我，所有澳门一切都是假，包括何鸿遷。”72

原来当初霍英东入伙，有几分迫不得已的成分。

1961年的一天，霍英东忽然接到一个电话，称澳门有一场慈善足球赛，邀请他前去捧场。霍英东平生爱好踢足球又乐于做慈善，是香港商界有名的足球健将，碰到一场慈善足球赛，自然没有不去的道理。不料球赛刚结束，霍英东便听到一则流言，说自己来澳门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与何鸿遷等人一起竞标赌牌，踢球只是一个幌子。对于这样的传言，霍英东一笑了之，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没有料到几天后，何鸿遷居然真找上门来，邀请他加入竞标团。

霍英东心知被人算计，但这时已是骑虎难下，只好不太情愿地做了这个“顺水人情”。73

澳娱公司成立之初，商定非牟利政策。霍英东亦对此感到满意，他大多数时间在香港管理自己公司的事务，不大过问澳门赌场生意。不过，随着澳娱的发展，霍英东逐渐意识到澳娱背离了非牟利的初衷。而作为澳娱公司的实际管理者，何鸿遷也不能让他感到信任。

1967年底，霍英东、何鸿遷、关启明、钟明辉等人合伙，在尖沙咀建成十九层的星光行商业大厦开始招租。霍英东过往的航运经历为其招致美国方面的责难，美国政府禁止本国商人售卖美货给星光行租户，香港当局也对星光行断水断电。星光行招租极不顺利，霍英东打算以3800万港币卖了星光行，以免其他投资者遭受自己连累。

不料何鸿遷却联合其他股东，以3750万的价格将星光行抢先卖给怡和旗下的老牌地产公司香港置地，只有1750万是现金交易，其余2000万是承兑汇票。霍英东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偶然获知，何鸿遷担心他独揽星光行会使外界认为霍氏财势雄厚，盖过他何氏光芒，于是才出此下策。74

何鸿遷热衷名利，好胜心强。经过此事，霍英东越发认清这个合伙人的性格，“他好中意别人叫他做‘一代赌王’，好似觉得好有荣誉，好有声望！”75“他对钱银看得并非很重，不过在争执上，跟叶汉又好，同我又好，他都一定要赢……就算打球，他说要赢，那么我多少都让他。”76

久而久之，这种强势的性格令霍英东难以忍受，与其日渐疏远，嫌隙与日俱增。

1982年，叶汉将股份卖给与何鸿遷交好的郑裕彤，何鸿遷在澳娱的权势达到第一个波峰，他与郑裕彤的股份加起来，足以控制澳娱董事会。霍英东此时意兴阑珊，萌生去意。

1986年，澳娱赌牌到期，澳门当局与其续约，将博彩专营权延长到2001年，跨过澳门回归日。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霍英东不久便将澳娱董事长之职让给郑裕彤，以此表示自己的立场和不愤。

当时澳门正筹划建立股票交易市场，何鸿遷有意推动澳娱挂牌上市，霍英东打算趁机出售所持股票，全面撤出澳娱公司。他与何鸿遷、郑裕彤谈好价钱，将股票作价6亿售给二人，甚至签好文件准备就绪，但因澳娱公司上市搁浅，何鸿遷便不再提及，霍英东以此作为“不守信用”的证据，屡屡在人前提及。77

霍英东去意已决，只是苦无对策，倘若退出后股份被难以取信之人获得，未免背离退股本意。辗转十六年后，终于在2002年谋得一条出路——将所持股份全数捐给由澳门政府监管的澳门霍英东基金会78，为这笔价值上百亿、足以影响澳娱决策的巨额股份找到可靠归宿，这才安心退出。

促使霍英东撤出澳娱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身体。

叶汉售股给郑裕彤第二年，霍英东便检查出淋巴癌。霍英东对这种病不陌生，他的父亲就是患此病英年早逝。霍英东热爱体育运动，身体向来无恙，不料60岁时患上与父亲同一病症，此时家族诸多事务悬而未决，形势十分严峻。

淋巴癌等于宣判了一个人死刑，只是死期不同而已，短则数月，长则数年，财力雄厚者有条件接受更好的医疗，或许能够延长这个期限。得知患病后，霍英东当即在香港接受切除手术，又转到北京，觅得专家名医诊治，进行为期一年的化疗和休养，终于从死神手中争得一些时间。

