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思柏设计事务所董事刘太格

许多大师级人物都有自己所恪守的原则，刘太格也不例外。

城市规划上，他重视古建筑与原生地貌，从不为了建设而破坏这些既有特色；为了做好远期规划，他力求获得城市最完善的数据，如果政府或业主方为了赶进度而超度压缩方案筹备期，不能把工作做好，那他只好放弃；他尊重科技，但从不迷信科技，在他看来，人的思维永远走在科技的前面。

建筑设计上，他信奉单体建筑一定要对周围环境产生益处，从不为了形象工程而打破整体的和谐；在他认为不适合放置地标性建筑的地方，便只做背景建筑。

这些原则，在帮助刘太格做出完善规划的同时，也让他失去了许多积攒名誉的机会，但刘太格说：“为了名誉而工作，那样会让人感到痛苦，而为了合理去工作，则会很快乐，这也是我坚持到今天仍在工作的原因。”

耶鲁大学的奖章学生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成为独立的国家。时值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其国内状况相较现在是判若云泥。当时，新加坡的人均年收入是400美元；190万的人口中，有130万住着非常破旧的房子——塑料板当屋顶，三合板当墙壁，不蔽风日、环堵萧然。贫瘠的工业和庞大的失业人数是新加坡落后的主因。

然而，在一代人筚路蓝缕的开拓下，到了1985年，新加坡已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转变。那时，新加坡不仅解决了居民的住房问题，更通过合理规划，揭开了繁荣的序章。其国内不仅找不到破旧的房子，更没有穷人聚集区和“民族聚集区”，整个城市融于一体。直到今天，全球恐怕没有第二个城市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种程度的融汇，为新加坡新阶段的腾飞扎下了根基。

时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局长的刘太格，是新加坡这一代开拓者中的代表性人物。从建屋发展局局长到城市重建局局长兼总规划师，刘太格的规划智慧，不仅改变了新加坡的城市外貌，更融入了市民的生活与国家经济的发展。他的新加坡规划蓝图，至今仍被全球诸多国家所研究和借鉴。

黑暗中孕育出的明星尤为璀璨，这一比喻是对刘太格的真实写照。

刘太格生于书香门第。其父刘抗是世界级的名画家，被誉为“南洋画派”的先驱。母亲则成长于晚清的官宦家庭，自幼饱读诗书。但浓郁的文化背景，并没有给刘太格带来舒适的童年。

四岁左右，刚有思考能力的时候，刘太格和家人住在日军占据下的马来西亚。这段模糊的记忆，启蒙了“刘太格式的责任感”。在他幼年的印象里，大人们总是生活在一种恐惧的情绪中，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能引起大家的强烈不安。这种残酷而憋屈的生存环境，激发了刘太格“争一口气”的信念。

不久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刘太格随家人迁往新加坡。自小，他便看着父亲每天在家中作画，与此同时，他的舅舅陈人浩是一位名书法家，所以，自幼年起，刘太格便书画兼修。在很长的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会在未来成为一名书法家或是画家。

书画外，刘太格的童年并不多彩。父母亲都是教师，在当时，这一行业的收入十分低微。“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想要一辆自行车，父亲攒了六个月的钱，才筹够了自行车的钱。”刘太格说。后来，他想要的书架和无线电，则让他等待了一年的时间。穷苦给刘太格的人生观带来了很大影响，他知道穷苦的滋味，所以在他的职业历程中，一直饱含对于落魄者的同情心。

中学毕业后，经过父母多方努力，刘太格获得了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半工半读建筑学的机会。为了延续学业，刘太格在澳洲渡过了七年半的时光。回忆起这段经历，他提起的始终是收获，而非异国他乡的艰辛。

起初，刘太格在研读建筑学的同时，报名参加了艺术学院。在艺术学院，20来岁的他与70多岁的老师结成了忘年交，经常一起吃饭，并且学习对方的作品，尽管非专修，但刘太格表现出了极高的艺术天赋。不过在第四年，刘太格不得不在建筑和美术上进行抉择，当时的课业已经非常繁重，不可能兼顾两边。最终，他选择了建筑学，因为兴趣之外，刘太格没有忘记自己修学的责任，在他看来，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建筑学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

