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决定了丈夫的命运

成功是每位有志者的不倦追求。然而,任何一位成功者,无论男人或女人,都不可能轻而易举,一帆风顺,都会遇到意想”到的困难,它需要有志者的勤奋、执着,付出无数的艰辛;需要有志者能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和机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一步一个脚印地跨越重重障碍;需要有志者对自己勇敢的超越,有勇气面对坎坷,有毅力在失败中奋争,那么,成功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成功”也是人生旅途中的褒词,内容十分丰富,可以用此词评价每个人的人生,每件事的结果,每个国家的强盛。任何大小目标的实现,都可以用“成功”概括,以示肯定。

对女人来说,“成功”是一个很神圣的词语。在传统女性心目中占著首位的是“依附”,找一位理想的丈夫就是成功,生一个有出息的儿子就是幸福。直到今天仍有很多妇女甚至认为自己要当一位事业上成功的女性是望尘莫及的,是一种奢望。所以,常常有人感叹:做女人难,做成功女性难上加难。这种情绪无疑对女性进取和成才不利。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的去指责女性,因为成功女性不仅和成功男性一样要受“枪打出头鸟”的困惑,而且要克服更多生理、心理上的障碍,战胜更多来自各方面的挑剔、非议和指责。在女人成功的道路上,需要更大的勇气,超越自我,跨越比男性成功者更多的障碍,才能站稳脚根,做出贡献。

必须跨越男权意识和男女分工格局的障碍,它有形或无形地制约着女性去追求成功。

中国是一个有漫长封建历史的国家,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妇女仍处于卑贱地位之中。解放前,历届湖南省各级伪政府中,没有一名政府女官员,在高等院校正副教授中,女性是"0"。建国40多年来,妇女地位得到了根本的改善,但是男权社会遗留下来的“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男强女弱”的意识和分工格局,还有较深的社会基础。很多单位仍是“男将女兵”。不少男子的潜意识中,仍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女人掌权不放心”,虽然女人先进人物不少,但是真正能提到领导岗位的很少。

笔者在湖南省调查,1991年全省商业战线女职工占57%,商业工业品批发零售企业女职工占59%,饮食业女职工占58%,服务修理业女职工占71%;1980年以来,省级以上女劳模149人,占劳动模范总数的62.8%,省级以上女服务明星26人,占总数的78.7%,女先进工作者186人,占总数的54.5%;班组的女性管理者达70%左右,中层管理者达50%左右,可是,到经理级领导者便只有20%左右了,有的甚至是青一色的男性。社会意识中,以这种“男将女兵”的格局才放心,心理才平衡。

在择夫选妻方面,也是以“男才女貌”为标准。若妻子的职位或成就比丈夫高,多数丈夫有抬不起头的感觉,不仅仅有一种失落感,还有一种耻辱感,因为人们往往以一种轻蔑的眼光看他,甚至指责他:堂堂男子汉,不如一个女人。对妻子来说,职位比丈夫高,也有难言之苦。

有一位乡妇联主任,工作很不错,有组织能力,决断能力,工作突出,成绩显著。县委组织部研究,提她为副乡长候选人。领导找她谈话,首先是很高兴,然后是很作难。问她是什么原因?她说:“我和丈夫都是乡里的干部,我提了,他没提,他怎么做人?我怎么做人?是不是请领导先提我丈夫,再提我。”

这种反映在一般女性身上的“男强女弱”、“夫荣妻贵”思想的残余,也在一些高层次女领导身上反映出来,成为女性走向高层次的无形障碍。一位记者采访一位女副省长,问及她丈夫的名字,在什么单位工作。这位女副省长立刻婉拒:“请不要写,他不想因为我而出名。”相反,凡采访过的男名人,问及其妻子的情况,几乎都能毫无顾虑的说出妻子的情况,没有一点因为自己成功,而会压抑妻子的感觉。

传统妇女都以“夫荣妻贵”自豪,这种荣誉感承袭下来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这种承袭只对女性,而不对男性。我们常常听到“每个成功者的后面有一位伟大的女性”、“奖章中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贤内助”等舆论宣传和赞扬。男女听了都很欣赏,很赞同,妻子和母亲都会沾沾自喜,引以为荣,感到满足和骄傲,毫无压抑之感,也很难因此激励妻子与丈夫比高低,努力奋斗得到自己的奖章。有些男性则不一样,他很不情愿从妻子那里分享光荣,听到妻子奖章中有他的一半,不仅不会感到满足,反而感到尴尬,抬不起头。

