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成功

这是每一位成功学者都特别强调的一个成功要素。因为从每个生命个体来说，成功作为其人生追求的目标，都要首先有一个赖以凭借其奋斗的健康的身体，这里的健康是指物质形体和人的精神两个方面。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很多伟人最终与成功无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健康的身体，使得其英年早逝，这不能不使人为之扼惋。

从很多事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健康的身体对人生成功的重要意义，可以说，随着生命的结束，基于个人所制订的一切计划和宏伟目标，个人所实施的一切未尽的伟大事业，都将付之东流。这就是悲剧——人生的悲剧。

就健康而言，也许正直和荣誉比身体健康更为重要。我们这里所说的荣誉并不意味着一般的道德情操，如不偷盗、不撒谎，这显然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的意思是，跟自己或他人的良好关系不容许我们对现代生活进行诅咒或者对误会进行诅咒。一位著名的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曾说过：“财富即偷盗”。针对这句话，可以说“诚实盗得最多。”这里所讲的诚实，指的是坚决抵制各种诱惑，以防滑入错误的境地，它是成功常量中最坚实的一环。诸如不全力投入、做些半慈善半商业性事务、做那些自己明显不喜欢做的事、渴望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同自己其实不爱的女人保持关系等等，所有这些以及成千上万的不健康的类似做法都会导致成功的毁灭。无数的少女没有建立起幸福家庭的主要原因在于她们落入了一个错误的境地，嫁给了一个她们并不需要的男人。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对错误境地的恐惧，她们审慎地面对那些顽固坚持自己错误立场的人。对于那些生活中经受失败的人来说，自豪和自负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他的自豪、他的成就，其实也就是他(她)的固执，他(她)的不宽容和难对付。

人们越早离开这种错误境地越好。决不允许找任何借口说自己不知道这个其实是错误的位置。没有人会不知道这个。凭着动物的直觉都能发现它，必须拿出真正男人或真正女人的勇气来解开这个死结。

要想成功就绝对少不了的第三类健康因素是经济上的健康。对于这样一个广为人们感兴趣的主题，人们讲的和写的都已经不少了，也不乏有关节约、理财、谨慎的预期以及相类似的朴素而有用的关于素质方面的书籍。比如说很多人都相信：债务(用那位著名的德国诗人的话来说)是最大的罪恶，所有那些不量入为出的人最终都不会有好结果。严格说来，这并不能成为普遍适用的规律。

如果过于谨小慎微，则会有更多的人因为过于吝财而失去更多，反之亦然。举例来说，要是一个很明显(当然不是数学上的那种绝对)花钱过于大手大脚的人，比如在10年间，依据他的收入他多花了200镑到1000镑。这些钱当然就浪费掉了，但是没有别的太严重的后果。甚至由于他的大方、热情、好客的行为方式，他会结识很多朋友，这些朋友有时会给他赚钱的机会。相反，连掏个子儿买张邮票都不舍得的人，生活会失去相当多的机会，从而因小失大。

所有涉及到成功的事物中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道德勇气。把这个应用到经济方面的问题时，那些渴望成功的年轻人要敢于在经济方面冒点风险。毫无疑问，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很健康和正常的人，把握人生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自己置身于生命大潮之中，迎难而上。过于审慎是老年人的性格，而非年轻人的。为了争取事业的成功，适度的负债不应该受到责备。为了取胜，你必须不断地冒险；正因为钱债并不必然损害身体健康和个人声誉，它是所有债务中最易偿还的。不难发现，大多数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生意人都是从开始就借债。尽管他们有时后来不承认这一点，然而事实就是这样。

对那些追求生命中成功的年轻人来说，除了智力上的学习外，与其并行不悖的还有一个重要精神因素——宗教。宗教不等同于这种或那种具体宗教。这里的宗教意味着对我们整个精神和心灵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我们对自己就会有一种极为谦恭的感情和力量，任何能够唤起我们心中的谦恭、敬仰和责任的东西，就是真正宗教的组成部分。这些宗教力量通过什么途径唤起我们并不重要。宗教教育我们全方位地看问题，从它们的相互联系中去看问题，而不是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围绕着自己的利益去看问题。当我们面临悲伤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谦恭更能帮助我们；对别人由衷的尊敬会增加自己的知名度；责任感融化了一些我们愤怒的感情。

正是从这种非教派的观点来看，你会对宗教在生活中所扮演的真实角色有一个正确的、充分的判断。每一个有真实经历的人都会承认，由衷的尊敬是处理生活事务最有效的工具之一。有些民族，由于其历史发展的不幸，变得道德沦落，以至于实际上它们的成员根本就没有尊重。既没有对自己的尊重，也没有对别人的尊重；其结局是大多数人生活不成功，不论是作为丈夫还是妻子，政治家，商人还是作家。如果没有一个对自己的观点的尊重，没有任何诗人、艺术家会找到创造伟大作品所需的耐心、热情和高度的注意力。

