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理论”

1.“科学”与“理论”

崇尚“科学”，这是当今最为强劲的时代潮流;漠视“理论”，也是时下不容回避的社会心理。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人们不是经常把这两个名词合在一起称作“科学理论”吗?

然而，这却是“现实”。

试举一例，当今的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应用学科”炙手可热，金融财政，经济法律，理财营销，会计外贸，软件硬件，生物工程，真是趋之若鹜;“基础理论”门庭冷落，不必说文史哲、数理化，就是炙手可热的经济、法律中的政治经济学、法理学，也由于“理论性太强”而鲜有“第一志愿”者。

这似乎并不是随意抽取的一个“例子”，而是比较真实地展现了时下的普遍的“社会心理”。不久前，《光明日报》头版头题刊登了《子女教育与家长心思——’95北京调查》一文(见1996年1月19日《光明日报》)。文章说，“1995年12月完成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子女教育已成为老百姓最为关注的问题，子女的教育与辅助养成服务也成为最能调动家长消费投入的领域。”毫无疑问，老百姓最为“关注”的问题和最肯“投入”的领域，当然也就最能表现人们的普遍的社会心理了。

那么，人们“关注”和“投入”子女教育的期待是什么呢?文章说，“调查发现，家长群体评价高的几种职业是:科学研究人员、大学教师、医生、军人、中小学教师。评价低的职业有:个体户、集体企业职工、国有企业职工、机关职员等”。然而，“一些职业评价很高，如中小学教师，可很少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去从事。而企业家尽管公众评价不高，却被公众列在了第4位。”文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研究人员认为，单纯的评价仅仅反映了职业的社会声望，即人们对此职业的尊重程度，而公众希望子女从事的职业则不仅仅反映了社会声望，更和这些职业的经济收入等有关。”

确实，“尊重程度”与“经济收入”不是一回事。前者带有“务虚”的意味，后者则毫不含糊地“务实”了。对此，似乎也无可非议。然而，由此而把“科学”视为“务实”、把“理论”视为“务虚”，并进而由尊崇“科学”而漠视“理论”，却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双重“误区”，即对“科学”和“理论”的双重误解。

“科学”不同于“技术”，更不同于“技能”。其间的重要区别，就在于“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理论”，并由此区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等。科学是由概念、范畴、命题以及定义、公式、公理等等组成的逻辑化的理论体系，其首要功能是对研究对象作出普遍性的和规律性的理论解释。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也是“务虚”的(理论地解释世界)，而不是“务实”的(即不是操作性的技术或技能)。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把“科学”与“理论”区别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认为科学是“务实”的而理论是“务虚”的?这里面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把科学区分为“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并把前者视为“理论”，而把后者视为“科学”。现代德国哲学家、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一段议论，或许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他说:“自我们世纪以来，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经济体系已逐渐地从与目标紧密相连的大规模的研究中建立起来。科学研究的纯理论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已陷入不得不保卫自己的地步。人们从把这种纯理论的科学研究命名为基础研究的做法中看到了这一点。基础研究对于所有的科学进步和技术进步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20世纪这个充斥新的社会功利主义的时代，出于纯理论的兴趣而保存了一个小小的自由王国。但是实用主义的普遍观点却未受到限制。于是，对理论的损害就变成了对实践的赞美，而理论则必须在实践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1]”。这大概就是“数理化”乃至“天地生”等“基础研究”被视为“理论”并被漠视的原因。其二，把科学区分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并把前者视为“科学”，而把后者视为“理论”。对此，当代美国哲学家瓦托夫斯基的议论，或许可以切中要害地说明这个问题。他说，根据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的自在性、研究手段的实验性、研究程序的精密性以及研究结果的定量性、可证性和客观一致性等等，而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区分为“硬”科学和“软”科学、“精密”科学和“非精密”科学、“定量”科学和“定性”科学，“通常是为了贬低‘软’、‘非精密’和‘定性’的科学”。^[2]这大概就是“文史哲”乃至“政治经济学”和“法理学”等等被视为“理论”并遭受冷遇的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人们关于“科学”与“理论”的理解中，实际上是作了两个方面的区分:一是把“基础研究”作为“理论”而排除于心目中的“科学”，二是把“人文学科”作为“理论”而排除于心目中的“科学”。排除掉“理论”的“科学”是什么呢?那就只能是“应用”、“技术”、“技能”，也就是“实用”了。这同“科学”的本意不是相距甚远吗?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理解“理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