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获奖感言

吉米·卡特

尊敬的陛下，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成员们，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我接受了这个奖励。感谢我的妻子罗莎琳，感谢我在卡特中心的同仁们，还要感谢许许多多为结束全世界的暴力和苦难而继续奋斗的人们。我们这个中心活动的服务范围和特点可能是独特的，但在许多别的方面它们与数百个为人类权利和和平而奋斗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是一样的。

许多获得诺贝尔桂冠的人曾安全地为我们工作，但还有一些人却以惊人的个人勇气而工作。没有人比我的两个朋友安瓦尔·萨达特和伊扎克·拉宾，更能让人想起为和平而工作的危险性，他们为中东的和平进程献出了生命。

像这两位英雄一样，我选择的第一个事业是在军队里做一名潜水艇官员，我的船员和我都意识到当我们被迫战斗时，我们不得不作好准备，同时我们也时刻准备着为保卫我们的国家和它的原则而献出生命。与此同时，我们也热诚地祈祷我们的准备能够保证没有战争。

后来，身为总统和军队的总指挥，我是冷战高峰时那些清醒地意识到维护世界和平的那些人中的一员。当时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对立。双方都知道一个没有解决的政治争吵或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都可能导致核灾难。在华盛顿和莫斯科，我们知道假如我们得知洲际导弹正向我们发射时，我们只有不到半小时的时间作出反映。在我们的强大军事力量和激进的外交政策之间需要有持续不断的小心的平衡，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只要它与我们志同道合，我们就应当总是寻求与他们建立友谊。

……

女士们先生们：

12年以前，戈尔巴乔夫总统因为出色地帮助结束了长达50年之久的冷战而得到了你们的承认。

但是世界非但没有进入一个和平的千年，现在的世界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虽然我们的人员往来和交流更容易，但理解和互相尊重却没有相应增加。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内战，丝毫不受《日内瓦会议条例》的约束，在这些内战中，绝大多数伤亡者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而最近令人震惊的恐怖主义又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超级大国在内，是不受威胁的。

在白宫的那些日子里，我时常想起我在佐治亚州的深受爱戴的小学老师朱莉亚·科尔曼的告诫。她常说：“我们必须适应变革的时代，同时守住不变的原则。”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同样是这位老师介绍我读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她将那部充满力量的小说理解为人类的优秀特质可以克服强大力量的暗示。她还教我们知道个人并不总是随波逐流，而是可以影响最伟大的人类事件。

这些观点已经被无数英雄的生命所证明。其中有一些英雄在获得诺贝尔桂冠之前在他们所在的地区以外默默无闻：艾伯特·约翰·卢图利、诺曼·布劳格、德斯蒙德·图图、埃利·维厄瑟尔、昂山素季、乔迪·威廉姆斯、艾伯特·史怀哲和特蕾莎修女。所有这些英雄和其他的英雄都证明在没有政府力量的情况下，甚至在政府反对的情况下，个人能够积极地，有效地增强人权和从事和平活动。

……

我在这里不是作为一个官员，而是作为一个动乱的世界的一个公民，在日益增长的共识中看到了希望。这个共识表现了被普遍接受的这个社会的目标：和平、自由，人权、环境质量、痛苦的减轻和法律制度。

……

在新千年伊始，我被邀请来奥斯陆讨论世界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在所有最有可能的选择里，我认为最严重和普遍的问题是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10个最富裕国家的公民现在比10个最贫穷国家的公民富裕75倍，并且这种差距还在逐年加大。这种差距不光存在于与国与国之间，还存在于国家内。这种不平等是世界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的根源，这些问题包括：饥饿，文盲，环境恶化，激烈的冲突和本不必要的包括从麦地那龙线虫病到艾滋病的疾病。

卡特中心的大部分工作是在非洲最贫困国家的偏远山区里进行的。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贫困人们如何在令人心碎的条件下生存。后来我开始钦佩他们的判断力和智慧，他们的勇气和信心，以及在有机会运用他们天赋的能力时所取得的令人震惊的成就。

但是不幸的是，在工业化的世界里，人们根本不了解也不关心这些忍受着绝望的人们，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我们还没有下定决心去与别人分享我们大部分的多余财富。这是一种潜在的有益的负担，我们都应愿意去承担。

女士们，先生们：

有时候战争是一种必要的罪恶。但是不管战争多么必要，它总是一种罪恶，而不是好事。杀死彼此的孩子并不能使我们学会如何和平相处。

我们共同的人性凝聚力比我们的恐惧和偏见的离开散力更强。上帝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利，我们可以选择减轻苦难，可以选择为和平而努力，我们可以做这些改变——我们必须改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