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七郎结义害命

田七郎结义害命

犹太人有句谚语:“富人要是能让人替死的话,穷人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此话看似调侃,实质上一语道破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社会交换的残酷事实:富人手中的钱财是他们用来进行任何交换的充裕资源,穷人则一无所有,除了小命一条,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交换,而且这条命是否值钱,还得看富人是否用得上。

不过,这句谚语虽有道理,却毕竟是别有含义的犹太谚语。对中国人来说,生命的价值远远超出了钱的购买力,富人出价再高,穷人也未必就乐意出卖。但纵然如此,穷人与富人之间只要发生社会交换,哪怕完全是良性的友谊关系,最后也往往会以命相偿而告终。正是从这一血淋淋的事实中,中国人悟出了一条铁一般的规律:结义害命。

田七郎乃蒲松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一个20多岁的猎人,家徒四壁,生活维艰,家中妻子和儿子和老母,全靠他打猎为生。

富翁武承休性喜交往,一天睡梦中有人告诉他,宜与田七郎结交。醒来之后,他觉得奇怪,就四处打听,找上田七郎的家来。

武承休同田七郎交谈之后,十分赏识他的朴实,就赠钱给他作家用。七郎坚决不肯接受。田母闻声而出,毫不客气地告诉武承休,她不想让儿子为富人卖命。田母告诫七郎:“常言道,受人知者分人忧,受人恩者急人难,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无故得重赂,不祥,恐将取死报子矣。”

武承休听说了田母的这番话,更感佩田母的贤明,千方百计与田七郎交上了朋友,但他凡有所赠,七郎一定尽力回报。而田母仍坚持不让七郎同武承休交朋友。后来七郎狩猎时与人发生争执,将人打死而被捕入狱,多亏武承休上下打点才保他平安无事。田母到这时才同意七郎与武承休深交,因为七郎已受武的再生之恩。从此,武承休凡有所赠,田七郎都受而不谢。

不久,武家一恶奴作奸犯科之后逃至某御史家,为御史弟所收留。武承休要捉他回来加以惩处,御史弟就是不放,恶奴还反诬武承休。七郎杀了恶奴,但武承休与其叔却被御史弟和县宰通同陷害。最后,田七郎杀掉御史弟和县宰后自刎而死,以报武承休的知遇之恩。田母最初的担心不幸而成为现实。

在这个故事中,蒲松龄先生丝毫没有谴责富人居心叵测、利用穷人为自己卖命的意思,否则,他就不必专门写到武承休搭救田七郎这件事了。蒲松龄是以那种近似于社会研究中“价值无涉”的眼光,冷峻地看待社会交换中这种由于社会不平等而造成的畸形关系。交换从定义上说就是相互的,富人和穷人都必须有所奉献,才能维持正常的关系。但实际上这种关系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单向的,从富人那里出来的是钱、粮、礼,还有友谊,而穷人奉献的除了友谊还是友谊。结义本身是一种友谊的夸富宴,其内在动力就是双方比赛谁付出的多。穷人再豁达,这交换总量上的不平等势必造成心理上的沉重负疚感。他必须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情义能够同富人所有的付出相抵而且有余。“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报的不是钱,而是钱所象征的恩。但对于穷人来说,唯一可供他支配且富人唯一不能失去的东西,就是命。到这个时候,钱与命的交换就不是简单的以物易物,而是一种社会交换,一个人拿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来同被他视为同样珍贵的情—恩相交换。然而,这种本质上超越了金钱的交换,毕竟是以金钱为媒介开始的,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某种等价关系——生命与物质一般等价物的等价关系。所以,友谊由“通财之谊”开始而以“刎颈之交”结束,乃是穷人与富人结义的一般逻辑。穷人可以拒绝富人买他性命的要求,但却会自愿地以性命相报,这中间不能不说有金钱所起的那种转化和催化的作用。正是预见到了这一点,田母(亦即中国人的一般理智)才严词拒绝武承休的最初结识,以免儿子落入这条不可抵抗的交换逻辑而不能自主。然而,在更其残酷的生活本身的逻辑面前,田母、蒲松龄和每一个睿智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无可奈何地低下头来,留下的充其量是被有钱的聪明人视作笑料的那一丝奢望:

一人性最贪,富者语之曰:“我白送你一千银子,你与我打死了罢?”其人沉吟良久曰:“只打我半死,与我五百两,何如?”(《笑府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