霍英东的三房妻妾共为他生育了13个子女，家族人丁兴旺，霍英东对家产归属亦有所准备。

早在1978年，55岁的霍英东立下遗嘱：明令自己死后二十年内不得分家，三房家室每月领取固定的生活费用，二房、三房子女不得踏入商界，大房吕燕妮所生三子霍震霆、霍震寰和霍震宇作为家族接班人，分别掌管家族的体育事业、商业板块和南沙开发计划。

当然，霍英东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澳娱公司的股份。霍英东看得明白，霍震霆、霍震寰和霍震宇这三兄弟，哪个都不是何鸿遷的对手，即便三人联手也很难从澳娱捞到好处，一旦自己过世，所持澳娱股份便有落于外人的危险。霍英东不希望后代继续参与赌业，因此要在有生之年作个彻底了断。直到2002年，将这些股份全部捐给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才卸下这桩心头大患。

霍英东身材瘦小，肤色发黑，长着一双锐利的“鹰眼”，脸上常带笑容，给人一种精明干练的感觉。实际上，早年的辛酸经历使他过早明白人世艰辛和奋斗真谛，早养成超群的自我约束能力，这帮了他的大忙。患上癌症后，霍英东坚持“冷热疗法”，每日在冰冷的水池和暴热的桑拿房中交替浸泡，从未间断，最后竟奇迹般战胜淋巴癌，将生命延长了二十多年。

从澳娱解脱后，霍英东一改谨言慎行的作风，不时大爆澳娱底料，言谈中更对何鸿遷这个老搭档不乏讥讽，后者从未直接回应。2003年，霍英东癌症复发，飞往北京治疗，在医生建议下停止了坚持二十年的“冰火浴”，此后身体时好时坏，最终在2006年10月28日病逝于北京。

霍英东生前在遗嘱中对家族未来作了长远安排，他去世后三房家室相安无事，遵照遗嘱各自生活。二房、三房子女向远离商业的法律、文化行业发展，长房三个嫡子亦在各自领域开拓耕耘。

仅仅五年后，当外界为霍家平稳过渡叫好时，霍震宇却将胞兄霍震寰告上香港高等法院。

随着诉讼的进行，不为人知的内幕渐次浮出水面，原来这个香港豪门也未能免于兄弟纷争的悲剧。

令人唏嘘的是，霍英东的安排不可谓不周全，即便如此，他去世不久，家族也陷入内讧。

霍英东遗嘱有四名执行人，分别是胞妹霍慕勤、妹夫蔡源霖、长房次子霍震寰、长房三子霍震宇。

霍震宇指控霍震寰在父亲去世后第二年开始，利用遗嘱执行人身份之便，不断要求三家签署协议，承认他拥有家族龙头企业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大约46%的股权。这间公司是霍英东涉足地产界时成立的第一家企业，支系庞杂，堪称维系霍氏家族的根基，家族开销均出自该公司。此外，霍震寰还对三间离岸公司、三个存款高达7.3亿港元的银行户头提出了归属权要求。

霍震寰是霍家实权人物，掌控家族财路，他利用这一优势条件迫使二房和三房签署上述协议，将总计64亿港元的资产划归自己名下。但长房也即霍震寰同胞兄妹认为，上述财产属于公有，不应被霍震寰独吞。霍震宇与霍震寰早已失和，不顾手足情分将他告上法庭。

霍氏兄弟之争爆发在香港豪门争产高潮期，个中内情繁杂冗长，但其实与多数豪门争产并无二致。不过，倘若回归事件源头，或许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霍英东将自己的事业拆分成三大板块，由长房三子分别继承，看似无懈可击，其实大有破绽，要说早在几十年前便埋下今日兄弟纷争的伏笔也不为过。体育事业、家族生意、南沙开发乍看彼此无关，其实却是一个整体，家族生意为其余两项提供资本，处于核心位置，体育事业为博名声，南沙开发则属于长期策略投资，需大笔资金投入。霍英东在世时，一人调拨全局，三块业务有条不紊。三兄弟接班后，三块业务有了各自独立的决策核心，势必会打破以往的结构关系。

