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名也够了

我的文名也够了

匡超人初次见到马二先生时,还是一个摆拆字摊的无名小卒,当时他手里正拿着的一部八股文选本,便是马二先生编的。所以当他知道对方便是马二先生时,便“慌忙作揖,磕下头去,说道:‘晚生真乃有眼不识泰山!’”马二先生出了个八股题目让他试做,指出他的文章“才气是有,只是理法欠些”,又“将文章按在桌上,拿笔点着,从头至尾,讲了许多虚实反正,吞吐含蓄之法与他”,匡超人当然是虚心接受。匡超人要回故乡,马二先生又送他十两银子盘缠,一件旧棉袄,一双鞋,几部文章,并勉励了他一番。匡超人感激涕零,洒泪而别。

然而过了若干年后,匡超人也开始走上了马二先生的道路,而且走得更为成功一些,于是他的口气自然也就今非昔比,显示出了一种成功者的自信:“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经、墨卷、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家里有个帐,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还有个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不瞒二位先生说,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故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当有人问这位连“先儒”是死人是活人都弄不清楚的大名人,“操选政的还有一位马纯上,选手何如?”匡超人又对这位当年的恩人放了一枝冷箭:

这也是弟的好友。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惟有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

马二先生从他的长辈变成了他的“好友”;而马二先生当初对他文章的评论“才气是有,只是理法欠些”,被他换了个方向,又扔回到马二先生身上;马二先生一生没有别的本事,但批文章总还算是认真,而匡超人的风格也与他不同,据书店老板说来:“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不想先生批的恁快!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所以匡超人这里就有行不行的说法。总而言之,在匡超人的话里,处处含着和马二先生对着干的意思。

匡超人对马二先生先恭后倨,前后判若两人,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不过我们现在的兴趣,却不是想痛骂他几句,而是在于探究一下他的变化的心理原因。

像匡超人与马二先生当初这样的关系,在生活中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这是一种施恩与受恩的关系,具有一种共生性质。从物质上来看,施恩者付出好处,受恩者接受好处,这是对受恩者有利的;但是从心理上来看,却是施恩者处于优越地位,而受恩者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对施恩者有利的。当马二先生给予匡超人以种种帮助时,尽管他付出了不少的财物与精力,但是他所得到的却是一种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快乐。他成了一个在后辈面前自信十足的精神导师,又成了一个对于穷人乐于施舍的慈善家,这对在这方面一向都成绩不佳的马二先生来说,足以构成一种自我陶醉和自我优胜的理由。而匡超人则相反,他因为没有出道,所以只得接受马二先生的指导,又因为阮囊羞涩,所以只得接受马二先生的馈赠。在物质上和学业上,他都得到了不少好处,但是在精神上和心理上,他却处于劣势。(当然,在类似他们这样的关系中,施恩方的真诚的同情之心,和受恩方的由衷的感激之情,也都应该是存在的,只是它们不是我们现在所欲关心的问题。)

因此,当施恩者与受恩者的地位发生变化时,受恩者方面必然会首先谋求恢复心理上与精神上的平衡。当他的这种要求流露得过于强烈而明确时,就会像匡超人的行为那样给人以“忘恩负义”之感。在匡超人那射向马二先生的冷箭中,便蕴含着想要恢复心理上与精神上的平衡的强烈意识,所以才句句针对着马二先生当时的言行而发。其实仔细品味一下匡超人的话,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恶意。我们也相信,如果他重遇到的是一个落魄的马二先生,则他也许不会拒绝伸出援助之手,以报答马二先生当初的馈赠之恩,因为这种回报本身也有助于心理上与精神上的平衡的恢复。换了一个更为老练的人,也许会通过较为巧妙的方式,来获得匡超人想要的那种心理上与精神上的平衡。但是匡超人没有这份涵养,他的悟性也嫌欠缺,所以他只能让人感到可鄙。

然而匡超人的行为却是颇有代表性的,在人性的弱点的展露上也堪称典型。其实我们很难问心无愧地嘲笑匡超人,在他身上也有着我们大多数人的影子。小说家淡淡地写来,我们可不能淡淡地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