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不忘逆，回旋有余

曾国藩箴言：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

中国古代有“狡兔三窟”之说，是说办事情要多路经营，要留有回旋的余地。曾国藩也深谙“回旋术”，做任何事都给自己留余地。在建军之初，他就奉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那就是既有湘军，又办淮军。

招募淮勇是曾国藩心中酝酿已久的大事。1859年初的招募皖北马队可以称为发轫之举。此后，在1860年8月议办淮扬水师时，曾国藩又接受胡林翼的建议，准备建立陆营以辅弼水师。

曾国藩授意李鸿章招募淮勇，创立淮勇新军，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战线延长和湘军兵力不足的矛盾。还在1860年8月，曾国藩在《复奏统筹全局折》中就提出了编练淮勇的建议。然而，咸丰帝立即命都兴阿督办扬州军务，令湖北派拨精兵救援，曾国藩一时无法实施，但曾国藩仍认为“用楚军之营制，练淮徐之勇丁”切实可行。这可以说是筹议淮军的先声。

1861年6月，当曾国藩在湘军中组成了以黄翼升为统领的淮扬水师九营后，编练陆营淮勇的计划便被提上了议程。

在由李鸿章正式招募淮勇前，湘军系统已有三营“淮勇”。一是马从震的震字营。马从震为桐城团练头目马三俊之子，其父1854年被太平军所杀，他于1860年3月到宿松投奔曾国藩，曾国藩令其招募一营，号为淮勇，移师祁门后驻守榉根岭，不久即拨归左宗棠入浙作战。二是张遇春的春字营。张为李鸿章旧部，1860年应李之召来祁门。三是李元济的济字营。李元济为1858年投降的皖南太平军将领，其部先作为团练随杨载福(岳斌)在建德一带作战，1860年7月由曾国藩从中选取五百人编为济字营。李鸿章募勇开始，曾国藩便将春、济两营拨归其统辖。

1861年，太平军在江浙取得突破进展，清廷的财赋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临被太平军即刻占领的威胁，因此，清廷及江浙地方官绅，都向曾国藩发出派兵救援的请求。曾国藩意识到这是扩大湘军的极好时机，但不宜将精锐派到上海，只能另辟蹊径再练一支军队。

曾国藩认为，湘军嫡系，能够胜任此项事情，对湘军，对自己都大有益处，断不会成为掘墓人。经过再三权衡，他举荐李鸿章担此大任。1862年2月28日，曾国藩与李鸿章通宵畅谈，嘱咐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洋务可以缓办。他深谙在封建的中国“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他还看出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不改正将后患无穷，因而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提出忠告:李续宜以“从容”二字规之，沈葆桢、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在给李桓的复信中表示，对于师友们的劝诫，“当奉为枕中秘”。

1861年12月，曾国藩基于同样的考虑，让李鸿章招募淮勇，组建援沪之师。李鸿章受命之后，考虑到“徒党星散”、“立时募练”困难重重，而庐州一带旧有团练较为强悍，自己对当地人情也较为熟悉，所以决定搜罗并改编庐州一带旧有团练，组建淮军。于是，李鸿章坐镇安庆，征召庐州一带旧有团练。

在曾、李决定“创立淮勇新军”后，李鸿章特邀张树声前来面商一切。张树声不仅自己募勇相从，而且还左提右挈，动员刘铭传等“各建旗鼓”。由于曾、李决定招募淮勇和庐州旧有团练令双方一拍即合，使得李鸿章招募淮勇十分顺利。于是，多次在舒庐一带旧有团练中进行改编，又加以部勒营哨，即成新军，因而，仅仅两个月时间，李鸿章就成军数营。

李鸿章所部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2月22日，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于是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曾国藩为树立淮勇风气，便答应了李鸿章的请求，陆续调拨湘勇八营拨归淮军，作“赠嫁之资”。这样，淮军初创时期的基干队伍形成了，共计13营，6500人。3月4日，李鸿章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曾国藩调拨给李鸿章的程学启(太平军叛将，后投靠湘军)、滕嗣林等营，这标志着淮军正式成军。