霍震宇是霍家南沙业务实际控制人，2008年年底，为增加在南沙港项目的竞争力引入霍震寰。霍震霆掌握着霍氏家族的关键资源以及南沙项目的资本来源，将霍家势力在南沙扩大化的同时，自己也深度参与其中，霍震宇被逐渐边缘化，最后不得已试图通过法律手段迫使霍震寰让步。

霍英东的四个遗嘱执行人中，蔡源霖于2008年去世，霍慕勤已80多岁高龄，不大过问家事，实际只剩下霍震寰与霍震宇两兄弟。霍震宇在实力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他担心一旦霍慕勤过世，霍震寰将获得更大的支配权而不受遏制。因此，霍振宇诉讼的另一重点是，增加新的遗嘱执行人，但这样一来，不仅引发人选之争，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霍英东遗嘱的背叛。

霍氏家族本身显著的影响力为这场争产案引来各界密切关注，与霍家关系密切的董建华积极调解。

最终在2012年8月，包括长房三兄弟在内的16名家族成员握手言和，签订了一份和解协议——他们共同背弃了霍英东“死后二十年内不准分家”的遗嘱，将他留下的300亿港元资产瓜分殆尽。79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成功。那些置身商界顶端的大人物在赢得举世赞誉之际，总是少不了反面的声音。毋庸置疑，他们讨厌这些反面的声音，想方设法消灭它们的踪迹。但其实他们自己也明白，毁誉参半就像是家常便饭。他们所处的地位，使他们很难同时获得所有人的支持和赞赏。批评、质疑、抨击是金钱、名誉、权势之外的派生物，他们可以选择闭目塞听，但无法阻挡这些声音的发出。尽管他们总是以高大正面的形象示人，不过你也知道，那是他们希望你看到的那一面。真正的情形，如果当事人不出来指正，局外人恐怕永远不得而知。

就像任何家庭都会产生争吵、分歧，甚至谩骂、打斗，这些豪门望族也不例外。庞大的资产、复杂的关系、繁盛的人口以及缠绕的利益纷争，是对普通人想象力的挑战。这时候，你只能指望通过TVB的狗血剧情了解一些无足轻重的皮毛。然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情形是，真实世界中的豪门恩怨同样少不了狗血元素，有时候恰恰是由那些“狗血”事件触发的。

不论从前如何精彩，何鸿遷的后半生注定要在一个人的指控中渡过，这个人就是他的胞妹何婉琪。

某种程度上，由于何婉琪的指控，何鸿遷的前半生也变得不那么光辉。何婉琪的控诉究竟有多少真实成分，多少夸大其词，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能说，被称作“赌王”的那个人是一个复杂的人。他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能找到合理的解释，但这种合理更像一种冷酷。

从外表看，何鸿遷眉毛粗短，眼睛狭长，睥睨有神，顾盼之间散发出一股卓尔不群的气场，一副十足的枭雄之相。加上他的多国血统、家世背景、巨额资产、耀目头衔，以及难以尽数的风流韵事，几乎具备了一个成功者应有的一切。但这出商界传奇，并不像表面那般无懈可击。

相比霍英东晚年的冷嘲热讽，一向温顺的胞妹何婉琪忽然反击，让何鸿遷有些束手无策。

何婉琪是何家第十个孩子，昵称“十姑娘”，年轻时跟随父亲到越南经商，认识不少当地权贵。叶德利曾在越南开赌场，即是在何婉琪的帮助下取得赌业执照。何婉琪参与赌场经营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来，叶德利与何鸿遷、叶汉、霍英东联合竞标澳门赌牌，叶德利又从何婉琪这里拉来一笔资金，入股澳门娱乐公司，因此她也算澳娱创始股东之一。只因何婉琪有一桩不可告人的秘密握在何鸿遷手中，她在澳娱公司处处受制，股份被巧取豪夺，忍气吞声而不敢反抗。

