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口碑源于严谨实干

良好的口碑源于严谨实干——李启东教授访谈录

本人近照

李启东，男，现任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曾于20世纪70年代初承担秦山核电站除碘过滤器的研究任务。30多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获得国家级发明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5项，以及其他各种科技奖多项。

现兼任南通永通活性碳纤维有限公司总经理，该公司活性碳纤维的产量已达到国内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来复旦以前，我们都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具有优良传统的大学，她的专业设置、师资和学生都传承了一个老学校的品质，她的学风与新学校相比有时真令人羡慕。就拿学生的学习态度来说，即使大年初一放假期间走进学校，都能看到教学楼内的几个教室里，学生们安静地在教室里看书、学习，看到这些我心中很有感触，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同样是这种刻苦、严谨的态度，造就科学研究工作中所必需的素质。

当时的复旦已经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的重中之重，没有人去刻意地宣传，但对于到这里来过的人来说，他们都会深深地感到这里所积淀的东西，这些可能就是复旦在培养人才和科研成果方面能取得丰硕成果的根本原因之一，当然不是唯一。直到现在，这些感觉还仍然存在。譬如，在承接科研任务时，我们不是有任务就接，通常都是经过反复的考虑才做决定，这可能是复旦的一个传统的作风，只要是我们承接的任务或工作，经过我们的努力奋战，都会取得一个很好的成果。

在复旦培养一个人，整整4年里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规章和管理条例，尤其是在基础课阶段。以基础化学来说，每一个带实验的老师，无论是新手或是老手都得在带实验前集体做准备实验一次或两次，要求做到不仅结果正确，还必须操作规范。这一些都是为学生今后做研究论文所必须的基本锻炼，实验做不好就无法从事科学研究。这一点对我感触很深。

我担任过4年班主任的工作，当时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届大学本科生，在老师之中，班主任与学生的接触是最多的，一般的上课老师除了上课之外可能接触少一些，但不同的老师都以同样的严谨来教导学生，形成了复旦的一个较好的传统。

多年以来我也带过不少研究生，平时接触虽然不是很多，但由于大学本科阶段的基本训练，使得他们对于课题的思考和实验操作都是比较好的。其中有很多实验都是单独完成的，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即使有些实验必须两人进行，他们也会找其他课题的同学帮忙完成实验任务，他们的研究结果在答辩过程中优秀的成绩占有很大的比例。与我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一些研究生相比，他们在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有较大的优势，复旦的培养使得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这么多年来与我接触比较多的一批同学中，有不少已经在国外发展，有些在国外取得学位以后回国正承担着重大科研项目。有不少在工作单位里由于有较强的能力受到重视，担任了各级的领导工作。这些都说明了，我们的学生不仅成绩很好，而且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很强。

复旦大学物理二系于1958年成立以后，主要是培养原子能方面的专业人才和从事有关的科学研究任务。我从20世纪70年代初，承担了秦山核电站的研究任务，值得一提的是它是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自己加工制造的核电站，任务要求从核电站的废气中去除放射性碘，以保障环境的安全，研究内容包括选择和制备高效的吸附材料以及吸附净化的各种工艺条件等。经过近3年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通过了部级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成果在秦山核电站正式使用，直到现在仍安全可靠。正是这项研究使我与活性碳材料结下了缘，并且为在空气净化和废气处理领域的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30多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已完成的科研项目中获得国家级发明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5项，以及其他各种科技奖多项。

在核空气净化的研究领域中，世界最高学术论坛就是每两年召开一次的核空气净化会议，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中国是一个核大国，但当时还没有介入这一领域。1984年我国第一次由核工业部组团，我带着为秦山核电站除碘过滤器的研究成果，参加了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第18届核空气净化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浸渍活性炭去除甲基碘特性的研究”的报告受到了国际同行的重视。美国哈佛大学M．W．First教授是历届核空气净化会议的主席，他给我的教导和帮助，以及他那高尚的人品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1984年以后，我受美国邀请曾经多次参加核空气净化会议和一些专题讨论会，曾担任大会的程序委员会委员及分会议主席等。