6年建筑学修满，刘太格成了新南威尔士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并且拿到了学校颁发的金奖。上一次学校颁出这个奖项，还是在11年前。获得学业上的肯定，刘太格并不自满。他意识到，想要把建筑做好，应该学习规划，因为每栋建筑的贡献，只限于一两千人，而一个城市的贡献则可让百万人受益。只有在合理规划体系中的建筑，才能发挥更大作用。当时的刘太格，是希望学好规划后，能够成为更好的建筑师，而非规划师，不过在之后的时间里，他不仅成了一位卓越的建筑师，更成了一位非凡的规划大师，他的规划理念，使千万人受益。

带着优异的成绩表，刘太格成功申请到了耶鲁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赴美学习规划学。和在澳大利亚时一样，圆满的学业外，刘太格总能从他人处学得更多，他将这份交际能力带来的成绩称之为“幸运”。

一位教授交通学的导师就给了刘太格很大启发。这位导师曾是美国一家知名交通设计院的高级副总裁，实践经验丰富。通过和他沟通，刘太格意识到，要做好城市规划，一定要透彻了解交通学。一般的城市规划课程，学的交通学科是很肤浅的，为了学好交通学，刘太格和这位导师交上了朋友。“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刘太格说：“虽然在规划时，会有交通专家协助你，但是这两者是不应该割裂开的。做交通的时候，不知道商业中心的分布情况，怎么规划？做商业中心，不知道交通网布局，怎么做好？”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多发展中的城市，都在做交通规划时请全世界最好的交通专家。但是，最好的交通专家，如果不能和总规划师无缝衔接，也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

这位导师对于刘太格的帮助，一直延续到了他的职业生涯。在规划新加坡时，刘太格先后4次邀请他来进行指点。每一次，刘太格都先行尽善做好交通规划，然后从导师的修改中习得经验，到了第4次，导师已经提不出什么修改建议了。在这种不断学习提高的过程中，刘太格最终配合新加坡的交通专家勾勒出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这个快速路网和地铁交汇的方案，至今仍不断彰显着其优越性。

另一位对刘太格有重大帮助的导师，是耶鲁规划院的院长，他曾是费城的副总规划师。因为学业优异、勤奋刻苦，刘太格和这些老师们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在耶鲁的第二个学年，院长找到他，给他提供额外的奖学金。这对于刘太格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在第一个学年里，为了保证生活，他不得不勤工俭学，花大量时间在餐厅打工，吃一些免费的饭菜。而随着学业的加重，第二个学年里，刘太格已经很难分身去工作了。

除了经济帮助，院长还帮刘太格开设了一条便捷通道。耶鲁毕业后，作为三年内学院成绩最优异的学生，刘太格再次得到了学校的奖章。院长给刘太格两方面的建议，一是去纽约的贝聿铭事务所，另一则是去哈佛大学再研修两年城市设计。思考再三后，刘太格决定步入职场：“我当时想，到贝先生那里，你设计得不够好，他会帮你改到他的个人水平；你到哈佛，设计得不好，他就把你的分数打低，学到的东西还是不够多。我就想还是去贝先生那边。”

带着仅剩一周的生活费，刘太格坐上了前往纽约的列车。在这之后，他的所思所学，开始走出图纸，不断改善市民的生活。

智慧铸就“花园城市”

同为华裔，贝聿铭给了刘太格很多照顾，相较其他同事，刘太格有更多和贝聿铭直接沟通的机会，耳濡目染间，他从这位大师处学到了很多东西。

作为知名设计师，贝聿铭不仅设计出众的作品，更能将建筑项目和商业完美结合，因此深受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的青睐。而这一点正是刚出象牙塔的刘太格所欠缺的：“我学到了——规划要和开发商的思维相结合。因为规划的最终目的是开发，不了解开发商的需要，规划很难做好。”刘太格的本领是，他能将学到的东西进一步深化，在自己的项目中发挥更大作用。比如在之后，为了迎合开发，在规划新加坡时，刘太格专门雇用了5位土地价格估算师。每轮方案，他都会请教这些专业人士，如何合理分配土地，来保证开发商的利益。他的这一举措，为新加坡的投资开发创造了便利条件。

