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立兹”的周德伟

“自由立兹”的周德伟

邵　建

一　不读《新青年》

提及中国自由主义，我们当然会知道它的代表人物胡适，但不会有很多人知道周德伟。这不奇怪，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一个是当时对新文化至少是对《新青年》不感兴趣的北大学生。这是一对师生，但如果看自由主义的家族谱系，或看自由主义在学理上的修为，弟子比师，却要纯正和胜出。

周德伟，湘人，1903年出生于长沙，1986年去世于美国洛杉矶。在有关周德伟不多的资料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作为北大学生，他当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另类表现。据他写于1962年胡适去世后的《我与胡适之先生》：“《新青年》给时代影响甚大，但我不大喜爱，我嫌《新青年》的文笔太泼辣，分析及陈述不如《甲寅》及严氏译述之精密而有系统。”另外，“《新青年》上李守常先生经常谈唯物史观，但终不能冰释我心中的疑虑”，而且他尤不习惯《新青年》上的文章几乎“都朝着唯物史观一边倒”。

时至今天，谁都可以反思问题丛生的新文化，包括它对后世的影响是正面大于负面，还是相反，这都可以讨论。我本人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属于“相反”派。但我惊讶的是，周德伟当时就拒绝了《新青年》，不但不为风潮所挟，而且那时他还是个学生。更难能的是，周之反感《新青年》，不是出于简单的情绪，而是有他自己的知识来路。也就是说，在《新青年》之前，他在思想上已经有所接受，这才使他进北大后不能接受在他看来是过于喧嚣的《新青年》。

照周自己的表述，进北大以前所接触的思想资源，首先是章世钊的《甲寅》，其次是严复及其译述，第三是胡适。且看《甲寅》给一个十几岁少年的豁蒙：“自读了《甲寅》之后，我得了人民保障自身权利的观念及白芝浩、戴雪著的制度及宪法上的主张，又得了人民授权政府的观念及保障人民的出庭状的办法。”这段话如果用概念抽象，《甲寅》传播的是人权、宪政、民治、法治之类的基本理念，路子纯正而不偏斜。再加上后来一位清华毕业又留美归来的中学老师，指导他系统条贯地阅读严复译著，有了这样一个根底，自然百毒不侵。对于那份激进而又整体反传统的《新青年》，周德伟恐怕想提神也难——有意思的是，《甲寅》与严译都是文言，而且都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试比较他在文中提到的那些北大同学，如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这些都是围着《新青年》转的人，思想上是吃新文化的奶长大，可以说是“五四”的儿子。不知他们在《新青年》以前，精神上是否另有襁褓。然而，至少对周德伟来说，正因为他有了《新青年》以前的知识授受，使他最终和那些北大同学走上了不同的路。

分歧是这样开始的。周出身穷苦，进北大后，被拉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次邓中夏和罗章龙等动员周德伟去长辛店工作，并说有优厚的报酬。周问什么工作，答是“做工人运动并教工人的书”。周表示自己还要读书，没时间。于是便争执起来。周借孔子的话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就是本，没有我自己，一切都没有了。对方批评他没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只有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周说，我不懂什么阶级意识，我只有我自己的意识。对方认为这种态度根本不能再做研究会的会员了。周的回答是“不敢奉陪”。于是分道扬镳。

北大毕业后，周迟于1933年夏以公费留学英伦，进的是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参与的是由哈耶克主持的有关货币理论与经济循环的研究班，由此开始和哈耶克几十年的交游，亦由此走上了极为纯正的自由主义道路。关于哈耶克，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他在中国有两个弟子，一个是林毓生，一个就是周德伟。如果论辈分，林要比周晚得多。林是殷海光的学生，殷则是周德伟的后学。虽然殷周两人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但周比殷要大17岁；而且1950年，在周的台北寓所，有个每两周一次的思想沙龙，参与者就有殷海光。也正是在周家，周德伟从书架上取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交与殷海光，建议他翻译。于是就有了后来《自由中国》上殷译哈耶克的连载，于是也就有了胡适读了哈耶克之后，在《自由中国》雅集上的著名讲演《从〈通往奴役之路〉说起》。