何婉琪年轻时聪明干练，曾经为何东做秘书，掌握不少经商诀窍和关系人脉。再加上她有经营赌场经验，叶汉退出澳娱后，她便受九哥何鸿遷之邀，开始参与澳娱日常管理。

然而何婉琪在澳娱工作几十年，其实并没有多少实权，多数时候只是听命行事。在何鸿遷要求下，多次非自愿地把股份出让他人。何婉琪隐忍度日，直到2000年前后，何鸿遷示意她将部分股权卖给自己宠幸的四姨太梁安琪，何婉琪强硬拒绝。第二年，澳娱董事会提出“管理层之年轻化及专业化”。2002年元旦，何鸿遷亲笔通告，宣布撤销何婉琪在澳娱一切管理职务，仅保留董事身份。随着何婉琪结束将近三十年的澳娱生涯，她与何鸿遷之间的恩怨也走向公开化。

一切恩怨皆由一桩不可告人的不伦之恋引起。隐忍几十年后，何婉琪亲自将之公之于众。

1941年，18岁的何婉琪在一次舞会上邂逅了堂弟何鸿章，互相吸引的两个年轻人迅速擦出火花，但因家族干涉未能修成正果。何婉琪后来下嫁麦志伟，何鸿章则远赴美国留学。何婉琪与麦志伟婚后生下一子一女，几年后何鸿章学成回港，两人旧情复燃，珠胎暗结，生下一子一女，为掩人耳目均跟随麦志伟姓。这桩孽缘却被何鸿遷得知，成为牵制何婉琪的把柄。

作为何东嫡孙，何鸿章是何东家族钦定接班人。他接管家族后，何鸿遷原本希望利用同族便利，参与何东家族的地产生意。但何鸿章公私分明、不偏不倚，何鸿遷几乎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因此对这个堂弟满腹牢骚，因其势力雄厚而无可奈何。

1957—1973年，何婉琪在何东公司工作，何鸿章为总裁，她是总裁秘书。1961年叶德利与叶汉准备争夺澳门赌牌，拉何婉琪入股，何鸿章当即给她200万港元，何婉琪用这笔钱与叶德利合组公司投资澳娱。这200万中，叶德利暂借80万，算作个人出资，120万属于何婉琪出资。澳娱股权不透明，甚至曾丢失过一次股东名册，经过几十年的变更，何婉琪的股份被压缩至7.3%。何婉琪后来才发现，组建澳娱时，何鸿遷、叶汉均未出资，自己那笔钱算是最大投资，但在何鸿遷要求下，她放弃不少股权，最后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小股东。

2000年，何婉琪丈夫麦志伟去世，忍辱负重四十多年的她卸下心结，不惜一切地揭开澳娱的重重内幕。

何婉琪亲口告诉次子麦舜铭，他父亲另有其人，即是堂舅何鸿章。麦舜铭生性好赌，但赌技欠佳，在赌桌上输掉不少钱，当时正因债主（何鸿遷的好朋友）逼债与舅父何鸿遷打口水战，情急之下便将自己的身世公开：“何鸿章是我爸爸，我好荣幸有这样的爸爸。”言谈之中，因是何鸿章之子颇为骄傲。异母大哥麦家兴看不过去，站到何鸿遷这边，公开抨击麦舜铭。

麦舜铭自爆身世，如果不是何婉琪有意为之，根本无从得知。但对这件惊天秘闻，何鸿遷却佯装不知。何鸿遷不明白，看似温顺的何婉琪究竟有着怎样的仇恨，竟不惜名誉扫地，反戈一击。

摆脱多年负重，何婉琪开始无所顾忌地反击。何婉琪向澳门政府提交的大量资料揭开了何鸿遷赌业帝国的神秘面纱——她指控澳娱公司违反政府禁令私自放贷，甚至向犯罪团伙成员提供借款，向权势人物的子女提供巨额“助学金”，与此同时何鸿遷私扣股东分红，财务漏洞百出。80

出于维护区域经济稳定的需要，澳门政府决定扶持澳娱公司，以便与外资背景的永利银行公司抗衡，因此对于澳娱内部的纷争秉持大局为重的原则进行调解。何婉琪多方申诉无果，步霍英东之路，将持有的澳娱股份全数赠与威利基金会。

何鸿遷生性要强，他的一生是争斗的一生，那些被他打败的人铺就了他的赌王之路。

但到头来，这个潇洒风流的强者也未能免俗地陷入家产之争，他费尽心机、争强好胜聚拢起的巨额家产，开始被他捕获的女人们温柔而残忍地分割。他需要发动一场战斗来平息纷争，但他已不是年轻时候的那个他了。况且，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从来就拿女人们没什么办法。