贝聿铭对于科技的运用，也给了刘太格很大启发。在做伊弗森艺术博物馆项目时，为了让没有涂料的水泥墙达到自己想要的色彩，贝聿铭四处找沙、石与水泥结合起来，反复实验，最终才取得理想中的效果，并一举设计了这一至今仍被誉为经典的艺术博物馆。经历其中，给刘太格打开了一扇新窗。他意识到，卓越的设计师，应有打破技术约束的信念，通过自己的研究与努力，去实现理想化的目标。在此后的设计工作中，灵活运用科技成了刘太格的惯用妙招。他引导了许多技术、材料的创新，对此，刘太格说：“如果没有贝先生的灵感，我可能不会想去这么做。”

于贝聿铭事务所的4年，让刘太格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更重要的是，他学到了最优秀设计师应该具备的思维方式。

1969年，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局长到纽约，邀请刘太格回新加坡协助建国。经历过日据、英殖民时期的刘太格，没有过多犹豫，便回到了一穷二白的新加坡。

2012年4月，刘太格喀山留影

初回祖国，迎接刘太格的是既心酸又甜蜜的局面。硬件上，新加坡非常落后，但是人们追求改变的决心很一致。和刘太格一样，这一代新加坡人吃过日本军队的苦，体会过寄人篱下的感觉，都有很大意念要把城市建设好。同时，作为专业人士中的一员，刘太格享受了高度自由，政府完全不干预专业人士的工作。他们给定指标和方向，然后放手让专业人士去发挥。所以，刘太格和同事们有重担，更有动力。

建屋发展局专门为刘太格创立了设计与研究小组，由他担任组长。当时新加坡已经启动第一代组屋计划，正准备继续开发卫星城和小区，需要相关的理论与数据支持。上班的第一天，刘太格便请教上司，什么叫小区和卫星城，结果上司也回答不清。这些概念，在书本上有所介绍，但是落实到执行上，肯定不能含糊其辞。

其时西方已经有卫星城出现，但是那种距市中心50公里、纯粹由住宅组成的卫星城，并不适用于新加坡。为了找到适合新加坡的卫星城和小区，刘太格开始了一年的研究工作。他走访百货公司、诊疗所和餐厅，询问这些营业机构在卫星城内开发新市场所需要的人口数目。经过调查取证后，刘太格将卫星城的规模定在了20万到30万人口之间。这样的卫星城，功能高度齐全，不仅满足住户日常生活需求，更能提供很多就业岗位。在自成一体的同时，也减少了交通的压力，很多居民可以在卫星城内得到从工作到生活的条件，节省了路途奔波的时间，增强了家人共处的宜居性，完全是一举多得的方案。

这一年的调查研究，确立了刘太格今后结合专业知识实地考察的规划理念，在之后的20多年里，他主导成立了许多研究小组，研究“以人为本”“城乡统筹”等各种人所尽知，但却讲不透彻的理论，并且将其融入自己的规划方案。这些研究成果，是教科书上学不到的。

在严谨的体系里，刘太格力求将城市“做活”。他将城市比作人体，其内有细胞、器官和神经网络，彼此串联，有机运作。卫星城是比较大的细胞，新加坡有27个城中卫星城，他们合理分布，组成了大的框架。在规划卫星城的时候，为了达到串联的效果，刘太格还进行了“越权”操作。当时，仍在建屋发展局的他，每次做卫星城规划时，都将周围的环境也规划好，甚至主要交通体系也一并梳理了。好在当时的规划局局长也很认同他的做法，于是，刘太格每次规划卫星城，都从全市的角度考虑，统筹全局。等到他自己成为总规划师时，新加坡的大部分规划情况，刘太格已了然于胸，之前的前瞻布局，使他自己仍是最大的得益者之一。