如果从到自由之路说起，可以发现，胡适和周德伟这一对师生实有区别。胡适是从19世纪的密尔入手，又受20世纪杜威的影响，但这两者已是自由主义的发变，不是原典，因而缺了不可或缺的古典一节。周德伟不然，在哈耶克的亲炙下，入门即古典（何况哈本人即现代自由主义中的古典大师），因而得其自由主义原始，路径十分纯正。入门须正，立身方稳。可以验得的是，胡适在1920年代以后为苏俄“迷惑”时所发生的偏差，放在周德伟身上就根本不会，哈耶克为他预先免疫了。

不读《新青年》的周德伟至少没有沾染上新文化以传统为敌的文化态度；非但如此，日后反而自觉从本土传统挖掘自由哲学的文化远因。后者受哈氏影响，前者则得益于严复。严复是中国最早系统把握西方自由主义的人，可又是一个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学西方和守传统，在严复那里没有整体性的冲突，所谓两者并育而不相害，一如道并行而不相悖。可是，到了新文化那里，自由主义没人超过严复，传统却成了它的对头，必欲除之而后快。二元对立的思维既主导了新文化，接下来自然是它自己的一元独断。在新文化阵营中，胡适虽不是极端反传统（他们主要是陈独秀、鲁迅等）；但因他自己的表现，似也应承担其所应领之责任。

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肯定不会决绝反对。在最浅陋的意义上，你有现代的自由，别人也有传统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传统，社会秩序的扩展恰恰是传统演变的产物，这是哈耶克一再阐述的义理。因此，就自由主义的文化表现而言，新文化不是推进了自由主义，而是从严复那里倒退了，至少它从文化多元倒退到了文化一元；而且这一元又从文化领域漫开出去，延及社会与政治，由此构成了百十年来的血与火。且看鲁迅如此绝对地表述：“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话是这样说的，事也这样做了，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周德伟不读《新青年》，很好。这里的不读，并非不读，而是不喜欢。《新青年》的思维，唯我独对，周德伟不与同步，幸何如哉。只是当年北大学子中，周德伟们何其少（而另一类学生何其多）。然而，就是这个周德伟，至今又有几多人知晓呢！

历史非仅浪淘沙，更浪淘金。

二　新生南路三段16巷1号（上）

新生南路的一部分在台大之旁，路长分为三段，三段中的十六巷一号便是“紫藤庐”。这是台北的一座茶舍，也是台北第一处市定古迹。离台的前一天下午，再度来此。友朋庐内聊天，我独自在紫藤架下流连。那古老的藤干，形容枯槁，状若朽骨；但，举目而视，藤叶何田田，满架连翩。那翠嫩的绿叶，绿得那样年轻，如同初碧。叶、干间的颜色反差，让我体味着生命的奇异。

我来紫藤庐，是来追缅1950年代居住于此的周德伟，这位少为人知的先贤，一生可圈点处多，但最令我心仪的却是他当年身为北大学生，又处新文化运动之中，却不喜欢那份风云一时亦扰攘一时的《新青年》。我曾为此文字，题目就是《不读〈新青年〉的周德伟》。稿子发上台北的《传记文学》时，编者“手记”说：接到来文，“的确愣了一下：居然当时还有不读《新青年》的‘五四人’！”可见近百年来，海峡两岸，处于主流地位的历史叙述（它掌握在官方和学院手里），遮蔽了多少不该遮蔽的内容。

周德伟就是这样一个被时代遮蔽了的历史人物。观其一生，在政治上，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当年新文化和《新青年》，有被学界视为自由主义之始。然而，这样的识见未明所以。中国自由主义始自严复，而非《新青年》。后者如果不说反，至少也是非自由主义的。难道你能相信，一个以决绝的态度反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对象，可以是自由主义的吗；且不说正是它启动了逐步终结自由主义的历史枢机。然而，年轻的周德伟当时即与时髦不合，难怪他后来负笈英伦，成了古典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亲炙。他同时也是哈氏在远东中国的首席弟子，后来成为哈氏弟子的还有两位，蒋硕杰和林毓生。五四那天，因身与“中研院”近代史所举办的“五四”九十周年纪念会，午间，我曾以周氏其人询问林毓生先生，说及周的遮蔽，林先生的回答让我低回：是周先生不配合时代，不，是时代不配合周先生。