在实际生活中，对别人的尊重是获取同情、鼓励和友爱的最可靠途径。十八世纪中叶，法兰西刮起一阵理性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风潮。这恰好是法国所谓的七年战争时期(1756-1763)。在法国，即使现在仍然如此。一方面，法国人忘不了1870-1871年同德国战争的可怕失败；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鼓起勇气来修补由此而造成对民族自豪感的深深伤害。在那种优柔寡断和羞辱的糟糕状态下，萌生了民族勇气的可怕衰败，他们又一次丢弃了(至少是表面上)所有的信仰和宗教行为。

这里有一个简单而又印象深刻的例子。匈牙利大学有一位教师是耶稣会员，他是一个大约四十五岁，很友善、谦虚和寡语的学者。他对他那小植物园的热爱是大家都知道的。有一天，正当他在上课时，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封信。在开封之前，他首先吻了这封信，然后征得我们的同意，才看了信，显然，信中包含着一些令他伤心的消息。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继续讲话。这节课结束时，他合上书，收好植物盒，站起来并祝福我们，说道：“朋友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讲课了，我的上司刚通知我，我要离开这个国家去南非，为实现传道目的去修荒。”你能够设想一下当时他肯定心潮澎湃。然而表面上看，在他的行动中，你一点都看不出来。他立即绝对地服从。由于他的这种深刻地谦恭，使他从来都毫不犹豫地认为他的上司是对的，他必须服从。

让我们把那些有着深深的谦恭和随时准备听取建议，用更开阔的视眼看问题的人同那些顽固不化，刚愎自用、完全缺乏谦恭精神或者说完全听不进别人的建议的人做个比较。抛开所有预想的成功理论不说，毫无疑问，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在美国这类年轻人要少得多)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冲动：按照自己美好的愿望和不切实际的想法做每件事。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决心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认真仔细地证明过或者核对过，一点都不是，他们坚持这些观点和决心，仅仅是因为这是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决心。

人们一般都清楚这样一个事实：犹太人通常被看做是成功的典范。不能否认，大量犹太人在生命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然而一般来讲，犹太人是最不成功的民族之一。从金钱上看，根据法兰西的以色列人同盟和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相类似机构所提供的真实报告，他们不但不富裕而且相当贫穷。在俄国有五百万到六百万的犹太人，大约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可以称得上生活比较富裕。在奥匈帝国富裕的犹太人的数量非常少；即使在美国，也没有一个有名的数百万富翁是犹太人。从政治影响来看，犹太人作为一个阶级还缺乏重大影响，在不同的大学中，犹太人在他们所擅长的那些学术领域倒是不时取得一些突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成功也是不完整的，因为在欧洲大陆，一般来说，他们放弃了他们自己的教条，而且在英国他们的数量非常有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犹太人都拼命争取成功，绷紧每根弦去赚钱，希望在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扩大影响，还希望给人留下“干练”的印象。然而，在他们的努力和结果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他们并不成功。尽管造成他们这种努力和结果明显不成比例的原因有多种多样，但有一个原因不容否认，即缺乏真正的谦恭精神。缺乏谦恭导致了缺乏耐心和适当休息。由于着急而破坏了整个推理过程，由于缺乏连贯性而破坏了全部行动。由于那种几乎不可抗拒的自大和缺乏圆滑的倾向，使他们承受了巨大损失。人力资本、人的期望和人的生命在所有民族中都有相当多的浪费，但是在犹太人中是最严重的。

在卡特兄弟日记中，有一个关于古犹太人相面术中独特的缺乏尊严现象的有力评论。这些人对别人毫不尊重，更不要说是在谦恭中度过一生，这些伟大的能窥知我们内心世界的角色，表现出一种极不庄重的厌倦之情。惟一反对这种缺乏自重和谦恭的犹太分支就是美国的犹太人。他们不像欧洲的那些教友们那样投身于基督教社会，他们刻意避免任何落到他们头上让他们早日成功的机会。事实上，就整体而言，美国犹太人相当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更自尊，品格更高，更谦恭。他们的成功，正是靠这种精神而创造的。

宗教也许是一种坚定的信仰，认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单，我们对所有生物和他们的创造者有一种深深的精神上的义务，也就是说，如果某人有一种尊重、谦恭和责无旁贷的义务意识的话，他就会比现在一般年轻人更愿意提供建议和接受建议。法国人说：“如果年轻时知道就好了!”他们是对的。对于老年人提建议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对于年轻人来说，它却价值连城。对年轻人来说，一个明智的劝阻或帮助也许会挽救他一生。但是，如果年轻人没有谦恭精神，建议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我们被告知人们需要的不是精神的成功，而是物质的成功，那么我们的答案很简单：那些“物质的”成功主要是由精神创造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战争更物质了。而且，很显然凯旋是由蛮力、物质资源和物质手段带来的。不过，历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要想取得战役的胜利，精神因素比身体因素大得多。拿破仑曾经说过，在战争中只需要三样东西：士气、士气、还是士气。他确实太了解战斗了。在所有影响生命的因素中，没有什么比人格更有力的了。不幸的是，几乎没有人曾经有机会走进高级人格领域。