新加坡市内最大的细胞，是五个片区，每个片区都规划了100多万人口，达到了大型城市的标准。为了缓解狭小国土面积上的交通压力，刘太格提出了分散功能区的理念。片区内的每个卫星城内，都有自己的商业中心，这些中心有地铁贯穿、有快速路网交汇。片区内交通最为便捷的中心，被刘太格定为片区中心，中央片区的商业中心就是新加坡的中央商务区。有序分散商业中心后，交通的压力就减小了很多。

同时，在保证交通顺畅方面，刘太格还有其他创新。在规划人口时，离中央商务区越远的卫星城，他就规划得相对越多，离得越近的，他就规划得越少。这样，地铁线的任何高峰，进城的人和出城的人流量都差不多。类似这样的方法，之前似乎未有人实施过，甚至可能没有人考虑过。在客流压力大时，大家想的都是如何将地铁做得更快，而不是如何降低单位时间内的客流量。对此，刘太格说：“我很尊重科技，但也忌讳一碰到问题就找高科技解决。有很多问题，是高科技解决不了的，因为科技不能取代人的智慧。”

细胞理念，使得新加坡的建设井然有序。卫星城这个细胞下边，有小区，小区下边还有组团，每次开发，都是一个组团一个组团按部就班地来，规避了很多城市无序发展所带来的问题。

刘太格另一个重要理念，是城市的器官。火车站、飞机场、污水处理场、工业区等都是城市的重要器官。在规划初期，这些器官的地点就应该被合理安置，做到不增加交通压力，不影响市民生活质量。随着城市的发展，器官也会成长，一个成熟的器官需要占多少土地，这一点是刘太格早就开始思考的。比如，在初期，新加坡的工业自动化程度不高，需要的人力很多，到了后期，随着工业化发展，相同的就业人数，需要更多的工业土地。为了应对这一发展，刘太格专门预留了未来需要的合理工业规划用地。这一前瞻理念，在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上同样适用。“许多城市没有远期规划，导致发展后期缺土地，于是见缝插针，四处建设，这样的城市就很杂乱，环境也不好。”刘太格说。

“神经网络”指的是快速路网和地铁线构成的交通框架。刘太格为新加坡设计了一套至今仍领先全球的快速路网，纵横交错，高度密集。与此同时，在规划地铁路径时，他强调将所有的中央商务区、片区中心、卫星城中心、小区中心全部连接起来，形成一条红宝石串合成的链子，这条链子不会错过每一颗细小的宝石。换言之，几乎所有新加坡的商业中心，都在城市主要地铁线的范围内。这样一来，市民方便，商家的生意也好做了。

在地铁规划上，刘太格再次证明了远期规划的优越性。1972年，新加坡政府就意识到，随着人均收入提高，新加坡未来10年内将产生地铁需求。于是政府就开始买地、组织拆迁，预留地铁的土地。到了1983年地铁正式动工时，政府用的实际上是10年前的土地负担价和拆迁成本，因此，新加坡的地铁造价是当时被誉为全球最低的，而省下来的钱，足以支撑很多新的基础设施项目。

类似利用规划来节省成本的例子，在新加坡的建设历程中十分常见。如在组屋的开发过程中，政府先为贫穷但是还付得起租金的市民建房子，这一起点就很高明。在这样的发展顺序中，材料供应商、工人等与建筑相关的行业循序发展，增添了许多就业的机会。紧接着，在建好的卫星城里，因为有教育、商业、医疗需求，又制造了很多就业岗位，有收入的民众逐渐增多，经济状况就不断提升。

为了适应不断提高的经济水平，刘太格说服自己的上司，将组屋的名称从廉价屋更改为公共住宅。因为随着规模扩大，组屋已经不仅仅服务于低收入的群众，应该消除其内居民可能产生的自卑感。在之后的发展中，刘太格还拨出一部分地块，卖给私人开发商建比较高昂的住宅，以综合卫星城中的人员构成。