周先生善用文言写作，在白话时代，这可能是他不配合时代的地方。但，文言不过表象，周先生用力所在，其实是传统与西方两种文化的调适。70岁那年，周先生撰文谈自由主义，文章写得古色古香。其中有问：“‘为政何先’，曰：‘道莫高于诚，德莫大于仁，治莫广于自由。’”此本儒门经籍之要，但在周先生这里，却内摄着西政哲学的原典：“先生所谓自由其何指乎？”曰：“自由者乃超乎立法及政府之人权，亦即由法律保障每人之私领域也。”张口“之乎者也”，但其语义却典自洛克与密尔，又流经伯林、哈耶克。尤有趣的是，该文的题目为“周子若的微言与大义”，这是个不掩自负的标题。其中“周子若”乃周德伟的字，是自字，意即如孔子。一个以孔子为人生楷模的人（想想当年《新青年》“只手打孔家店”的阵势吧），并不妨害他同时又是一个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者。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融会，形塑了周德伟先生的自由主义身段，羡煞人也。

在周德伟的身上，我看到了严复的影子。如果可以走向历史的纵深，周氏的做派其实是严复的赓续。自由主义甫入中国，严复的努力就是把它放在中西文化之间，让它们“交互阐释”。这份工作自严复始，由《甲寅》继，却中断于《新青年》。该杂志以“进步”和“新”的名义，恨不能一脚把传统踢进时代的垃圾堆。20世纪以来，由《新青年》所主导的新文化也形成了它的百年传统，和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相比，海外学人倾向于把它称之为“小传统”。这个小传统显然不是自由主义的传统，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周德伟的意义。当这个小传统既已成为时代的主流时，周氏是在它之外，孤峭地从事着古典自由主义与本土传统的对接。如果严复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正脉，一脉而下的是梁启超、（某种意义上的）章士钊、（非《新青年》时代的）胡适，而后就是周德伟。周德伟显然比严复之后的几位，更自由主义。但，整个这一脉系，在自新文化而下的历史主流面前，借用一位台湾学人语，是“一个被放弃的选择”。周德伟先生资望未若严、梁、胡，当然只能是放弃中的放弃了。

……薄暮的紫藤架下，我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当时的我，盘桓有顷，始终好奇于叶干间的生命色调。直到此时临笔，方若有所悟：传统正如这古老的紫藤，别看它干枝朽枯，它的生命力却极为内在，只要不把它连根拔除，岁岁年年，照样绿叶新发。

三　新生南路三段16巷1号（下）

那天，台北，天甚晴、海甚蓝、人甚惬。紫藤庐主周渝先生知我喜海，租了一辆商务车，一行六人，八点多出台北，往东北海岸，一路逶迤。中午，在基隆附近的一个海湾停车吃饭时，周渝接到一个电话。合上手机，他说，龙应台等下要带朋友去紫藤庐午餐。其实茶馆本非午餐之地，它只有简餐，而紫藤庐的简餐却是简而又简；但，像龙应台等人，就是会去。

新生南路三段16巷1号的紫藤庐，现在已是台北显名一时的艺文茶舍，可是它的前身，却是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的高等官舍。1950年以后，它成为国民党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周德伟的住所。进得一楼房厅，右面的墙壁上有周德伟的一帧照片，那是他六十岁生日那一天拍的。一袭传统长袍，身后是一副对联。工稳的隶体出自原湖南省省长赵恒惕，联句则是周德伟的自拟：“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几天后，在那天也一道出行的台北政大一位老教授家里，说及这幅名对，他快人快语手一挥：上联是骂知识分子的，下联是骂蒋介石。

对子倒未必是骂蒋介石，但周德伟却没少骂蒋氏其人。周渝是周德伟的幼子，幼年时，他父亲常会邀一些朋友或学生到家聊天，但那场面常常不是那么令人如意。周德伟有时会陷入一种恶劣的情绪中，当他用湖南话大骂蒋介石时，那乡音在周渝耳中分明就是“蒋该死”。周虽为国民党官员，却厌蒋。1950年代初，他在自己的家中办过一个自由主义沙龙，每两周一次，来者有殷海光、张佛泉、徐道邻等，但，维持半年多就难以为继了。因为他家巷口对过有一个小糖果店，那个三十来岁的长脸店主是特务，任务就是监视他们家。他家的电话提起来，话筒里经常会有嗞嗞声，周渝的大哥告诉他，这是电话里头在录音。

