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革命还是要朝廷

或许，命运注定了盛宣怀和袁世凯不能同时待在权力的顶峰。就如同当年袁世凯继任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平步青云之时，正是盛宣怀走下坡路，丢掉轮、电二局的时候；而袁世凯乘着革命之机东山再起的时候，也正是盛宣怀成为革命对象之日。两个人似乎是完成了一场权力的交接，从此之后，盛宣怀淡出了舞台，而袁世凯站到了聚光灯的最中间。

在盛宣怀的心目中，袁世凯虽然有野心，但至多只是在朝廷内部争把交椅，对于朝廷本身他应该还是忠心的。所以他也是一心一意打算跟他同甘共苦，携手扶稳这将倾的大厦。但是，袁世凯这个时候处于清廷和革命军的博弈中间最有利、最能够一锤定音的位子。在这个位子上，他可以同双方叫价，比较双方的筹码。朝廷方面就不用说了，清廷的气数整个就维系在他一人身上了；而在革命军这方面，这支草草组建起来，组织纪律都谈不上出色，军事素养更是平平的军队，面对袁世凯训练几年的精锐新军，加上他同时节制的各省为数众多的清军兵勇，恐惧心理是难免的。

此前的革命形势还是一片大好的，30日，昆明新军起义，云南独立，蔡锷出任云南军政府都督。31日，南昌新军起义，江西全省独立。

而清廷内部也动荡不已，10月27日，第十镇统制张绍曾屯兵滦州，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统领卢永祥、伍祥桢、潘矩楹电奏清廷，提出要赶紧开国会，马上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的职务，释放政治犯等12条要求。接着，张绍曾还扣留了运往湖北前线的一列车军火，并致电黎元洪，说绝不会南下作战。同时，山西也闹了独立，阎锡山当上了都督。

北方新军靠不住了！滦州、太原离北京太近了，朝廷就在这些不可靠新军的枪口下。隆裕太后和载沣吓得魂都要丢了，他们随时准备带着小皇帝逃命承德。为了稳定局势，载沣连忙用自己儿子的名义下了四道上谕：第一，实行宪政。第二，迅速起草宪法。第三，承诺解散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日后永远不再出任内阁大臣。第四，大赦政治犯，当年“戊戌变法”和此次参加革命的政治犯都在赦免之列。而且载沣还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罪己诏，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千错万错是我的错，我现在就下台，把权力给你袁世凯，你看怎么合适怎么来，只要把乱党平灭，保住我大清江山就行。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要么革命党让朝廷完蛋，然后中国变成一个革命党的国家，要么是袁世凯依照自己的承诺替朝廷稳定了局面，然后中国就渐进地朝不少人所希望的君主立宪的道路走。无论哪种结局，对袁世凯来说都不是太好，因为在这两种图景中，他的位子都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而稳固。所以，他知道，他该行动了。10月30日，袁世凯离开彰德南下视师。3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全权负责组阁。11月1日袁世凯进驻孝感，正式从荫昌手中接任湖广总督，重掌兵权，在他上任当天，已被火烧数日的汉口被北洋悍将冯国璋一举攻克。

就在冯国璋士气正旺，准备一鼓作气拿下武昌的时候，袁世凯却严令他停止进攻，并派段祺瑞接替了其前敌总指挥的职务。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已经在打一个清廷绝对想不到的主意。他手里有着强悍的北洋大军，武昌城中苟延残喘的黎元洪们，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可现在全国都革命了，平灭一个黎元洪容易，可要想让国家迅速摆脱战火，就没那么简单了，就算是自己挥师南下，以雷霆万钧之力把一盘散沙般的革命党各个击破了，自己也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到时候这支疲惫残破之师，是否能帮自己应付朝中权贵的倾轧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对于革命大势，他还是要谨慎。

另一方面，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因为其向来以改革派的面目为人熟知，所以有些革命党人对他还是有好感的，正在努力争取他到自己的阵营里。而武汉作为具有极大政治和军事意义的城市，如果他袁世凯把他完全从革命党人手里夺了过来，那等于说是要跟革命党人完全翻脸了。这样一来，与革命党人谈判的机会就完全断送了。对于一个典型的骑墙派来说，这可不是袁世凯的最高福利。

在冯国璋率部与起义军死磕时，袁世凯三次约见了一个人，一个可以在他和革命党之间充当沟通桥梁的重要人物——汪精卫。汪精卫因为当年刺杀载沣而名声大噪，是叛党的象征。袁世凯这么做，目的已经昭彰，他就是要在革命党人与清廷当中徘徊游荡，比较着双方能够出的价码。

但是大多数革命党人这个时候正沉浸在短暂的胜利的喜悦中，似乎全国共和就在眼前，10月28日，同盟会公认的二号人物黄兴率领着宋教仁、李书城、刘揆一、孔庚、居正等到达武昌。这帮人的革命热情都杠杠的。他们觉得奋斗了这么多年，总算有个绝好的机会彻底推翻清廷压迫翻身做主人了，怎么能就这样白白浪费了？11月2日，宋教仁、田桐、居正、胡瑛等邀请一班同志开会。由居正提议，推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兼领湖北湖南两省，节制各军。一俟湘省的援军到来，有了统一的指挥，必可以换回战局”。在座的同盟会分子，都表示赞成。汉口刚丢，汉阳危在旦夕，这帮子书生革命党竟视冯国璋手里的数万精兵如无物，开起了夺权会议，这种临危不乱，我行我素的二百五精神，实在令人佩服。

就是这帮书生，把袁世凯的算盘给砸了。人家都想跟你们谈判了，你们还那么不识抬举地闹腾，不是找打嘛。

11月8日，资政院依据新颁布的宪法信条十九条，推举袁世凯为总理。第二天，清廷又对他“依法”进行重行任命。当时，袁世凯在孝感，接到任命上谕的时候，他还想谦虚一下，发了封电报作了一番推辞，但清廷也只有他这一根救命稻草了，所以也不管他是真推辞还是假谦虚，再三发电报敦促他接受，他这才心满意足地率军开回了北京。

11月13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两天后，英国政府致电驻北京公使朱迩典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看来，袁世凯长期在洋人心目中经营的形象没有白费。

袁世凯的目的达到了。利用革命的形势，他在清廷的地位已经登峰造极了。为了巩固自己在京城的权威，他很快把心腹徐世昌调为军咨府大臣，并且从汉口调回来冯国璋。当时冯国璋是湖北前线第一军总统，这个第一军是一个战斗编制，是为了对南方的革命军作战而特别编组的，下辖第六镇（统制李纯）、第二镇的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的第八协（协统陈光远）。袁世凯把冯国璋调回北京是为了让他担任禁卫军军统，以切实掌握禁卫军军权。此外，袁世凯还把自己带进北京的卫队编为拱卫军，派段芝贵为拱卫军统领，负责北京城内的护卫责任，而把原来的禁卫军调到北京城外驻扎。这样一来，紫禁城里的满清朝廷就处于他的军队的“保护”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