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好人与真乡愿

假好人与真乡愿

当我十七年前刚到美国的时候，曾应邀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小城举行画展。

画展揭幕那天，市长也来了。他拉着我到旁边，以一种很特殊的表情，说了一段很特殊的话，使我至今难忘。

“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城市和台湾的某城结为了姐妹市。”他对我说，“可是，我愈来愈不知道，该怎么跟那个城市交流了。”

“为什么？”我问。

“因为当我们去访问的时候，他们叫几千个学生列队欢迎、献花，用一长队礼车迎接，还加上警车开道。把我们都吓着了，不知道他们来我们这儿访问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安排。”市长摊摊手，“我们只是个小城，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结果，我们反而不敢邀请了。”

人情味的副作用

不久之后，我到达纽约，除了在学校教课，也在家里收学生。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洋学生用的毛笔很差，建议他买好一点的。

“这已经是店里最好的了。”学生说，“老师，能不能托你帮我买一支？”

我马上就去找了一支，交给他：“这支笔就送你！”

“真的啊！”学生兴奋极了。

隔不久，他又要买笔，我就又找了一支送他。说实在话，那笔没多少钱，学生又用功，我等于给他当奖品。

只是从此，即使他的笔已经旧了，而偷偷托同班的中国学生去买，都再也不曾向我开口。

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他很严肃地说：

“你总不收钱，我怎么还能托你买？”

把过去的两件事对照，我突然有种感触：

“难道中国的人情味，拿到洋邦，反而有了反面的作用？”

请你照单付钱

没到美国之前，常听人说：许多中国人到了美国，别的没学会，先学会对亲友的无情。连打电话，都计时收钱。

到美国之后，有段时间，由博物馆安排，在各地旅游，并接受当地人士的接待。果然，他们也会把我打电话的账单寄来，勾出我打的长途电话。

“他们真是无情。”每次我寄钱过去，都想，“要是在我们中国，就算你抢着付钱，主人也不会收。”

只是，一天天过去，听多了，看多了，我发觉自己的想法可能并不对。

当朋友来住在家里，我不收任何电话费的时候，他明明需要讲二十分钟的长途电话，可能不到五分钟就草草结束。问题是，二十分钟的事，用五分钟怎能说得清？如果有要紧的事得讨论，又怕多花主人的电话费，而不能多谈，岂不误了大事？

于是，我改为对来访的朋友说：

“你尽量打电话，要是怕我付电话费，以后账单来了，我会告诉你，千万别因为客气而该讲的没讲。”

我发现，对方反而泰然了。正如一位朋友说的：

“你这么做，真好！因为我到别人家做客，他们客气，绝不收电话费。害得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觉得主人在偷偷看表，结果，出来做生意，反而没做好。”

我真高兴听他这么说。只是，我心里还是多少有些不安：从国内来的朋友，是不是全能谅解呢？他们能谅解我这样做，是为大家好吗？

该拿的就要拿

有一天，读到明朝袁了凡写的《了凡四训》，其中说到两个有关孔子的故事，终于让我释怀。故事说：

鲁国的法律规定，如果有人肯出钱赎回被邻国捉去做臣妾的百姓，政府都颁奖金。孔子的学生子贡，赎了人，却不接受奖金。孔子知道就骂他说：“你错了！怎么可以只为自己高兴，博取虚名，就随意去做呢？现在鲁国大都是穷人，你开了恶例，使大家觉得赎人受赏是丢脸的事，以后还有谁赎得起人？从此赎人的风气，只怕要渐渐消失了！”

书里又说：

子路有一次救起溺水的人，那人送了一头牛为谢，子路收了。孔子听说，则大加赞赏。

了凡先生写了一段很引人深思的话。

“若所行似善，而其结果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善。若所行虽然不善，而其结果有益于大众，则虽非善而实是善。”又说：“例如不应该的宽恕，过分的称赞别人，为守小信而误人事，宠爱小孩而养大患……都亟待吾人冷静检讨改善。”

我发觉，其实中国的儒家思想，早就重视了“合理化”，只是后来许多人故意表现“私情”，故作有人情味的样子，或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而造成“情理不分”。

假好人与真乡愿

读中国绘画史，有一段明代大画家沈周的故事，我永远不会忘。书里说，沈周的邻居掉了东西，误以为沈周家一个相似的东西是他的。沈周知道之后，就把自己的东西送过去。直到邻居掉的那个找回来后把沈周的东西归还，沈周也只是笑道：“这不是你的吗？”

书中举出的这类例子很多，似乎以此推崇沈周的“胸襟廓落”。只是，每次我读到这儿，都不以为然。这真叫“胸怀”吗？这根本是最害中国社会的“烂好人”、“真乡愿”。

说到这儿，我又想起《论语》中的一段话，而不能不佩服孔子。

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好不好。

孔子回问：“你拿什么去报德呢？”接着叮嘱：“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儒家“求合理”、“不过火”的中庸之道，在这两句话中，已经做了明确的表现。

问题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为什么却处处忘记这个道理？

最近，一个跟英籍丈夫离婚的中国妈妈，为了把孩子带回台湾，而上了法庭。那英国人居然批评台湾是个没人情味的地方，说你在路上被撞死了，都没人救你。

虽然法官后来把孩子判给了母亲，那英国人的每个批评，却不能不让我们深思。曾几何时，我们这个最有人情味的国家，却成了最没人情味的？

那人情味去了哪里？

答案应该是：去了自己人的身上。

偏狭的人情味

总记得以前看过的两个电视笑剧——

二人在公车上抢一个座位，突然发觉是熟人，于是不抢了，你让我，我让你。

一桌不认识的人吃酒席，菜一上来，就抢着下箸。旁边一桌熟朋友，则正好相反。菜端上来，你让我、我让你，最好吃的鸡腿，反而在一桌人的注视下，留到最后，被端了下去。

这种谦让是真的谦让吗？还是一种“偏狭的人情”？

糟糕的是，当一个人偏狭地对你好的时候，他自然期盼你能偏狭地对他好，施者总有不甘，受者总有不安。

于是，当你做大厨的时候，一定要给熟客人多加两勺。

当你做公务员的时候，一定要给熟人办事，多一些方便。

当你卖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给朋友较便宜的价钱。

而你给这人多一勺的时候，那人就少一勺。你给我方便的时候，就比较给别人不方便。你算我便宜的时候，别人就要比我多付钱。

请问，这造成的是公平，还是不公平？

不平则鸣！鸣则不宁！它对社会的好处多，还是坏处多呢？

是光荣还是尴尬？

最后，让我说两个故事：

二十年前，当我太太在中山女高做训育组长的时候，一个老朋友听说，立刻兴奋地讲：“太好了！这样我女儿就可以进中山女高了。”

五十年前，在上海。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登台，戏院里座无虚席。突然进来一位“人物”，那名演员老远在台上看到，居然停下打了个招呼。

我常常想到这两件事。心想，那位朋友难道以为靠关系，可以不参加高考？或是可以在考试中做手脚？他那样说，真是侮辱了高考。又想，那位“名角”，真能称为“名角”吗？一个敬业的演员，怎能在演出一半，不顾整场观众，而停下来打私人招呼？

我更想，如果我是那位“人物”，会觉得这是光荣，还是尴尬？

我梦想，有一天，我们能公平地、真心地，以合理合法的态度，去关怀每一个人，而不是只对自己人好。

我梦想，有一天，我们不再“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而能冷静地看每一件事。

我梦想，有一天，孔子“合理化”的中庸之道，能真正在我们的生活中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