那天在基隆海边午餐后，又驱车往基隆山上去喝茶。那是一座面海的山，我们到的地方叫“九份”，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即在此拍摄。晚饭在山上，周渝讲过这样一段，监听的特务听久了，有一天见到周渝母亲时，悄悄递话：告诉你们家周先生，别再骂小蒋先生了（指蒋经国），尤其不要在电话里骂。蒋经国当时是台湾情治系统的头子，那天车过基隆的某海湾，我还瞥见他那状若和蔼的露天雕像。在台湾地区，蒋经国现在是历任“总统”中民意指数最高的一位。但，我本人对任何权力者都没有兴趣，因此，看过太多类似雕像的我，就把眼睛移开去看海了。

周德伟是财政部的关务署署长，台北情治系统自然不会轻易把他怎样。对他的监视，只是一种态度，或者，一种威慑。周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蒋介石本人在理念上极为反感自由主义。还是1943年，蒋在《中国之命运》中批评：“五四之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蒋认为这两种主义的流行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1949年国民党海峡败退，在台湾，当时蒋氏系统的白色恐怖针对的对象之一就是自由主义。何况，周德伟的自由主义是古典一路，力反一切集体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由于计划经济其实是政府经济，由政府主导，它意味着政府权力的扩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府本身几乎都有计划经济的本能，蒋氏的“国民政府”也不例外）；这样，周德伟的自由主义沙龙，自然不为国民党情治系统所容。反过来，周德伟对国民党尤其蒋氏父子，亦情感极恶。即使今天，我从周渝身上，亦能感受到他对国民党的反感。这是积怨了，它来自他父亲，也来自由此导致的他自己的童年。

回顾一下紫藤庐的历史——那时的紫藤庐还不叫紫藤庐，周德伟把自己的住所命之为“尊德性斋”，这是他作为自由主义者尊传统的一面；从1950年代的自由主义沙龙，到了1960和1970年代时，台湾民主运动出现，它又变为岛上党外运动的聚会场所，像今天台岛的政治人物陈文茜等，当年就经常出入此地；待至1981年，时周德伟已定居美国若干年，由其子周渝将此宅辟为茶馆，并命之为“紫藤庐”，而后它便脱离政治向艺文场所转化，逐渐成了今天这样一个说茶论道的地方。回顾紫藤庐的历史，周渝认为“左派、自由主义和传统”是支撑紫藤庐的“三只脚”。历经自由主义沙龙和左派运动，而今的紫藤庐，更自觉往传统的“文化道场”方向转型。我在台北恰逢“五四”九十周年，紫藤庐围绕五四有一个系列性的讲座，其中5月23日晚“紫藤庐的人文传统以及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主讲者正是庐主自己。对五四反传统的反思，是我自己亦感兴趣的题目，很想身与。但遗憾的是，这一天，我已经人在大陆了。

四　隐于胡适《从〈通往奴役之路〉说起》之后

1954年3月5日，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社作过一个有关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讲演。读过这篇文字的人，不免会好奇，隐藏在胡适这篇文字之后的人是谁。

胡适在讲演中说：“我今天带来了一点材料，就是两年前，我在外国时，有一位朋友写给我一封讨论这些问题的长信（这位朋友是公务员；为了不愿意替他闯祸，所以把他信上的名字挖掉了）。”如果注意全篇，胡适的讲话，与其说是围绕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展开，毋宁说是围绕这位公务员的长信而展开。接下来，胡适大段征引了那封信的内容，然后从这里生发开去，以至篇终。因此，这位隐姓埋名的人乃是胡适这篇讲话中的一个内在的主角，那么，他是谁呢？

谜的解开是五四那天中午。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内的一间小屋午饭时，现任馆长潘光哲博士告诉我，那个人就是周德伟。那时我正在向座中的林毓生先生请教周德伟的有关情况，因为林先生虽然与周德伟隔辈，但都是哈耶克的中国弟子。林在成为哈耶克弟子前，是殷海光的学生，殷海光在年龄上是周德伟的后辈。是周向殷推荐了哈氏的《通往奴役之路》，接着才有了殷海光的翻译，又有了胡适这次的讲演。这样，胡适在他的讲演中隐形地提到周德伟就不奇怪了。当然，另一更重要的原因则是1950年代初，周德伟在自己家中举办过包括殷海光等人参与的自由主义沙龙，曾受到国民党情治系统的监视。此刻，刚从国外回来的胡适，主观上不想给周德伟添麻烦。