起初，刘太格担心开发商们不愿意购买卫星城内的土地，因为在之前，这里被看作是不成功人士的居住区。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第一次招标，就得到了开发商们的热烈反响。后来刘太格意识到，人们更关心的，是完备的基础设施和便捷的交通，而这些方面，卫星城都已经规划完善。从初期参与时，刘太格就在设施功能上下足功夫，他没有将公共住宅当作单纯解决住房的手段。他说：“既然帮助130万以上的市民解决住房，那么工程的规模肯定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个规模，我们的使命就不应该那么狭隘。”于是，他极力从卫星城内部打造“宜居环境，凝聚社区”。每个商业中心也同时是市民中心，他都设置好广场，做好绿化工作，在提供商业服务的同时，也能给家庭出游、朋友聚会创造环境。

从整体到细微，刘太格秉持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为整个新加坡城市制定了一套X年（即大约一百年）的规划方案。如今，这套方案历经20来年的岁月洗礼，依旧彰显着新城般的活力。

规划中国宜居城市

尽管少年西行求学，但是刘太格的规划理念和西方专家并不完全一样。在他眼里，规划是一个高度科学的行业，而在这基础上，可寻找地方特色。但西方则偏重认为，规划要有高度的文化内涵，彰显城市的形象之美，因此略微低估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实际上，刘太格的规划，从不缺乏“美”。一座城市的美，并非来自地标性的建筑，如果做到以环境、功能和居民为本，那这座城市就已经很美了。建筑设计的美只是一种狭隘的美，对于城市来说，功能齐备、便捷舒适，才是广义的美。比如身处新加坡的许多地方，周围可以方便找到商场、地铁和学校，路上也不会感到拥堵，这是一座城市美的基础。

在达到功能齐备、便捷舒适的同时，刘太格也在追寻另外的美，那就是古色古香的特色。当初新加坡快速发展时期，刘太格就顶住巨大压力，保留了逾5000栋老建筑。他的接班人，再接再厉，现在已增加到7000栋了。他说：“城市的古建筑，就像人的记忆，而城市的自然环境，则是人的灵魂，没有了这些，是很可怕的。”规划的时候，他当这些古建筑群不存在，而新的建设全部都在这些建筑群之外解决。事实证明，保留这些老建筑，不但没有给新加坡的发展造成阻碍，相反，这些老建筑群里的街道已经转变为现代步行街，置身其中，可以感受到现代与古典的交汇融合，为这座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平添了别样的味道。

“我做任何规划，第一件事就是将古城、古建筑划出来，第二件事就是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做新的规划。”在考察中国一些城市的规划时，当地对于地貌和古建筑的忽略让刘太格感到非常惋惜。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古建筑和河道山川都完全不可能一样，高度重视地貌和古建筑，这个城市就已经非常有特色了。“可惜一般的领导不懂这个道理，以为做个笔直的、12车道宽、20公里长的公路就是有特色。哪里有特色？到处都有这样的公路啊。”刘太格说。

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观念，让自己的规划理念帮助到更多市民，刘太格开始在中国投入更多精力。由于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之中，故在自己研究积累的同时，也需要借鉴外来的成功经验，刘太格无疑是这类经验的最丰富持有人。北美和欧洲的城市化早已完成，近半世纪来鲜有新城的全面规划，缺乏结合最新成果统筹实施的经验。其他地区则仍处于城市化进程中，其中亚洲，中国的城市化最为快速。人口密度，建筑层楼，也有必要提高。而在亚洲，新加坡无疑是最好的导师，作为新加坡曾经的总规划师，刘太格则是导师中的导师。

实际上，刘太格和中国的城市规划结缘已久。1983年，时任新加坡建屋局局长的刘太格受邀规划福州。对于这座城市，刘太格有着特殊感情。他的母亲是福州人，他在新加坡就读的小学叫三山小学，是以福州的特殊地貌来命名的。同时，福州的古建筑群三坊七巷也让刘太格一见倾心。在当时，刘太格为福州做了一个200平方公里的总体规划，同时强调一定要将三坊七巷保留下来。可惜的是，三坊七巷是部分保留了下来，致使刘太格的方案并没有完全落实，大概只采用了百分之三十。不过在刘太格看来，能够挽救一度要被拆掉的三坊七巷，已经是一件足够欣慰的事了。