尽管女性走出了家庭,参加了社会劳动,在社会实践中显示了他们的才华和能力,取得了社会承认的成果,但仍然难以轻松自如地独立于社会,男权的阴影总是以种种形式笼罩着女人的成功之路。

传统的女性是男性的所有物,妻子是丈夫的管家婆,妻子的一切可以由丈夫代替,妻子的一切为丈夫所有,甚至可以把妻子“典当”或买卖。新中国从法律上消除了这种妻子对丈夫的人身依附关系,在现实中女性已有了越来越多的独立人格,然而,那种潜移默化的依附残余总是在夫妇关系上不同程度的反映出来。

女性的成功记在丈夫名下,仍觉无可非议,顺理成章。

在农村,女性的业绩记在丈夫名下,是一种普遍现象,丈夫是户主,家庭经济收入中,女性的收入超过了50%,但报统计数是男性,甚至有妻子劳动有成绩,而没有参与劳动的丈夫却当劳模的怪现象。有一个县有一位妇女养猪模范,家庭养猪为国家做出的显著贡献,县妇联向县委办推荐评为县劳模,评委会了解情况后,完全够条件,被评上。县里开劳模会那天,县妇联领导去看望这位女劳模,怎么也找不到。去问县委负责同志是不是没评上?回答肯定评上了。查来查去,原来是当集体干部的丈夫顶名代替了。事后,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村干部说:“一家人,一样的”;女劳模本人说:“老公去一样的,他去开会,比我讲得清楚些。”

这种发生在农村中,功劳记在丈夫名下的事,在城市知识分子夫妻中也竟然存在。1993年5月某省曾爆一条新闻,一位雕塑家和其妻因协议离婚,抖出一桩著作权纠纷。这对夫妇两人都是在艺术上颇有造诣的美术家,由于受“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的影响,妻子虽在艺术上有成就,但她没有把自己看成事业上独立的人,而把事业的成功与家庭中的夫妻感情混为一团。她说,以前作品之所以只署丈夫一人之名,是因为考虑到他们是一个完整的家,“我只是在尽一个妻子的义务”。现在既然家庭不复存在,那么就应该还一个“真实的我”。根据事实,人民法院进行了调解,认定双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原以丈夫个人名义公诸于世的部分雕塑作品实为双方共同创作,其中也有作品属妻子个人创作。由此我们可以联想,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女性掩没在丈夫阴影之下!

1988年9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进行的“世界生产力科学联盟第六届大会”为各国妇女地位进行比较,提出了一套衡量妇女地位的社会指标,在6项指标中,对世界各国妇女在本国的社会地位比较统计,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为什么会名列为世界第132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对妇女贡献的统计很不健全,妇女的功绩记在丈夫身上了。

在法律上获得了解放的中国妇女,受男权意识和男女传统分工格局的影响还如此之深,在成功女性面前仍然存在一条无形的障碍难以超越,把尊重丈夫的尊严与维护自己事业上的独立人格混为一谈;把夫妻的恩爱与事业上的独立性混为一团,如果女性不能超越自我,使自己成为事业上独立的人,那么,女性要在社会上获得真正的尊严、价值、权利、机遇和责任的平等是不能的,女性要和男性一起并肩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也只能望而兴叹。

必须跨越女性单纯注重外表,追求“为悦已者容”的依附心态,它腐蚀女人的纯真,不去追求内在美和气质美。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是生活方式的主体,也是美的主体,尤其女人的美历来是人类美的标志和美化生活的先行者,所以,女性美普遍受到关注;然而对于女性本身说,就有一个如何审美的问题,正确与否,关系到女性的独立人格和人权的确立,关系到女性自立成才。

女性的自我美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经济条件等情况下,包涵的内容各有不同。在家庭奴隶社会是“女为悦己者容”,女性的容貌、形体、化妆和服饰都以男性的取悦为转移,“男子说我没用,我就没用;说我不行,只要保着眼前舒服,就作奴隶也不问了。自己又看看无功受禄,恐怕行不长久,一听男子喜欢脚小,就急急忙忙把他缠了,使男人看见喜欢,庶可以藉此吃白饭。”^[1]这段话是1904年秋瑾给“女为悦己者容”的依附型妇女画的相,虽离今天整整90年了,但仍可以用来警告今天某些以外表美换取男人欢喜转而换取金钱享受的女性。

