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箴言：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清朝的正规军称为“经制额兵”，主要有八旗和绿营二种。由于清政府为防止兵将相合而构成对统治的威胁，采取一有战事，各地临时调兵以成军的做法。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说:所调之兵，天涯一百，海角五十，兵与兵不相熟悉，将与将不相和睦。此营打败，彼营掉臂不顾，甚至掩口微笑，军营以终身不见“贼”面而后快。这样的兵，这样的将，岂能“平贼”?欲练勇万名，“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利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
湘军是后来的名称，开始称为湘勇，它的性质是保卫地方治安的，根本不能和正规军相比。也就是说，不但朝廷，而且地方官也没把湘勇看在眼里。
更为严重的是，湘勇屡屡受到歧视，打了败仗地方官就请求解散这支非正规武装，打了胜仗就会招来嫌弃。湘军及其第一统帅曾国藩最初的日子是很屈辱的。早在湘军主力开往南昌抵抗太平军期间，长沙的绿营官兵不止一次地起哄，公然殴打湘军弁勇，并打进曾国藩公馆。
塔齐布最初奉曾国藩之命，在长沙加紧训练湘军。绿营兵从来纪律败坏，营操废弛。长江协副将清德，目击塔齐布“谄国藩”，练兵无虚日，大为不满。他拿出将官不应该受文官统辖的祖制，要弹劾塔齐布，说塔齐布盛夏操兵，虐待军士，还威胁说: “提督现驻省城，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塔齐布受此恐吓，畏惧不敢出。
曾国藩对清德这样做大为不满。他认为湘军是一支独立于八旗、绿营兵之外的“义师”，虽总督、巡抚、提督、总兵也无权过问。实际上，他在争湘军的独立性。1853年夏，他两次参奏清德废弛营操，清德因此被革职。同时，奏荐塔齐布，拔擢为中军参将。扬勇抑兵，用意显然。鲍起豹与绿营官兵对曾国藩怀恨在心。当年7月的一天，湘军弁勇试枪不慎，伤及绿营长夫，这下惹怒了绿营兵。他们吹角执旗，列队攻湘勇。曾国藩将犯过弁勇责打二百军棍，平息了这次乱子。不久，绿营兵与塔齐布部湘勇赌博，发生斗殴。绿营兵吹号执旗，下城与湘军开战，围攻参将塔齐布公馆，毁其内室。同日晚，绿营兵汹汹满街，肆无忌惮，包围曾国藩公馆，刺伤曾国藩护兵，几乎刺伤曾国藩。曾国藩急忙向巡抚骆秉章求救。骆表面惊讶，喝退众兵，但对这一严重事件不闻不问。司道官自然向着巡抚讲话，说曾国藩操切激变，即“罪有应得”。曾国藩一肚子委屈也不说出。曾国藩的幕宾等敦劝据实参奏，请示惩凶犯、辨是非。曾国藩却说: “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平大乱，反以琐碎事来烦扰皇上，我内心十分不安。”决定“抽掣转移，急为衡州之行”。
曾国藩移师衡州，另外还有一番打算，他认为在衡州练兵，不像在长沙省城之地，耳目众多，“动多触碍”。走避山乡，若捐款多，则多练弁勇;若捐款少，可以少募弁勇，张弛伸缩，别人无法横加干涉。1853年9月29日，曾国藩随同湘军移驻衡州(今衡阳)。
兵书曰: “羽翼未丰而遭众忌，乃招祸之端。”又说: “谋未行而先令人知，乃凶兆之端。”一个成功的谋略家必须洞察巨微而不为他人所制。曾国藩为他的湘军争独立地位，并为了扩大湘军，避开众多耳目，移师衡州是典型的退避三舍，走为上计。当然，曾国藩非常明白:在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避开恶人，不与之消耗精力，是一种睿智之举，否则你会累得筋疲力尽，而无好的结果，故唯有走为上计。
曾国藩早在京城为官，深研《易经》，对“潜龙在渊”尤为加意。他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在一起只有一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四次抗清廷圣旨，甚至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文镕被太平军击败而不救。曾国藩这个时期的策略便是深藏不露，遮住原形，正所谓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1853年，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清廷合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攻陷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是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熟练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此，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剧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一时形成“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局面。
其实，清廷催曾国藩赴援外省，不过因为湖南乡勇可用，让他们前去配合绿营兵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绝非要他充当主力，独力担负与太平军作战的重任。所以，当曾国藩在奏折中处处以四省合防为词，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时，咸丰皇帝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 “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可见，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来，曾国藩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嘘，并非深思熟虑的举动。
因而，咸丰皇帝再次催促他“赶紧赴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 “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葸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 “臣自知才智浅薄，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
并进一步倾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 “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了出征的准备。多少年后，他还对此念念不忘，并专门请人从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与座船一起丢失)，与咸丰皇帝的“朱谕”一起保存，“同志恩遇”。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当湖北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湖广总督吴文镕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无论公理私情他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接到吴的信函后仍不想赴援，只是由于王錱誓报江西谢邦翰等人被歼之仇，积极要求赴援湖北，才不得不勉强同意。后来一接到“武昌解严，暂缓赴鄂”的谕旨，便乘机取消了王錱赴鄂之行。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进，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皆复函拒绝，并反复说明不能草草轻发的道理。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并且，与恶人计较，是消耗体力的斗智过程;与恶人周旋，最好是让他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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