在规划福州的同时，厦门的市领导也找到了刘太格，请他为厦门岛规划一个方案。厦门的这套设计方案，和之前刘太格的规划，在原则上是一样的，但是因地制宜、以人为本地编制出来的方案就有厦门的地方特色。令人欣慰的是，厦门的方案，落实度达到了百分之七十左右。几任政府，都没有对刘太格的方案进行大的修改。这一执行力度的结果就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厦门曾多次被评为全国最宜居的城市。

厦门为刘太格打出了一个醒目的广告——如果方案执行到位，城市的功能和环境足以出类拔萃。

另一个例证是古城扬州。在规划之前，扬州的城市状况就让刘太格颇为赞赏，其中心区井然有序，尺度和风格也符合中小城市的规格，未曾逾矩，让人看起来很舒服。更重要的是，扬州在靠近中心区的地方，保留了面积相当大的老城区，在中国，这一点是很难得的。和扬州市政府的合作，给刘太格留下了愉快的回忆。之后的时间里，接任的领导班子也遵循了刘太格的规划原则。现在的扬州，在现代化功能齐备的同时，完好保存了古建筑的风貌，瘦西湖和古运河两侧修筑得别出心裁，很好地彰显了城市特色。如今，扬州不仅多次入选全国最宜居的中小型城市，更曾被评选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可惜的是，刘太格规划的其他国内城市，多数并未能达到厦门和扬州的程度。究其原因，刘太格的规划方案，其优越性显而易见，但方案在实施的时候也需要一定的决心与方法。如果编制规划方案是写菜谱，那么炒菜也得有功夫。一套远期的方案，应该按规划分期开发。另言之，规划要从远到近，但执行要从近到远。厦门、福州等城市的环境有今天，主要原因在于执行严谨得法。

“中国现在一般的规划都是10年左右的短期规划，这样很难做好。有许多市政设施，如道路地铁等，是系统化的工程，需要有长期的打算。”刘太格说：“有几个因素制约着规划方案的执行。一是远期工作，上级政府看不到。二是政府对于规划不够理解，以为规划不需要做远期的。三是即使理解了，要完成也需要下许多苦工来策划，这种工作的短期效果不如做建筑项目那么引人注目，那些不愿意经历这样的辛苦劳作的人，就觉得不如做那些别人看得见的工作。”当然，每届政府都应该操作基本工程，为城市的中远期发展打好基础，但也有必要做些形象工程，为城市带来明显的改善效果。刘太格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来形容远期规划的重要性——就好比在上海打车去外滩，如果你直接说先走，而不说最终的目的地是外滩，那么司机肯定是会走冤枉路甚至走错路的。

相较积微成著的远期规划，国内城市更愿意在立竿见影的形象工程上作投入，而在刘太格看来，形象工程虽然必要，但是地标建筑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大。比如，新加坡的大量植被，就是其鲜明的形象工程，这样的工程，说起来不显眼，但是达到一定规模后，所起到的作用更大。迷信于依靠地标性建筑来彰显城市特色，其结果将会令人失望。当下中国的城市，并不缺乏地标性建筑，这些建筑在竣工前期，都赢得了广泛关注，但是不久后便被人们渐渐遗忘，而那些老建筑、自然风景，则让人过目难忘。

新加坡的建筑风格，代表了刘太格对于背景建筑和地标建筑的理解。其市内超过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背景建筑，只有在某些视线走廊的交叉处，才会出现地标性建筑。在周围背景的衬托下，这类地标性建筑显得尤为出彩。“欧美的朋友到了新加坡，会说每栋建筑都很有特色，看上去非常美。事实并非如此。”刘太格说：“我们有特色创意的建筑并不多，但是建筑的排列是有序的，整齐而有韵律的，这样即使你本身建筑并不显眼，整体看起来也会很美。”

和新加坡类似的，是法国巴黎。塞纳河两边的建筑，实际上是千篇一律的，同一种石材，同一种色调，甚至相同的贴花和材料。在这样的重复下，点缀着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和凯旋门，就让整个环境都变得极为特殊起来。反之，如果每新建一个项目就要求特色，这个城市就会变成纷杂的建筑杂货铺。“新加坡和巴黎，对于建筑是通过规划条规严格控制的，不强求所有建筑都标新立异，而一定要保持规律有序的天际线和建筑红线。”刘太格说。