周德伟1919—1920年间考进北大，广义上他也是胡适的弟子。1950年代初他和胡适在台湾会面时，周说：“胡先生恐怕不认识我这一老北大学生了”，胡适则用外交辞令回答：“大名鼎鼎的周德伟先生岂有不认识之理？”周德伟和胡适在台湾有过一定的交往，这两位虽然师生，又同为自由主义，但其思想路径，还是有一定的差异。胡适的思想主要来自密尔、杜威的新自由主义，这已经内在地含有转向社会主义的可能。周德伟自1933年问学哈耶克，因而纯然是古典自由主义一路，终身与计划经济为敌。周德伟留学时期，正是国内知识界大幅左转时期，且不说鲁迅等左翼知识分子已经自觉倾向俄苏式社会主义，就是自由主义亦为俄苏所吸引，更倾倒于拉斯基的费边社会主义。人在海外的周德伟非常关心当时的国内舆论，“发现许多有名的学人也主张狄克推多（即‘专政’，笔者注），心中感觉悲哀，同时也发现极少数人如顾孟余、胡适之先生等，没有从民主政治的阵线上退却下来，聊感欣慰。”

其实，胡适在那个时代，从经济制度的角度，也是内倾俄苏的。至少他曾经就苏俄对私有制的摧毁发表过不反对的意见，甚至是某种程度的辩护。这一点，胡适在这次讲演中，自己也作了“忏悔”。他的忏悔，正在大段征引周德伟的文字之后。这些文字是周德伟对当时“国民政府”内倾向计划经济的知识分子高官的批评。从欧洲回国之后，周德伟发现，政府“高层执政人员大谈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想上受到苏俄那一套的严重污染，深以为忧。他的方式是孤军奋斗，在湖南大学期间，他和同仁办了一本半月刊《中国之路》，但在同事中甚少获得同情。相反，“在同一院内法律系政治系的教授，抱持与我相反的见解，嘲笑我，讥我落伍。”这庶几就是狂澜一般知识界集体左转的1930年代，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然而，以胡适声称和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恰恰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歧路。那个“新”，正在于使自由主义从古典的“个人本位”走向“社会本位”。这一趋势未始没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它一旦过“度”，一旦把这个“新”落实到产权制度上，那么，所谓“社会本位”，实际上就是由权力一手掌控的“国家本位”或“政府本位”了。因此，直到1950年代，周德伟在给胡适的信中，依然对当年“国民政府”和相关知识人的作为耿耿于怀：“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

胡适在《自由中国》的这次讲演中，照章宣读了包括上面这段引文在内的周信的主要内容，他其实是有针对性的。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依然袭有大陆的习惯，所以，胡适在讲演中指出：“现在的台湾经济，大部分都是国营的经济，从理论与事实上来说，像哈耶克这种理论，可以说是很不中听的。”哈耶克的经济理论，并不适合国民党初到台湾的威权体制。权力按其本性，对社会的控制，总是范围越大越好、程度越深越好，无论政治、经济，抑或文化。然而，这样的控制直接遏制的就是自由。所以哈耶克用一句话指出了这种控制的必然结果：通往奴役之路。周德伟1947年便获得此书，非常喜欢，很想把它译为中文，但最后的译事却是若干年后由殷海光完成的，这就让胡适通过殷译了解了哈耶克。当胡适完成了对哈耶克的认同之后，是否可以这样说，这位中国自由主义的标志人物，才终于完成了他自1940年代开始的转型，即从年轻时开始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为“古典自由主义”。这是胡适在自由主义内部自左而右的一次蜕变，周德伟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推手作用。

有意思的是，胡适的讲演在《自由中国》杂志发表后，有学者写信给胡适，为计划经济辩护。事后，周德伟拜访胡适，胡适曾拿出这封信，欲请周代为回答。周未应承，同时亦建议胡适以不答了之，毕竟经济学不是胡适的专业，胡适接受了这个建议。在交谈中，周德伟就来信中的问题，面陈胡适，再次强调：“私有财产，乃人民保障自由的最大武器，如果没有财产，生产工具被政府集中所有，肚皮给政府控制了，将无任何自由可言。”对于计划经济，周德伟的解释是：“乃指全国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均置于一个中枢机关控制之下，一切生产分配及消费均由中枢机关控制。个人无任何自由可言，市场机能从根被摧毁……人民一举一动必须受中枢机关的安排，人民只是被鞭笞、被饲养。”这样的表达在今天已为常识，可是推前到1950年代，即使台湾，亦为金石之声。