女性应有自己的尊严,女性的美应体现自己的人格,不能只是为了取悦男性,更重要的应是为自身的完美而美。外表的容貌美主要是先天的;而外在的气质和风度美是后天的,是精神的修养,后天掌握知识、动手能力和适用能力的结果。“诸位想想,天下有享现成福的么?自然是有学问、有见识、出力作事的男人得了权利,我们作他的奴隶了。”^[2]秋瑾女士告诫我们女人只有完善自己,具有内在美,有知识、有能力,有处事的风度和气派,才能有权利,不然就会去当别人的奴隶。

当今世界,无论中国或外国的绝大多数有知识的女性都已明了这一真理。女人的平等和幸福要靠自己的能力和独立的收入,靠美貌换幸福是不长久的。

容貌、形体美是会变的,人的衰老不可抗拒;过份的化妆美容要费时间,影响学习和工作,适当的淡妆和入时、脱俗的服饰,体现女人的气质和风度,是永久的。气质与风度体现出的美,常常很难用语言表述出来。有时会有这种情况,同一套衣服穿在风度气质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身上,但给人的视觉感觉完全不同,一个是翩翩君子,一个是委琐小人。什么原因呢?是人的内在素质的表露。一个气质良好的人,目光炯炯有神,挺胸收腹,衣着整齐,仪表端庄;动作洒脱,灵活有力度,有节奏,给人的一举一动都是美的感受,而且这种美感随着年龄的增加和经验的丰富,越来越成熟,是永恒的美。相反一个人愚昧无知、目光痴呆、驼背挺腹、动作迟钝、手足无措的人,尽管他(她)有一幅漂亮的面孔,或打扮得花枝招展,但并不让人觉得美,甚至觉得恶心。

有这样一位女大学生,她个子不高,相貌平平,在大学学习的日子里,埋头学习,钻进了知识的海洋,从来没考虑自己美不美,也没有考虑过男性对她的评价,是否喜欢她。快到大学毕业时,班上有一位男同学突然宣布:“我找女朋友唯一的标准是长相漂亮,睑蛋象荷花,身高1.65米以上,身材苗条。”她才突然感到女孩子的长相在男性的心目中是如此之高,顿时,她呆了,生性活泼,无忧无虑,一心学习上进,关心集体,爱护他人的她,一下沉默寡言了,不愿与男同学和其他男性接触。然而,她没有因此而沉沦,仍坚持走自己的路,她用自己灵活聪明的脑子,认真学习研究,博览群书,让知识充实自己,让最好的考试成绩和名次驱走因相貌平平而带来的阴影。在专业答辩会上,她从容不迫,对答如流;她仍然对同室同学亲善友好,关心帮助;她在闲暇休息时间,仍然热心去做各种手工:修笔、修拉链、画画、剪贴,练字习帖等;毕业分配到单位后,她认真工作,出色完成任务;继续学习,充实自己;待人忠厚大度,热情有礼。一天,她收到了同室女友的来信,信中说:“在我们班的女同学中,你最有才气,你有主见,尤其是你温柔、大度的气质,令我折服。那时,我们几个人都认为,谁拥有你这样的女孩、谁就是最幸福的了。”果然,有一天,一位英俊潇洒的男孩走进了她的小天地,男友对她说:我很欣赏你的气质,生活中,你友爱待人,很温柔;工作中,你大胆认真,你泼辣,打得开,效果好。我希望成为你的朋友。这位女大学生在步入人生旅途第一站中,她是成功者,但如果她不能跨越那次关于相貌的障碍,那么,她很可能初战失败。