淮军建成后，就成了曾国藩势力的有力补给，很快加入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行列。当时，淮军的武器装备是晚清各支军队中，变化最大、最迅速的一支。淮军在1864年前后完成了第一次装备更新，尽弃冷器，实现了火器化。

到19世纪80年代初又陆续完成了用后膛枪替代前膛枪的更新，而此时的湘军和练军都保留着相当比例的冷兵器。到90年代初，淮军又完成了以连发枪取代单发枪的再次更新。晚清时期，淮军始终以其装备最新最好而位居各军之首。

淮军是按照曾国藩的湘军模式一手编练起来的，在其衣钵传人李鸿章的统帅下，通过镇压太平军，与列强侵华常胜军既勾结又争夺，直至最终取代常胜军，成为能够任凭他调遣的另一支武装力量。这时，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曾国藩“两条腿走路”的战略意图。

李鸿章到上海后，处处以弱军自居。他打定主意，即使朝廷下十二道诏书也不出兵，因为军队是他的血本。不久，慈禧又施加压力，声称如果再不出兵打太平军，就将他调离。李鸿章仍不回话，清廷知道只有曾国藩能调动他，于是命令曾国藩劝李鸿章出兵作战。李鸿章曾向老师诉苦，曾国藩知道个中奥秘，开始坚决支持他按兵不动，待清廷令他劝李鸿章出兵的谕旨下发后，曾国藩又出一招，让李鸿章“勉为应允”、“会防不会剿”，即与外国势力一同防守上海，但不参加共同对抗太平军的会战。李鸿章经过多次试探，终于看清洋人的用意是拿他的军队当替死，因此，他不但佩服老师的眼力，更坚定了不出兵的信念。自此后，李鸿章处处秉承老师的旨意办事，在上海六个月间，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信即有44封之多。他把曾国藩比作佛祖释迦牟尼，而自己是佛门传徒习教之人，附骥尾以成名;他常事事请命，时时请命，尤其是洋务大政，李鸿章推曾国藩领头，从而掀起极大的声势。曾国藩得虚誉分担风险，李鸿章则由此实力大增。

李鸿章投桃报李，每月仅接济曾国藩安庆大营的银两就达四万之多，洋枪洋炮更不计其数，有一次仅子弹就送了一百万发。

攻陷天京前后，曾国藩实际上是清军的前线总司令，且握有苏、浙、皖、赣四省军政大权。不过众所周知，朝廷已经忌其兵权过重，表面上对他赏识器重，骨子里却是各怀鬼胎。因此，曾国藩亟需一位心腹内应，他最怕清廷内部矛盾激化成灾而殃及自家。曾国藩曾有一句座右铭，后为李鸿章发挥光大:

“禹墨为体，庄老为用。”即吃苦实干，又无欲无为。表面上看它很消极，其更深的含义是以实力对抗压力。曾国藩曾有写一本《挺经》的想法，书虽未出，李鸿章已深谙内中之味。李鸿章曾对知己者说过: “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在湘军攻陷天京时，曾氏兄弟一度大遭非议，李鸿章暗中支持老师，并用“墨守挺经”四字相勉。

后来，在湘军攻陷天京之后，长期浮沉宦海的曾国藩鉴于“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的惨痛教训，决定裁湘留淮使淮军成为“以济湘勇之穷”的一支后备力量。曾国藩、李鸿章能够在晚清急剧动荡的社会风云中站稳脚跟，完全靠的是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军队。

裁湘留淮，使曾、李两家联为一气衣钵相传。当李鸿章声望日隆，甚至超过老师时，在重大问题上，如“剿捻”、办洋务等等，他与曾国藩仍保持一致。

李鸿章确是光大曾氏门庭的学生———曾国藩死后，李鸿章还自谦地说自己“帅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办事而兼传教之人”，既以功显，又以文彰。他不但成就了事业，而且找到了事业上的继承人。至于以思想影响后人，就更不必说了。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所谓留有退步，有两重意义:一是为个人的安危荣辱作打算，避免兔死狗烹的结局;另外就是为事业成败作规划，使你的上级完全信任你，放手让你去担当重任，而不至于临阵易将，让你所做的一切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