1978年，在霍英东长子霍震霆迎娶港姐朱玲玲的婚礼上，何鸿遷带着七分得意三分无奈对新婚燕尔的霍震霆说：“我这一生，只要我喜欢的女人，没有追不到手的。不过，我同样不懂得怎么甩掉她们。”

二十多年后，这些女人成了何鸿遷最棘手的麻烦。正如那句流传广泛的戏言，“男人没人斗得过赌王，而赌王总是斗不过女人”。

赌王的一生，将如何收场呢？

何鸿遷从来不掩饰对女人的偏好。有一次他公开讲：“我一生的情人数字不足10位。我很挑剔，并不是人人我都喜欢。”然而在知情人看来，这个数字还是太过保守了，不过后半句倒是无人反对。对于超级富豪来说，女人并不是什么稀缺品，只要他们愿意，随时都可以左拥右抱，但花天酒地与合法婚姻毕竟是两码事儿。

不论何鸿遷多么有女人缘，他仅慎重地组建了四个家庭。

元配黎婉华生性恬淡，不喜欢出风头，并因一次车祸事故染上重病。何鸿遷发家之后，“工作非常繁忙，各种各样的应酬不少，需要一位女性操持家务，并时常陪伴自己左右”81，于是又娶了第二个太太蓝琼缨。当时香港、澳门华人在婚姻上仍遵循清朝律例，娶妻纳妾不算违法，但何鸿遷入了葡萄牙国籍，按照葡萄牙法律这种行为并不合法，因此招致洋人的非议，黎婉华与他的关系也开始疏远。

蓝琼缨与何鸿遷有共同的爱好——跳舞，两人出双入对，是港澳上流社会有名的“舞王”、“舞后”。为了制衡蓝琼缨，黎婉华从自己的高级护工中挑中陈婉珍，一手促成何鸿遷的第三场婚姻，当时香港已废除“一夫多妻制”，陈婉珍只算作三姨太。几年后，何鸿遷在一次私人舞会上结识了一个名叫梁安琪的舞蹈教师，被她的高超舞技折服，将其纳为四姨太。

黎婉华是何鸿遷生命中第一重要的女人，与她的结合让何鸿遷获得了进入澳门上流社会的钥匙——葡萄牙籍。不管何鸿遷主观如何，客观上却是这场婚姻的背叛者，黎婉华和她的子女无法接受何鸿遷“一夫多妻”，但仍保持着应有的体面，他们几乎从未介入家族纷争。

二房蓝琼缨、四房梁安琪属于交际花一类的人物，她们不仅能够满足一个成功男人的虚荣心，并且为他的事业拓展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样的角色一个足以，因此，梁安琪实际上就是人老珠黄的蓝琼缨的“替代品”，她更年轻、更有活力，也更讨何鸿遷欢喜，这也是二房、四房矛盾所在。由于这层关系，家产之争不仅不可避免，注定愈演愈烈。

三房陈婉珍与黎婉华性格相似，属于持家教子的类型，黎婉华去世后，她的地位得到变相加强。不管何鸿遷在外面如何风光，总归需要一个安静的家庭，多数时候三房充当了这一功能。三房陈婉珍安分守己，既无长房的地位，也没有二房强势，更不像四房那样恃宠骄纵，是理想的“避风港”。

作为这个大家庭的组建者和管理者，何鸿遷把四房家室安置在不同的宅院，满足妻妾子女豪奢的生活需要。这种做法算不上新鲜，自古以来，这是豪门望族内部调整方式，也是人丁兴旺的显著标志，无非是为了避开争斗和吵骂。

然而，家族“开枝散叶”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各房的利益难以调和，这样做只不过延缓了矛盾，却无法避免或阻止冲突的最终爆发。

一妻一妾两姨太一共为何鸿遷生下17个子女，最小的那个出生于1999年，何鸿遷78岁高龄时。

所有子女中，长房长子何猷光、二房长女何超琼最得宠爱。何猷光是何鸿遷的第一个儿子，何鸿遷给他取了一个与伯祖父何东相同的英文名——Robert。何鸿遷生平最敬佩何东，显然对这个大儿子寄予了非常大的希望，但这种希望最后摧毁了何猷光。在父亲至高无上的权威下，何猷光被巨大的压力折磨得神思恍惚，33岁那年开车外出时发生车祸，英年早逝。