1992年由哈佛大学邀请，我以访问科学家的身份参加了短期工作，此后，还在美国西方化学公司以顾问的身份，进行了有关吸附技术的研究工作。

我的研究工作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是以应用为背景，并已得到了社会、企业和市场的认可。因此虽然我已经办理退休手续，但还是比较忙，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目前，由于原油、汽油的涨价连带使得化学溶剂也大幅度涨价，这就使那些以溶剂为加工手段的企业成本大幅度上升，现在有不少企业通常每天都要向环境排放几百公斤到几十吨的各种溶剂，这既污染了环境又浪费了宝贵的能源、提高了成本。现在采用吸附技术回收溶剂是非常有效的方案，我们与德国Donau Carbon公司合作，在浙江完成了一套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回收设备，日回收溶剂汽油15吨。像这种类型的设备市场的需求量很大，当然还有很多技术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此外，在有关室内空气质量领域的问题中，我们针对室内空气污染控制方面也有不少成果得到了应用，由于我们在活性炭吸附技术长期的研究中，已建立了10多种改性活性炭的配方和浸渍技术，这对于去除室内各种低浓度空气污染物非常有效，我们已经和烟台净化设备厂合作完成了科技部下达的“中央空调系统空气化学过滤器的研究”课题，已经通过科技部的验收，并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必须指出，这一些成绩的获得是我们整个课题组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在我们进行研究的日子里，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有时为了获得一个完整的吸附数据连续进行将近500小时的实验，但大家配合都非常默契，很少计较个人的得失，大家想办法做好每一次实验。

我们都能感觉到复旦大学的综合实力是越来越强了。由于大批优秀人才的引进，学科门类更加完善，有文科，理科，工程技术，医学，药学等等。此外，我更深深感到研究工作除了要保证一定的基本理论研究之外，更多的应面向社会、面向经济发展。同时也感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是当务之急，但在实验室与工厂之间有一条很不容易跨过的鸿沟，受到知识局限性的障碍，工厂的技术人员走不过来，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也不愿意走出去一步。为此，我非常想哪怕再困难也要把我的研究成果一项或两项转化成生产力。我的这一愿望在90年代终于得到了实现，用了近3年时间，完成了大型卧式连续自动化活性碳纤维生产的成套设备，建立了南通永通活性碳纤维有限公司，并兼任了总经理，这在当时的复旦还是很少看到的。在整个工程设计过程中不分昼夜，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跨越了实验室与工厂之间的鸿沟，实现了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这一工程项目的完成是与复旦大学有关的领导支持分不开的，当时的杨福家校长利用到南通作报告的时间到工厂去参观，结果他感到非常满意，在厂内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并在南通各位领导的面前对我说：“李老师，你完成了这一项工程，这一辈子的研究也就值得了。”回沪后立即向新闻媒体发了传真，希望他们宣传报道这一成果，也听说杨校长在大小会议上曾多次说到这一事情，使我非常感动。我希望今后在复旦将出现更多、更辉煌的转化成果。

这一套设备的建成，至今仍是国内规模最大、产量和质量最高的生产线，这一套设备的产量已达到国内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并已销往世界各地。

说到复旦精神，在我头脑中首先想到的就是我校那些老一辈的院士，他们从年轻直到现在几乎是一生的奋斗和奉献。

（采访整理：陈命男、范婷婷、卞佳琦）

大学教育，重在授人以渔

——陆晓峰校友访谈录

1997年9月老同学回系合影，前排右二为本人

陆晓峰，男，1975年考入复旦大学放射化学专业。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

研究方向主要为膜分离技术，超滤膜的研制、应用，超滤膜过程的膜污染研究与控制，膜生物反应器及在污水处理中的应用。长期从事滤膜研制和应用等的水处理技术研究，承担过国家经贸委、中科院、上海市科委等下达的研究和应用项目，曾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项。所在的“膜中心”还坚持产品开发，已取得产值3 000多万元。

我的经历比较复杂，16岁的时候，作为68届初中毕业生从上海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待了4年半，先是干了1年农活，后来到连部当文书。当时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参军，一个是读书。因为做文书的关系，接触领导比较多，他们就问我希望干什么。那个时候我很瘦，100斤都不到，我们的指导员觉得我挺会写写弄弄的，就跟我讲：“你个子小，不要到部队里去，你应该去读书。”我就决定去读书。我是初中毕业，报个中专还差不多，进大学特别是名牌的根本不敢想，填志愿的时候，原本填的是哈尔滨的一所中专。那时候正好有一个复旦的老师到我们这里来招生，有个同志碰到他，就跟他讲我们有个年轻人挺不错的，学习很用功，老师就说那么到我们学校来吧，那个同志回去了之后和指导员讲了。于是指导员对我说：“你要去就去这个学校，别的不放你。”我也没办法，就改填了复旦大学，我想我文字还可以，就填了个新闻系。

考进来之后我却被调到了放射化学。我们整个初中只读了一年书，化学还没学到，当时对放射化学之类懵懵懂懂的，就到了复旦大学。我是1973年进的，1977年毕业，大概读了3年半。为什么是3年半呢？一开始半年时间是补课，让我们的知识水平从初中提升到高中。学习过程很紧张，上一节数学课，我们得翻一摞的书，不管多苦，半年很快就挺过去了。我们这个班还老吵着要增加课程，多发点书给我们。那时除了发给我们17畅5块生活费以外，还有十几块的书籍费，同学们都是精打细算着可以买什么书。有时候到书店去看，发现什么书对我们有用，回来就拼命喊说这些书应该发给我们。总想多学点知识，这在我们班还是蛮突出的。