有的人只注重外在美,并以自己的美貌为本钱,靠涂脂抹粉换取男人的欢心,最后落得一事无成,一无所有,甚至连丈夫孩子也未保住。

香港有一位既美丽又富有的少女,她的美姿吸引了一位穷学生,该男生有一个好专业——医生。她们俩结了婚,以后迁居美国,丈夫有一份工资高的医师工作,妻子生有一儿一女,在家里收拾打扮,20多年仍保持风姿绰约,相貌出众,生活称心如意。然而人的青春美貌总是留不住的,丈夫嫌弃妻子失去了青春的风韵,另寻新欢了。突然,一天黄昏,他悄悄在楼上整理好自己的行囊,递给妻子一张纸条:“我想跟你离婚。”忽然其来的打击,使太太差点晕倒。她丈夫在这之前早已偷偷将房子抵押给了银行,并把十几万美元转移得不知去向,共同的帐户上只留下了够请律师的钱;另外她丈夫只同意付女儿的抚养费,儿子正在读大学一年级,不同意资助。太太为了在财产上能与丈夫打赢官司,为两个孩子多争取些钱,想请私人侦探把先生的情况弄清楚,可是一打听,最便宜的侦探也要用3500美元,她付不起这笔昂贵的佣金,只好作罢.在异国他乡的这位太太追求的“为悦已者容”,到后来可以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必须跨越“贤妻良母”超重人生负荷带来的心理压力,它消磨女性的锐气,阻碍女性在“M”人生中正确处理事业与家庭的关系。

男女结婚,生儿育女,延续后代是人类的本能、权利和义务。然而,父母履行抚养义务的多少对事业带来的影响,特别是新生儿对父母事业影响程度是大不一样的。做父亲的对儿女也尽了养育的义务,经济上的负担,下班帮助照管孩子,但没有十月怀胎的痛苦,哺乳的麻烦,不会影响他事业的成功。而做母亲的则不一样,生育的义务是谁也代替不了的。尽管试管婴儿已经成功,或者将来人工子宫成功,都不能代替女人繁衍后代的生理特征:每月排卵必然来月经,这是一件麻烦的事。月月对女性产生周期性影响,.但月经不来就意味着不能生育;十月怀胎可以说苦不堪言,初孕的前二、三个月,有的母亲,甚至是整整十个月,呕吐不止,想吃又不能吃,十分难受,到六、七个月时,由于缺钙,常常造成手脚抽搐,肚子大,脚又肿,外出办事不方便,不得不因此减少社会活动,甚至停止正常工作;分娩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对母亲的分娩之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同情:“她们为着完成做母亲的义务,没有一次不拼着她们的生命。我们的母亲为生产我们而频于死,甚至因此而死亡的,实在很多,”^[3]还有哺乳的义务,一般一个孩子需要10个月左右的哺乳,若是母亲自己的乳,每天3至4小时喂一次,晚上起来2至3次,消耗大,休息不好,非常辛苦;若是母亲没有奶,人工哺乳,不光很麻烦,而且孩子不好带,病痛多,三天两头跑医院,既焦急,又劳累。算一算,只生一胎,母亲全身心的投入要折腾2年左右,对职业妇女事业上的成功,带来规律性影响,形成女性特有的“M”人生,即在生育期形成女性成功和成才低谷。

生育明显给女性事业带来影响,因此,在西方,资本家不愿雇佣女工;在我国改革中,也有一些单位,招工招干不愿接收女职工。他们把女人的生育视为缺点,这无疑是不公正的。女性主要承担生育义务,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意义不应否定,所作出的牺牲应得到承认。倍倍尔在1879年就曾指出:“生孩子的妇女,最少也是和为祖国而牺牲生命的男子同样,是一种对社会的服务。”^[4]

人类一代代繁衍,对儿女的抚养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接力式,西方国家主要是这种模式,父母养子女,子女成为父母后,又养育子女,一般父母养子女到18岁就不再负担了。

另一种是反哺乳式,我们中国就是这种模式,父母养育了子女,子女成年自立后,再赡养父母,包括生活、劳务、精神上的赡养,帮助和慰藉;结婚后,又生育抚养儿女。

无论哪种模式,母亲的牺牲奉献最大,这是社会赋予的义务,是亲子之情,天经地义。然而,母亲的一生不能只是生育,母亲也是社会的人,应该有社会地位。通过女性的社会参与,争取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权,政治上的平等权,在社会中与男性同步发展。所以,女性的人生不能与生育划等号,因生育给女性事业带来的负作用,应得到社会的理解和补偿。社会应创造良好的福利条件,如兴办托儿所,幼儿园,努力实现家务劳动的机械化、自动化、社会化,以解除母亲的后顾之忧;作为父亲更应主动承担家务,与妻子共同抚养好儿女。