在所有导致成功的变量中，有一个因素经常使人从不成功上升到成功的高峰。这个变量就是国家经济、社会或政治生活中某个新的转折的影响。当这种事件发生的时候，事情很快就会变得明显，即这一新的生活阶段需要新的人。为了说清楚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从很简单而又广为人们所熟知的事物入手。假设在某一个省的某一个富裕的小镇上，有人建议修建私人剧院以打破单调的生活。这个建议被采纳了，许多房子里都在进行彩排。经过一个短暂时间的彩排，人们发现原来被认为是陈腐的、中庸的X小姐和Y先生却变成了一个很有表演天赋的人，这一点令所有人都吃惊不已。X小姐在戏台上的表演非常优雅、非常完美；Y先生具有不可抗拒的搞笑才能。在此之前没有人敢猜测这两个人具有这种表演天赋。事实就是这个小城镇的社会生活新变化带来了新的男人和新的女人。Z小姐曾经被认为是真实生活中的好“演员”，结果却被证明在戏台上根本不会演戏，X小姐和Y先生从来不为人们所注意，这会儿却能带来“爆棚”的效果。

跟小城镇的生活一样，在严肃的和充满了因果关系的生活中也有这种世道变化和命运变迁。公共生活的变化需要新人，这就给许多现在没有被唤醒和不成功的人提供了机会。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法国革命——造就了大批成功的人，这些人要没有这场革命根本不会扮演什么角色。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梯也尔，克罗兹，巴拉斯和其他许多人无非就是些不著名的律师、商人和政客而已。通过参加这一伟大事件，他们至少取得了部分成功，把他们名字写进了法国的历史。通过他们的行动，经过多年的斗争，法国终于实现了独立。其实每个民族任何新的转折都会有这样的功效。并不是说经常需要一场法国革命。在这一现代历史最伟大事件之后，美国的崛起可以被视为十九世纪第二大历史事件。众所周知，美国的这一新转折给无数人带来了新的成功机会。在不久的将来，英国和美国都会产生重大的发展，并由此而带来大量的新机会。英国和美国的国际地位正在进行着一场快速而巨大的转变。几年之内，美国会成为全球贸易的中心，仅仅这样一个国际生活的新篇章，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被提供了大量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在美国国内都是找不到的。因而，每个想取得成功的人就必须关注事件的态势，仔细观察政治和贸易的状况；一旦时机成熟，就要牢牢把握住机遇。再看一些实际的例子。众所周知，德国人把他们商业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结为他们在商业组织中雇佣了训练有素的，拥有专门知识的化学家、工程师和物理学家等。这些理论上的指导者有时是花了多年时间做大量的实验，而这些对当前来说，似乎没有任何作用。然而英明的德国企业家坚持不懈地支持这些化学家或物理学家，因为这些人也许将在某一天，一个小小的改进就会给他带来十倍的回报。与之相比，英国制造商却不是这样。当然也有少数制造商这么做了，结果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最近去世的路德·马夏姆，就相信丝绸废料大有可为，因为在他那个时代，丝绸废料是被当成无用的材料而扔掉的，他花了30万英镑反复进行实验和尝试，在这个过程中，他从中所得的收益可是一个子儿没有。但最后他取得了成功，他成功地把科学的方法和实验成果应用于贸易之中，他变成了一个大公司的老板。这一点说明，任何人只要是及时地并以适当的变化把德国人做事的方式引入英国，他肯定能成功。最近英国图书交易中的一些变化无非就是对德国图书发行办法的一种模仿和适当改进而已。为什么我们的青年企业家就不能引进欧洲大陆的音乐制品发行的办法呢？在英国谁都知道，A作曲家的作品只能在X先生的所在的地方买到；B作曲家的作品只能在Y先生所在地买到，等等。为什么不引进欧洲大陆的办法？根据这种办法，任何作曲家的作品都能在同一个商店里买到，这些商店对他们的作品都有存货。因此，在许多其它商业领域中，特别是图书出版业中，我们将会见到许多商人成功的新篇章。反过来在德国的精力充沛的英国人来说，成功的机会有很多，在欧洲大陆其它国家也一样。比如说，在匈牙利，机会就相当多，那种认为“新国家”只有在亚洲和非洲才能找得到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一系列新的事件而变新。现在这种新的转折已经到来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把个人兴衰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大宏观的大环境中把握住成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