上个世纪的中国，在自由主义的谱系上，新自由主义多，但甚少古典自由主义。周德伟虽然是胡适的学生，但即使是在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中，亦为珍稀。这样一个从未被苏俄“迷惑”过的知识人，20世纪少到只能掰开指头数，可是数来数去，又能数出几个呢？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两位知识分子，鲁迅的一面倒自不必提，胡适亦眩晕于一时。作为后人，我们固可以抱历史之同情，说是时代局限，但却有人能超越鲁、胡未曾超越的局限。超越那个局限就是超越那个时代。可惜，这样的人往往不被时代理解，反而一生孤寂。周德伟庶几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未必不是郁郁而终的。就他对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知识人的普遍超越而言，他生前和身后的萧条，正如林毓生先生五四那天中午认真告诉我的那样：是时代不配合他。

五　“自由立兹”

英语Liberty译为自由，Liberalism译为自由主义，世所接受。严复一生翻译严谨，自称“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他在译密尔的《论自由》时，是柳宗元的一句诗让严复拍板：“欲采萍花不自由”，所谓自由，正此义也。

1903年出生的周德伟是哈耶克在中国的首席弟子，还是在湖南读中学时，经由一位清华留美老师的指导，就系统阅读了严复的翻译原著，因此，晚年周德伟不忘将严复尊为影响自己的第二人（第一是章士钊，第三是胡适）。严、周之间年龄相隔半世纪，却可以拉出一条特别的自由主义弧线：即二人一生都服膺自由主义，二人一生都是中国少有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而且二人一生都珍重古老的传统文化，二人又都尝试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会通。当然，严复是这项工作的始作俑者，可是这工作届至五四便发生断裂。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是排斥传统旧文化的，后者是它全力否定的对象。《新青年》固然影响了一代人，但，当时身为北大学生的周德伟，却是一个例外。例外在于，他对反传统的《新青年》不感兴趣，而这正是因为他预先受了严复的影响。

周德伟自台湾退休后，着手翻译业师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不过这书名是大陆的翻译，在此之前，周德伟已先行将它译为《自由宪章》。“宪章”一词来自古老的《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周德伟翻译此书不称“译”而称“达旨”，这是效仿当年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做法，因为严氏是用文言重写了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周德伟的翻译，其实也是重写了哈耶克。

《自由宪章》是自由主义的经典，只是当世人通译Liberalism为自由主义时，周德伟在本书的翻译中不纳此译并持异义。他不赞成以“主义”定位自由，因为“凡主义乃系一派或一家之主张，必有所偏重，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些“一偏之主义”，“不能为学理上及政理上根本大法”。能成为这个根本大法的唯有自由：“自由乃一切价值之园地，及一切文明生长之创造力”，人类“无时无地，均不可缺此创造力”。故而，自由非“一偏之主义”所能名，必须另译。

何以另译，和当年严复“旬月踌躇”一样，周德伟“绕室彷徨，苦思有得”，最终是在传统儒家中找到了对译资源。周德伟独辟蹊径，把Liberalism译为“自由立兹”。“立兹”不是后缀“‐ism”的音译，或者，它是音译表象下的意译。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又曰“己欲立而立人”。前者表示孔子在文王死后，以道统自任（所谓“文”之道，就在我这里），后者则表示立者自我独立也。因此，“立兹”是周氏对孔子上述二句的抽象并合成，用以表明“自由无时无地不存在，亦无人可以缺少者也”。

“自由立兹”，一个新颖的翻译，音意合一，精彩有加。但，惯性的力量是强大的，它注定无以取代人们业已用惯了的“自由主义”。不过，从这样一个翻译小故事中，可以看到，从严复到周德伟，这一中国自由主义的古典脉络，在文化态度上，既吸纳西方，又不拒斥传统；而且他们很自觉地从传统中找寻和自由主义可以调适的资源。遗憾在于，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开的是好头，走的是歪路。严复的道统被新文化打断，而后一路倾斜、每况愈下。就一个区区不喜欢《新青年》的周德伟，是无力挽狂澜于既倒的。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