女性本身怎样处理好生育与事业的关系?在女性人生旅途中,既要履行生育的义务,又要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必须跨越“贤妻良母”的片面要求,缩短因生育带来的事业成功低谷期。为此,需要对“贤妻良母”有一个正确理解。1942年11月20日周恩来同志曾在《解放日报》对“贤妻良母”作过评论;“‘贤妻良母’成为一个固定的连结在一起的名词,其含义便不同了,他是专门限于男权社会用以作束缚妇女的桎梏,其实际也的确是旧社会男性的片面要求。在这一名词下,妇女的地位,便被规定得死死的,只能牢守在家庭做一个伺候丈夫的妻子,做一个养育儿女的母亲,而不能在社会上取得一般地位。所以凡是主张‘贤妻良母’的国家(如日本、德国),其妇女在社会上一般的是没有政治地位的,而这些国家也永远保持着男权社会的浓厚传统。因此,我们对旧的贤妻良母主义是反对的。同时,我们也反对在‘贤妻良母’的名称的上边冠以一个新学。尽管你解释新的‘贤妻良母’的定义,是完全站在男女平等的地位,而要求妇女应尽母职和妻职。但你保持这个旧的固定的连结在一起的名词而只冠以新字,你便先陷入男权社会的立场,而将妇女在社会上地位定型化了之后,再加以新的解释,这无论如何是不妥的,而且也不合逻辑。”^[5]在旧社会是以“三从四德”为贤,以三K,即教会、厨房、育儿为贤,这种固定的标准是很难在男权社会过渡到男女平等社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消除的。它需要男女共同统一对“贤妻良母”的认识,需要妇女本身正确认识“妻职”和“母职”,跨越“贤妻良母”的超重人生负荷。

所谓跨越“贤妻良母”的超重人生负荷,是指职业妇女不能把“贤妻良母”放在主要位置.影响事业。1993年有人对1500名女大学生进行过一次调查,发现她们中为做“准贤妻良母”而学裁剪、编织、烹任、美容的占92%.使学业明显受到影响。笔者曾对一个地级机关的女干部进行过一次访问座谈,问地级机关女干部中,对自己的工作持应付态度,以主要精力当贤妻良母,支持丈夫工作和教养孩子,满足于丈夫有贡献,儿女有出息的占多少比例?回答是占75%左右。现实中,许多女青年,在学校时成绩出类拔萃,结婚后就垮了。有一位农学院毕业的女学生,在学校里成绩突出,是优等生。毕业时,老师把她留下当助手。当时学校有人提醒说,女孩子毕业工作后就结婚,结婚后就会生孩子,会影响你的科研。这位老师考虑自己是女性,应培养女科技工作者,坚持留下了这位女学生。可是以后她后悔极了,她在一次省政协座谈会上说:“我真不该留这位女学生当助手,她一毕业就筹办结婚,结婚后就怀孕生孩子,整整影响了我三年科研。”这位女学生就更没有成果可言了。可见,“贤妻良母”对职业妇女造成的心理压力是多深,实际危害有多大。

当然.一个妇女,一位妻子或母亲,根本不顾家,成天泡在工作中也是不合适的,不正常的;一天24小时,总会有工作也有休息,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兼顾夫妻关系和父母子女关系,事业与家庭的关系也是辨证的,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女性事业成功就有了坚强的后盾。

必须跨越自卑自弱,娇气懒惰,散漫拖拉的不良习惯,它使女性甘居落后,不求进取创新。

常常见到女性自白:“我一个弱女子……”。这句话,无论是出于谦虚,还是出于求助别人的帮助,都是传统女性自卑心理的反映,是女性成功的拦路虎。

自卑自弱必然看不到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能力,使自己常常处于一种怯懦、自卑、自弃的心态,办事毫无主见。在家的时候,她靠父母做主;结婚后靠丈夫做主;在单位靠领导做主。由于没主见,本觉得自己还可以办到的事,不敢去争取,常常把成功的机会丢失了,因而,常常后悔莫及。

某市招聘处级干部,三百多人报名,其中女性只有一名,最后这唯一的一名女性还没有参加考试。这件事发生后,该市组织、人事部门和妇联都感到很被动,觉得对女干部的宣传发动工作没做好。于是又专门在女干部中搞了一次女处级干部招聘,报名的80多人,实际参加考试的60多人,意想不到取得了轰动效应。演讲比赛和答辨在全市播出后,街头巷尾的居民都赞不绝口,《光明日报》等几家报纸作了报道。这次招聘,不仅正式招了4名女副处级干部,而且发现了10多名女后备力量。3年后,笔者专程同省政协妇女组访问并考察了这4位副处级干部的工作情况。不仅4位女性本人自我感觉良好,领导和群众都反映她们是十分称职的领导干部;同时,其他有才能的女干部也陆续得到了重用和提拔。这些因自卑自弱实有才能的女性,在错过机会后,由于领导部门的重视,又获得成功后,深深感到,自卑自弱是女性成功应首先跨越的障碍。

