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马屁·迪功郎

称呼·马屁·迪功郎

称呼与马屁应该没有什么牵涉,除了称皇帝必是“万岁爷”以外,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父子妻友、张三李四,只要称谓合宜,都能相安无事。但这只是一般而论,涉世未深者以此为至理,难免上当受骗,轻则遭人白眼,甚则反受其辱。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是祖辈世代历经磨洗积累下来的机智与幽默。

庄季裕《鸡肋编》中有叙“迪功郎”故事的笔记小品,隽永凝炼,可为佐证:

周曼,衢州开化县孔家步人,绍兴二年以特奏名补右迪功郎,授潭州善化县尉待阙。有人以柬与之,往寻周官人家。曼怒曰:“我是宣教,甚唤作官人?看汝主人面,不欲送汝县中吃棒。”又尝夜至邑中灵山寺,以知事不出参,呼而捶之,曰:“我是国家命官,怎敢恁地无去就?”欲作状解官,群僧祷之,且令其仆取赂,而已。

迪功郎为宋代文官中最低的级别,从九品。宋代做个县令也不过是七品芝麻官,从九品之类真正不算“入流”,与称为“官人”的布衣百姓无甚差别。但即便实情如此,周曼却是一本正经,不肯苟且,一定要人家称他为从八品的“宣教”,甚至大闹佛寺,只因主持忽略了他的身份,未以官礼相迎。最后和尚们赔礼道歉,又贿赂他的仆从,风波才告平息。可见官虽比芝麻还小,抖起威风来连和尚们也吃罪不起,凡人不在称呼上拍拍马屁行吗?

周曼的马屁是吵着、骂着向人家讨来的,堪称一奇。庄季裕录此奇趣,用心也良苦。一则告诫世人称呼岂能随便,要察言观色,别人想着“宣教”,就不能直呼“官人”;二则提醒后人:既然有人会吵着骂着来讨马屁,何不变被动为主动,以拍为主,拍在前头呢?大家心领神会,久而久之,移风易俗,称呼与马屁就变得伯仲难分,真假莫辨了。

比如,朋友年幼者,概呼为“兄”,其妻自然升格为“嫂夫人”;年长而无授业之缘的,皆称为“师”,其妻又拾便宜而为“师母”,倘不如此,便有倚老卖老或不尊长者之虞……

官场学界,称呼中“副”字是大忌,万万不能出口的。副处长、副科长、副厂长、副校长、副教授、副研究员,一概免“副”;候补“待阙”的,也须以相应的官阶称呼,以表敬重。

更有甚者,连佛门清净地也不能避俗,和尚有局级、处级、某某级之别,自古未闻之趣事,今已有之。

当然,中国是个礼义之邦,称呼素有尊卑雅俗的区别。人之常情,不能皆以马屁论之。人情中带马屁,马屁中通人情,也是国人善于变通,深明世事的“智慧火花”。一介虚名又何足挂齿,其中实惠倒须认真,衣食住行,哪一样不与称呼息息相关?冠“长”者一沾“副”,权威顿减大半;“教授”者带一“副”,学识也似一落千丈。说说轻巧,处世行事的艰难困顿,却不是可以轻描淡写的。

某师范大学一副教授,一年中所收信函,封封名之以教授,其妻当着此公众门生哂之:“副又何窘,虚则难堪。”不想此公旷达超脱,笑答之:“此人情耳,谓副乃真局促也!”

借用一句广告语:本故事决非虚构。

再说,德智才气确实不能都以尊卑贵贱来权衡。假作真时真亦假,鱼龙混杂,明辨良莠谈何容易,倒不如送个流水人情,水涨船高,行得春风有夏雨。像迪功郎者,和尚们稍许聪明一点,先以“国家命官”之礼奉承一番,保不定日后还能得一份布施呢。

称呼与马屁同人情礼义一挂钩,就成了一门地地道道的“学问”。此中诀要,便是火候。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个分寸,马屁不能拍在马脚上。迪功郎以从九品之身,所想得到的敬重,是从八品的宣教水准,官升二级而已。倘若以御史大夫、翰林学士等二、三品的官阶敬称之,就会吃力不讨好,反落个讽刺挖苦的坏名声。因为正经事做过了头,就有悖情礼,显得滑稽可笑。

例外也是有的,比如《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在水帘洞统率几个毛猴,就堂而皇之甩出了“齐天大圣”的旗号。为玉皇大帝扫扫马棚之类的差使,他是断然不干的。当然,这要有真本事,十万天兵天将尚奈何他不得,小惠小恩,小吹小拍,如何打得倒他?

其实称呼的聪明与机巧,并不是中国文化的特产。小而言之,西方人多称女士为“小姐”而不论年纪,此番风情虽与国情略有参差,但细细品味,不也在风雅之中夹带着马屁和人情的趣味么?可见人情不分国籍,也是相通的,不过戏法人人会变,机巧不同耳。

《鸡肋编》一则迪功郎故事,不过寥寥百余字,机趣高妙,玄理深邃,恐非洋洋万言所能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茶余饭后常读之,觉余香满口,哑然失笑,实有渐入佳境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