或许从这桩不幸事故中受到刺激，何鸿遷对何超琼的宠爱开始带上放任的溺爱色彩。

何超琼与娱乐圈关系密切，曾和多名男星拍拖，几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最后均匆匆告吹。何鸿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何超琼每次分手，都会给她升职、加薪作为安慰和鼓励。后来何超琼与前夫许晋亨离婚，何鸿遷亦多次公开维护爱女，对许晋亨表示不满。

何超琼的商业才干是赢得父亲宠信的一个重要因素。何超琼33岁进入家族企业信德集团董事局，四年后升任总经理。澳门赌权开放后，何超琼与美国博彩业巨头美高梅82在澳门组建合资公司美高梅中国（MGM China），并摘得一块赌业副牌。2011年美高梅中国在香港首次公开募股，何超琼出售23%的股权，套现十多亿美金，投资回报高达18倍，以50亿美元身价成为香港第一女富豪。

何鸿遷17个子女中，除了去世的长子何猷光，仅剩5名男丁，只有次子何猷龙在商界崭露头角，其余尚不到涉足家族事业的年龄。

何猷龙是二房蓝琼缨独子，何超琼胞弟，早年在金融、互联网领域打拼，2001年加入家族企业新濠国际董事局并担任总经理，后来接替父亲成为这家主营餐饮、娱乐业务的上市公司总裁及大股东。与何超琼一样，何猷龙也通过与外资合资摘得一块赌业副牌，姐弟二人持有六块赌牌中的两块，是澳门赌界的后起之秀。83

何超琼、何猷龙虽然能干，但要强的何鸿遷并未将家族核心资产澳娱交给他们，而是以耄耋高龄亲自执掌。直到2009年夏天，88岁的何鸿遷忽然跌倒撞伤脑部，养病期间开始着手安排接班事宜。

2010年12月，何鸿遷将所持信德集团部分股权让予二房，所持澳娱旗下上市公司澳博的股权让于四房梁安琪，使之一举成为澳博第二大股东。一个多月后，何鸿遷又将持有澳娱32%股权的私人公司Lanceford平分给二房、三房。

外界对赌王和平分家拍手称赞，谁知没过多久，何鸿遷便通过律师向外传话，称澳娱股权变动是一场“抢劫”，“我们一定要夺回Lanceford！”甚至将二房、三房子女告上香港法庭。此后，何鸿遷态度含混不清，反复撤诉上诉，似有万千苦衷。一时间，赌王分家沸沸扬扬，引来多名政要调和。

何鸿遷将澳博股份分给四姨太梁安琪是引发这轮家族纷争的“导火索”。

梁安琪精明干练，有一定的商业头脑，依仗何鸿遷的宠幸，屡屡插足赌场事务，并在重要职位安插同胞兄弟，引发各房不满。何鸿遷提及诉讼后，二房、三房表示，只有梁安琪放弃澳博、澳娱股权，他们才会交出Lanceford。何超琼则提出一个“二选一”的方案——把Lanceford分给没有分到财产的长房，试图拉拢长房，孤立四房。否则各家把所分财产全部交出，由何鸿遷重新分配。

这一轮分家中，四房梁安琪是最大受益者，重新分产对其不利。而何鸿遷对四房宠信有加84，对上述方案均不置可否。

最后在何厚铧、霍震霆等人斡旋下，这场旷日持久的家产纷争终于落下帷幕。长房获得浅水湾道一号豪宅，外加超过30亿港元现金；二房子女分得澳娱9.5%股权，并继续掌管信德集团和新濠国际；三房获得澳娱16%股权；四房不仅保住在澳博的利益，还新分得澳娱6%股权，连同之前间接持有的股权，合计持有11%澳娱股份。

就这样，赌王的万贯家财被分割殆尽。随之而来的，是澳门博彩业百年大统一局面的结束。强势人物称王称霸的时代一去不返，何鸿遷的后人们，该如何应对这个崭新的时代呢？

附：澳博控股初始股权架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