在复旦的几年为我们此后工作的需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动手能力。记得我们上实验课，老师都是从很细小的地方教起，比如怎么样把烧杯洗干净。我记得很清楚，教实验的金老师就曾表扬我说：“你这个烧杯洗得好，你看，一个水珠都不挂的，这个好！”现在我在实际操作中的准确率还是蛮高的。

后来由于学校氛围比较“左”，我们在校园里没法待了。学理科的就都到工厂去，帮助工厂解决实际问题。原来是说学工加上实践只有半年，后来搞了将近1年。我去了成都的姚龙化工厂，去解决怎样把产品中的放射性物质去掉。现在已经退休的郑成法老师，当时是教研组负责人，对我们帮助很大，虽然我们还是学生，但他觉得我们应该积累些实际经验。我就是负责那个项目的，他要求我们一定要自己去寻找资料，自己动手，然后确定解决方案，而不是老师都给你设计好了，以此来培养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具体做实验，也没有很好的实验仪器，都靠些土办法，做个什么沉淀，玻璃的东西，要用橡皮夹夹住，只能搞两个耳朵，最后再用橡皮筋扣住；沉淀中不加电压，利用某种金属来吸附，然后再测量吸附在上面的量。办法虽然土，但在分析当中还是很管用的。我们自己摸索了很多办法，怎么去调研，怎么样去克服其中比较难的项目，到实验报告的最终完成，只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和其他两个人，3人一组。经过了这种锻炼，后来到了单位以后发现大有用处。

我们那个年代的复旦和现在不一样，政治运动很激烈。我们常抱怨说，“文革”真是不像话，一搞就把我们好不容易得到的学习机会给浪费了。停课开什么批判会啊，政治发言啊，我们都挺厌倦的，很多应该那个时候学的知识都没学到，等到年纪大了再学就有些困难了。以前基础更好的话，可能如今我们的工作也会做得更好一点。我们这班大概三十几个同学，做到教授这个岗位的，加我好像有四五个。就我们这样经历的人而言，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现在我们同学间的联系还是蛮多的，打打电话啊，或者有来出差的大家就乘机聚一聚、碰个面。以前江绵恒没当中科院副院长时，大家起码每年见一两次，后来工作太忙了，联系就少了，但我和他都在中科院，接触的机会还是有的，他最近还担任全国最大的上海“光源”工程的总指挥。同学中真正从事放射化学的已经不多了，大多改行，因而通过工作交流的机会就少了些。我们这个班有一部分是定向培养的，像江绵恒是从粮食部门来的，他对放射化学不是很感兴趣，就转到物理学方面去了。另有许多同学是二机部特招来的，我估计从黑龙江建设兵团就招了大概有七八个。原先说好我们毕业以后都要回二机部，但“四人帮”粉碎后，我们的分配方案变了，后来几乎都到后处理工厂去了，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四川等比较偏远的地方。

于是我去了四川重庆核工业部后处理工厂，有4年多。我这一生没多少选择是自己作的，基本都是听组织。读大学，是指导员叫我填了复旦，专业也没得选；毕业分配的时候也是，领导说你必须去外地，身为党员也只有听从安排，我还是去四川了。回上海还是因为我和夫人结婚了，她又当了研究所的党委书记，领导关心新的干部有什么生活困难，才把我调回来了，大概是1981年。但其实1978年起我就在这里工作了，因为这个所和核工业部后处理工厂有个废水处理共同攻关的项目。从实习到工作我都是在四川的工厂里搞废水处理，到了研究所，自然还是搞这个。

那时一般放射性废水都是根据蒸发放化方法解决的，但是出现了新问题，就是放射性后处理工厂的人员穿的工作服，使用到一定时间要交给洗衣房清洁，那时不像现在普遍用洗衣粉，表面的活性剂会鼓泡，一蒸发好不容易弄掉的放射性物质又出现了，能耗很厉害。二机部就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委托我们找出解决办法。其实关键就是搞膜分离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上对此研究比较兴盛，但在国内还是从未有人尝试过的一个挑战。我学的是放射化学，要搞膜分离，还要学高分子材料、还有生物中有关膜的知识，蛮辛苦的。那时我们那个小组只有6个人，要自己去搞课题、自己去调研、自己去弄经费、自己去争取项目，最后才发展成了现在研究室的规模。90年代初，科学院的经费很困难，有时候连工资都要延期支付，其实资金是有的，就是周转不过来。我们就独立承包了这个项目，把产品推向社会，自己把自己养活。这些还是得益于大学时老师对我们的训练，就是一个完整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比如说要先进行调研，搞清楚国内和国外现在的状况，掌握方法，认识问题的主要矛盾在哪儿，我们有哪些条件可以克服这些困难，前景如何，这些确实是我们能够终身受益的。我几次碰见郑老师，都对他说，他教我们的东西真是很管用，我们一辈子都在靠这些。

