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性男儿,身性不可无刚,但不能“刚”过了头,过了头便是“暴”。历史上,多少君王流于“暴”呢?暴商纣、暴秦政、暴隋炀,他们之暴种下的祸根,有的报在自身,有的报在子孙。暴,不是残暴便是暴行暴政暴戮,惹下政变,惹下杀身之祸并不奇怪。因此,做人要刚柔并济。
一般来说,男儿“刚”时为伸,“柔”时为屈,当柔不柔,也就等于当屈不屈,屈伸失衡,焉有不败之理。
柔,有时也是忍,忍也是屈;刚则是伸,暴是“刚”得过头的结果。从这一角度说,忍与屈,同样可以制暴。
现实生活中的人,其暴,主要是表现在脾气暴躁性格暴躁上。这些看似无关痛痒,实则关乎到修养、人缘乃至事业的成败。这是因为,世人基本都公认,大凡修养到位心地友善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动不动就大发脾气暴跳如雷的。
爱发脾气者,看似性格急躁,实则是只懂伸而不懂屈的弱智之人。这么说,可能话太苛刻,但至少可以说,一个善屈善忍懂得“柔”道的人,根本不可能动不动就火暴三丈高。
不懂伸应有时有限,也就不懂屈中有忍忍中存柔。屈与伸的尺度掌握不好,在别人的眼里,你要么是一个暴徒,要么是一个懦夫。
人生在世,当柔则柔,当刚则刚。单柔不能成事、单刚不能立威之时,不妨刚柔并济、或者刚中见柔、柔中藏刚。
战国时代,赵惠文王座前的大臣蔺相如,便是临大事时刚中见柔、柔中藏刚的典范。
公元前229年,赵惠文王应秦昭襄王之邀,会晤渑池,饮酒间,襄王为显自贵,让手下人托出琴来,请文王弹奏,以助酒兴。文王不便推辞,抚琴一曲。曲罢,秦昭襄王得意地大声令史官记下这件事,说某年某月某日,两王饮酒,赵惠文王为秦襄王弹曲以助酒兴。随文王而至的蔺相如见文王受辱,心生一计,将桌上装菜的瓦罐拿起,走到襄王面前说:赵王听说秦王精于秦声,我特捧上瓦器,请求秦王击而歌之,相互娱乐也!秦王不理,蔺相如则高举瓦罐,凛然发威道:秦王若不答应,我当血溅大王之身!秦王无奈,在蔺相如所提的瓦罐上敲击了几下,蔺相如便让随行的赵国史官记上:某年某月某日,两王相会,秦襄王为赵惠文王击缶。
在渑池之会上,蔺相如保住了文王的自尊,挽回了面子,文王觉得蔺相如堪称奇才,于是更加重用,升为上卿,官位比战功赫赫的大将廉颇还高。
廉颇不服,时时待机羞辱蔺相如,蔺相如为了不与廉颇发生正面冲空,见了他的马车队伍,便远远地躲避,使得手下人慢慢地看不起他。一日,手下人一块找蔺相如说:我们远离故土,投奔到你的门下,是觉得你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现在,你的官越当越高,却越来越懦弱,见了廉将军,照面不敢打就躲,我们都觉得耻辱。所以,我们要离开你。
蔺相如长叹一声说:廉将军与秦王比,谁更厉害?
手下人答:自然是秦王厉害。
蔺相如说:秦王厉害,我都敢当面侮辱他,轻视他的群臣,难道我还单单怕一个廉将军吗?我让他、我容他,是因为我明白,两虎相斗,必有一伤。而我们赵国,正是有我和廉将军同在,秦国才不敢侵犯我们,我是先把国家的安危放在首位,而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啊!
手下人一听,莫不为蔺相如博大的心怀所折服。他的这番话,传到廉颇的耳朵里之后,他觉得十分惭愧,于是肉袒负荆,请罪于蔺相如的门前。
蔺相如审时度势,当刚则刚该柔则柔,为赵国的兴盛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与廉颇将军的“刎颈之交”及廉颇的“负荆请罪”,都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之于敌对者,要制服他要压制他,就得“刚”出现,而且越“刚”越好。渑池之会上,蔺相如若不手持瓦罐,以视死如归之“刚”,又怎么能令骄傲蛮横的秦襄王“甘心”为赵王击缶呢。
孔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帮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宁武子就是宁俞,他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在他辅佐卫文公时,天下太平,政治清明,宁俞表现出非凡的才干。然而,当卫文公的儿子卫成公执政后,国家则发生内乱,宁俞则糊涂起来。显然,这是他明哲保身之道。身为国家重臣,不暂时保住性命,将来何谈治理国家。后来周天子出面,殊杀佞臣,政治出现清明之象,宁俞又聪明大显,辅佐卫成公大治国家。
由此可见,孔子是很欣赏宁俞这种“邦无道则愚”的做法的。在聪明中见屈,在糊涂中藏伸,才是真正掌握了屈伸之精要。
枕边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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