对于整体规律，刘太格的要求是建筑要陪着行人走——人行走在步行道，旁边就是建筑，建筑有橱窗，里边有东西，人就会感觉到安全感和连续性，而如果都追求新鲜，建筑红线与道路距离突近突远，不断地变化，那么建筑将断断续续，行人就不能安心地逛街。

适用于中国的建筑美学与规划理念

“要符合整体规律”，是刘太格的设计原则之一，在原则的坚持上，他看上去过于“固执”，这也让刘太格失去了一些机会。

比如，作为公认的规划大师，刘太格的建筑设计同样非凡，但在建筑设计上，他遵循的原则很多。当被业主方邀请设计建筑时，如果刘太格认为这个地方只能放背景建筑，那么他就只按照背景建筑的要求来说。“这样地，做完了，虽然就它本身会有一定的艺术性，但没有人会特别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它成功之处。”刘太格说。

刘太格觉得这样的成功建筑，是因为对于周围环境来说，符合自身定位的建筑，将发挥更大作用。为环境、为居民来规划和设计，是刘太格所坚守的价值观。也正因为这一点，刘太格自己很坦然：“为了名誉而工作，那样会让人感到痛苦，而为了合理去工作，则会很快乐，这也是我坚持到今天仍在工作的原因。”

坚持原则的同时，刘太格也在致力于传播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和规划美学。在他看来，背景建筑并不是不好看，因为对于一座建筑来说，比例和几何造型是最重要的本钱，就好比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最为重要一样。“我在路上经常看到一些建筑，我知道他们的造价很贵，材料非常讲究，不过这些建筑并不好看，因为它的比例做得不好，几何造型衔接非常的乱。这样做是浪费钱。同时，我也看过不少造价很低但是很美的建筑，因为它们的比例和几何造型是赏心悦目的。”刘太格说。

对于建筑来说，喧嚣感并非不可或缺，一座标新立异的建筑，很可能会被人们迅速遗忘，只有比例与几何造型的美才是长久的。追求刺激性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将建筑行业带进了广告时代，每一栋楼，设计师与投资方都希望它可以成为广告。但广告是用来推广消费产品的，比如服装，这一季你觉得好看，下一季就觉得不好看了，大可以弃之不穿。但是建筑是不可以丢掉的。所以对于建筑师来说，比例和几何造型以及与周边环境协调的追求，应该超过对于刺激性线条的追求。

2012年12月，刘太格出席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开工仪式

建筑科技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建筑的不合理性。对此，一向擅用科技的刘太格认为，科技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目的，如果理念不科学，那么科技本身可能遭误用。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现代建筑科技能够让很多不合理的建筑成型，至于朝向对不对，隔热效果好不好，则被淡忘了。许多人只注重建筑的形状，然后用科技来解决其他的不合理现象。刘太格说：“原始社会的居民及传统的建筑师们尊重科学，因此造就了很多传世建筑。北京的四合院就是一个典型，坐北朝南，挡住北风，设有庭院，生活在其中，人会感觉很舒服。”同样，如果将北京的纬度往欧洲迁移，会发现处于同纬度的雅典，也拥有同样风格的庭院式建筑，因为两地的气候、地理特征类似。“这就是先辈们合理运用科学的例子。”刘太格说。

合理运用科学，可以让建筑更为长久使用和保持美观，因为它的宜居性更强。而依靠科技手段导致的不合理，不仅难以舒适，更加剧了能源的消耗。刘太格说：“因地制宜，深入研究科学的需要，本身就是一种创意，这比依靠建筑科技来解决不符合自然规律的设计，或从建筑杂志上抄下来的所谓创意，要有特色得多。”