很多关于现在复旦的事情我还是通过杨福家了解的，他给我们当过一段时间的所长，会讲一些学校的情况。现在的大学给我的感觉好像膨胀太快了，一味地招很多学生，把整个学校的地盘、建筑搞得很大，但学生出校园以后，能不能很快地帮助社会解决一些问题，这才是大学教育主要的目的。现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欠缺，我深有体会。来我们这里实践的本科生普遍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来的硕士生也不见得水平高了多少，还得像教本科生那样教他。如果硕士生来了以后很快就能上手，能独自处理好一些事情，我就会比较满意，但现在很少有符合我期望的，我带硕士研究生很累，带博士生会稍微好一点，但总是不如以前了。因为自己学生时代的经验，所以我带学生都是一开始就让他们自己去摸索，自己去闯一条路。我只给大概的方向，提供基本的实验条件，其他的要靠他们自己。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就反对这个，希望靠现成的。最近有一个学生就是这样，我很不满意，我说他今后可能会很没出息。以前学生都还可以的，我给他一个很简陋的条件，他也能搞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虽然这些东西未必有大用处，但是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他掌握了。对于学生来说，最主要应该学会的就是这个。我当然也希望我的学生能出些看得见的大成果，但最主要的还是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要想得对，自然就会处理，临时一个课题做得很好，但没解决根本，到最后还是会不行。另外经常尝试解决难题，可以帮助学生增加克服困难的勇气，把最困难的事情做完了之后，会觉得其他的问题都不在话下了，以后遇到困难再也不怕了。

我跟复旦、市科教党委以及教育口子的领导现在接触也比较多。我们一起开会时常会讲起复旦的未来发展，主要着眼点似乎还是在怎样迁地、怎样建房子、怎样添置一些设备，而怎样提高学生质量提得比较少，而这方面恰恰是最应该注重的。我的孩子在英国读硕士，他就觉得，国内的老师不像国外老师那样对他们负责。他英语不太好，本科的时候直接到那里，先花3个多月的时间读语言。那里的课程怎么设置？一个班7个学生，4位老师！老师分工很细，谁上口语，谁教写文章，谁分析句法什么的，而且规定不许讲中文。同学都是中国人很容易讲中文，于是谁讲中文要罚款，罚款放在边上大家一起去买东西吃。就是刺激学生的反应，不讲中文，必须要用英语来思考，来回答问题。这样的班规模很小，如果要讲求经济效益的话它可以弄得很大，但学校还是觉得质量为先。想想在7个人的班上你的发言可以有多少次锻炼，而在30个人的班里能有多少次？我儿子是学计算机的，本科毕业论文是把圆明园用动画恢复出来。他的作品不是本校参阅，而是送到别的学校去打分数，学校的教育质量还能互相监督。

另外，还有件事情我印象深刻。我们夫妇曾经接到学校一封来信，说：“开学一个月了，我的课你孩子到现在还没来上过。”我们紧张得不得了，想这还了得，赶紧打电话和儿子联系。他说：“不要紧张，我这门课选了，不过选的是另外一位老师，是学校衔接工作没做好，我也没和老师讲清楚。”原来那位英国的老师只要有学生上他这门课，他就要考勤。他发现有学生不来，就和学校反映，要来家庭地址，把信写到中国来，告诉我们作父母的。事情问清楚了以后，我对儿子说：你去和老师说明白，但最好让老师给我们写个回复，这样我们也不怕你这个小孩骗我们。结果那位老师很负责地写信来说：“这个事情是我不好，没搞清楚，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就很放心，觉得人家对学生的管理，保证教育质量，都有许多措施，动了许多脑筋。

办学追求的就是质量，学校的教学质量有保障，大家才会信赖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提起就会说：“好好，是真正能够做工作的。”现在我们研究所迫不得已，都要本科毕业生，自己来培养，本科生来了以后要教的东西可能更多一点。但硕士生没什么实际能力，待遇还要比本科生高，而且工作不稳定。我们这里普遍的反映就是这样。我们研究所在上海郊区，比较偏，不太能招到很好的学生，往往是一些师范的，连化学操作都没经历过的，都得很累地从头教。所以现在很多学校的品牌和学位都名不副实，学生的实际素质根本达不到，我们招他进来什么也干不了，这对我们整个社会将来的发展很不利。

（采访整理：林思加、俞路、潘诗绮、丁昆、王开字、陈天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