娇气懒惰,不愿自己去艰苦奋斗,自立成才,渴望自己像一只羽毛未丰的雏鸟,蜷缩在男子汉强有力的臂膀下偷生,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

有一次我在一个大学讲“女知识青年怎么成才”,讲完后,女生指导老师对我说:你的观点我很赞成,但你少讲了一个女生如何克服娇气的问题。原来,学校每次搞义务劳动,男生干活,很多女生站在一旁,怕弄脏衣服和玉手;每届学生实习,女生的行李都等着让男生提;乘车让男生先挤上去占位子。女生完全如同娇小姐。不能设想,这样娇气十足的女大学生会有什么作为。

应该让女青年明白,凡事业有成的女性都是苦干出来的。世界上鼎鼎大名的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她的形象是“蚕”,勤奋地吸收“营养”,彻底地吐出“财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散漫拖拉,拘泥于小节,把宝贵的工作时间消磨在毫无意义的琐碎事务中,是女工作人员的常见病,它使职业女性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上班才盥洗、化妆、吃饭,半小时内还无法开始正常工作;

上班扯闲谈,打私人电话,一讲半小时还讲不完;

办公桌上摆自己的欣赏物,在办公室互试衣服、鞋子,把办公室变成了自由市场;

带孩子到办公室,在工作场所打毛衣,做家务,把工作室变成了托儿所、幼儿园;

上班吃零食,果壳纸屑满桌子;

上洗手间看报纸,办公室半个小时看不到人。

如此等等的不良习惯,使不少女性上班处于似玩非玩的琐琐碎碎事务中,学习松懈,工作平平。人们议论;女人,究竟是女人.不会有什么出息。

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水平带来显著的提高,特别是少数先富起来的家庭,家中应有尽有,丈夫每个月给妻子几千上万元花费,使妇女中形成了一个富婆阶层,她们家里请两个以上保姆,一个带孩子,一个搞家务,每天自己则沉醉于梳妆打扮之中,然后在打麻将、逛街、跳舞等生活中消磨时光,这些女性当然在事业上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到老时只能是后悔莫及。

50年代后期,有3位大学毕业的女大学生,分到一所学院任教,两年后,她们都结婚,其中两位为了保丈夫有出息,先后离职,专事家务。不幸有一位离职女大学生的丈夫因病于60年代中期去世,留下妻子和一个女孩,女儿只6岁,母女就靠抚恤金生活。女儿很不错,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工作,母亲只好随女儿生活,一位女大学生就这样虚度了年华。而另一位女大学生,结婚后坚持不急于生孩子,她一面好好工作,一面节俭储蓄,到60年代末,她存到二千多元时才生一男孩,她以这笔存款一直请保姆,孩子的降生对她事业影响不很大。使她按期晋升为讲师、副教授,并当上了省政协委员,丈夫也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儿子上了大学,事业和生活双丰收。

女人能不能有出息?1947年8月30日蔡畅大姐在对军政大学全校女同志的报告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女人能干什么呢?我的回答是:‘能干,什么也能干,不干,什么也不能干,能干又不能干,不能干又能干’。为什么这样说呢?要确定女人能干不能干,有两方面的条件。首先要看看环境,就是要看处在一个什么政权下,什么社会制度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看个人努力怎样。如果环境好.自己不去努力,只靠人家解放,那就什么也不能干。但如果自己经常努力干下去,就可以得到好的结果。如果努力干,就会从些小的具体工作到管理国家大事都能够干;如果不干,就不会变成新社会的寄生虫。”^[6]女性的成功就是要“干”,要冲出各种阻碍我们“干”的障碍。

【注释】

[1]参看《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2]参看《秋瑾集》第6页

[3]参《妇女与社会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14页。

[4]参《妇女与社会主义》,第313页。

[5]参《毛周刘朱论妇女解放》,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1-72页。

[6]参看《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