刘太格利用因地制宜的理念，设计出了一些十分有味道的作品。比如在中国，他于桂林设计了50栋别墅，外观很低调，并不豪华，但是十分契合漓江对岸的山水风光，受到了非常好的评价。他在珠海做个滨水的公寓楼盘，十多年之后的今天，还有许多人誉其为人性化的项目。目前正在潍坊施工中的文化中心，尽量体现潍坊独具的风筝特色，也已受到一些人士的注意。

每次完成一个新项目，如果落实到位，刘太格都将其看作自己最满意的项目。因为尽管名誉加身，他仍在不断学习、进步。刘太格说：“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只要有一个问题，我就得找到彻底的解答。”

和学习一样，在工作上，刘太格也停不下来。如今，单是中国，他就忙于青岛、烟台、珠海、济宁、襄阳等地的规划工作。这些同时进行的项目中，大至1000多平方公里，小至一二平方公里，他都亲力亲为。工作的过程中，刘太格开始有意识地增加和年轻人的互动，通过言传身教来分享自己的理念。

刘太格说，自己的理念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武器，公开是因为新加坡的成果就放在那里。秘密是因为，人们往往只羡慕新加坡的成果，却不考虑花时间去研究和执行其中的理念和措施。新加坡的起点，是很落后穷困，加上薄弱的发展资源及狭小的国土面积，在这样的情况下，都能够完成优越的城市发展，故中国的城市一样可以。

对于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刘太格提出了星座城市的理念。“3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就像是30岁的成人，他可以自己生活，是独立完整的。而北京、上海这样2000万人口级别的城市，则是一个家庭。他们应该规划为若干个城市组成的超级城市，每一个城市拥有300万左右的人口。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设置绿化带，这样，市民离自然环境就不会无限制的远。同时，分散开之后，各城市的功能可以独立，不会出现资源过度使用的情况，例如，北京长安街的拥堵状况。”在刘太格看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很多城市都有必要进行这样的规划，北京、成都、重庆、青岛等城市，如果将他们分散成独立的星体，然后组合成完整的星座，城市将得到更为健康、宜居、有序的发展。

在刘太格实践自己理念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也开始着力推广他和同事们所积累的经验。目前，刘太格正担任新加坡宜居城市委员会的首任主席，这一官方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整理新加坡过去的规划理念，与世界其他城市共享。每两年，该机构都会举办世界城市峰会，配合同时举行的“市长峰会”“全球水工程会议”与“李光耀城市奖”，一起介绍新加坡的规划理念，并与世界各地专家交流学识。

刘太格从不扭捏于向他人推广自己和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因为在他眼里，成功的经验，就应该得到推广。这份坦然，也是刘太格持续领军行业的原因之一。从政府高官到集团董事，从新加坡到中国，身份和时空的变化，并未改变刘太格的规划理念和其规划成果的优越性。因为自入行起，他“规划为民”的先决态度就从未变过。

如今，作为新加坡著名规划设计机构——雅思柏设计事务所的董事，刘太格自认从事政府工作和商业行为，对于自己而言差别不大。他说：“首先，作为集团一员，我需要为集团盈利，这是很现实的事。但同时，我的经济能力已经足以保证生活无忧，仍旧在工作，只因为我觉得很多城市可以变得更好。”

事实证明，合理的规划，确实可以让城市变得更好——新加坡、中国厦门和扬州，这三个落实刘太格规划方案最完整的城市，就是最好的例证。

马 云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当中国第一条64K国际专线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时，马云还是一个对互联网一无所知的英语老师。直到不久后与一名外教激动人心的聊天，以及偶然造访美国切身感受了一把互联网的神奇，马云才疯狂地着迷上互联网。哪怕所有朋友都反对，他还是丢了教鞭坚持干起了互联网。

说不清互联网是什么，但马云觉得互联网一定有大未来，于是就情况不清，决心很大地干起来了。从中国黄页到阿里巴巴，他在被人质疑是骗子和疯子的艰难里，两起两落，难主沉浮，但始终雄心不灭，苦中作乐，坚定向前。直到今天，直到成为举世闻名的成功企业家，把现实搞成比当年疯狂的梦想更伟大。甚至，从香港到伦敦，从伦敦到纽约，他让整个世界为其兴奋或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