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箴言：吾生平长进，皆在危难之际。
湘军在靖港战败的消息传到长沙，那些湖南的官员们本来就恨曾国藩多事，听说曾国藩打了败仗，更是幸灾乐祸。还有人跑到巡抚骆秉章那里告状，要求参劾曾国藩，并解散湘军了事。一时之间，闹得个满城风雨。曾国藩自己也悲观到了极点，回到长沙后就不肯吃饭，不肯更衣，也不肯洗脸，整个人蓬头垢面;他还暗中写好了遗书，让曾国葆买好了棺木，准备再次自杀。
悲观是暂时的。大败之后，曾国藩再埋头募兵练兵，原来的老湘军只剩了4000人，他陆续增至水陆二师两万多人，修造舟师，配备炮械。咸丰四年(1854年)六月中旬，曾国藩再次指挥水陆二师北上，发动湘军的第二轮攻势。
7月1日，湘军水师统帅褚汝航克复岳州，太平军骁将曾天养反攻，大败。
7月16日再反攻，又败。曾国藩沾沾自喜，得意洋洋。7月17日他又亲自出阵，率李孟群、陈辉龙两支粤桂水师，自长沙到达岳州，次日在南风大作的情况下出队攻打白螺矶。
曾天养带几艘小船来诱敌，陈辉龙拼命地往前追，大船搁浅，动弹不得，于是陷入包围，曾天养埋伏的战船齐出，陈辉龙阵亡，水师统帅褚汝航、同知夏銮、千总何若澧急驶救援，结果这三员大将全部受伤落水而死，陈辉龙全营覆没，褚汝航等也损失了二十多条战船，官兵阵亡好几百人———人家打得好好的，曾国藩一上来便损兵折将，而且空前惨重，还使褚汝航送了命，把克复岳州、三次大挫曾天养的汗马功劳一笔勾销。
先声夺人的石达开从容部署:他用罗大纲守梅花洲，林启荣守九江城，自己极为巧妙地以东岸县城为大营，督促水陆两师严密布防湖口内，扎了大小木牌各一座，东岸筑土城，西岸筑木城，营外广布木柱、竹签，厚达十余丈。然后再沿城掘壕数重，埋设地雷，上用巨木纵横为架，却是遍设铁蒺藜。所有防务工事，太平军倾城而出，一日之内便告完成。第二天早晨曾国藩又坐官船前来窥探，直惊得他目瞪口呆———石达开似有神助，他竟能在一天之内将这座陷于重围的九江城，变成了金城汤池，铜墙铁壁一般!
12月，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李孟群合兵一处，猛攻梅花洲。曾国藩命水师120余号，精兵2000余人，尽除鄱阳湖口障碍，冲入湖内。石达开见状哈哈大笑，因为湖口障碍如此容易清除，正是他的诱兵妙策，当时只听一阵锣响，湖口两侧太平军工兵齐出，飞速设卡筑垒，断了这大队水师的归路，使实力雄厚、所向披靡的湘军水师，在湖里湖外被斩为两段。
石达开困住了湘军水师之后，也不去攻打他们。当夜，他知会梅花洲的罗大纲，尽起舴艋小舟，突击湖口彭玉麟、李孟群的水师。黑暗中彭、李不知来船多少，心惊胆战，被太平军焚掉大船9艘，小船30余只。李孟群、彭玉麟开船便走，一路痛遭太平军小船袭击，这两员水师大将差一点儿送了性命。
李孟群、彭玉麟率领残余船只逃到上游，另一半水师还困在鄱阳湖里，左冲右突，逃不出来。曾国藩急得彻夜不眠，绕舱彷徨，他辛苦经营多年、视为百战百胜无上法宝的水师，被石达开略施小计，一次袭击，损失了一半有余。
12月25日，石达开挥师反攻。半夜三更，星月无光，他使林启荣自九江，罗大纲由小池口，两路进攻，只用了一百多只小船，突击湘军水师，衔枚疾进。
金鼓一鸣，待驶近湘军水寨，火弹喷筒齐发，满江密布火网，曾国藩麾下的战船，纷纷起火燃烧。一队舢板，直扑曾国藩的“坐驾船”———旗舰。黑夜之中，远近不辨，吓得曾国藩衣冠不整，被护卫救上小舟，仓皇逃到陆上，投奔罗泽南的大营。他“旗舰”上的管驾官、监印典吏、两名把总、无数卫士全部被杀，水师全溃，将士四散奔逃，湘军的文卷册牍、粮台银两，尽入太平军之手，这一战湘军水师一百多号战船烧得精光。曾国藩在罗泽南的营里，目睹水师覆灭，船沉勇溃，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愤不欲生，又一次赴水求死，幸为罗泽南、刘蓉竭力拉住。曾国藩自杀不死，黯然逃到南昌，受尽天下的冷嘲热讽、奚落讪笑。他说，这一次惨败，是他的平生四大惭之一。
一次又一次的惨败，也曾使曾国藩灰心丧气，悲观到极点，乃至蓬头垢足，不饮不食，跑到山上去写遗嘱。但是，他的自杀作为并非悲观失望，事情并不这样简单。一次次失败，完全是由于自己指挥不当，这种羞愤也足以让人以死相谢了，更重要的，他从小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为国捐躯、尽忠报国、舍生取义之类的思想，早已渗进了他的灵魂。“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是曾国藩的夙愿。事实上，从他从戎那一天起，就已经作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时传来了安排去打湘潭的那部分湘军大捷的消息，吹散了曾国藩的满面愁云，也改变了长沙城内的形势。长沙官场一改对曾国藩和湘军的歧视，骆秉章也开始热情起来。曾国藩和湘军的政治处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但曾国藩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咬牙立志，发愤图强。回到长沙以后，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二次战役的惨痛教训。他意识到湘军在靖港的战败，固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湘军自身存在着严重的弱点。一是湘军的训练仍然不精，特别是水师成师过于仓促，大都未经过演习训练，这就大大影响了它的战斗力;二是赏罚不明，缺乏严格的纪律，在有些地方甚至还不如绿营。同时他还深刻意识到:最初来投奔他的人，非亲即故，且抱着各种目的而来，因为台面小，所以凡事多让，久而久之，连原则也丢失了。他也认识到，一旦条件有所改善，局面有所打开，就应破除情面，以正视听。他检讨导致湘军缺乏纪律的原因，主要是他过去治军强调以道义相号召，用忠义感召部下。而且，湘军的骨干与曾国藩都有密切的关系，不是同乡，就是同学，或者是同僚，他过去总觉得对他们无法用法纪来进行约束。
曾国藩找到存在的问题之后，决定立即设法加以解决。他从明赏罚、严军纪做起，在长沙南门外的妙高峰展开了认真的整军运动。他对各营在此次作战中的表现进行了调查，发现在岳州之战中，敢于对抗太平军的，只有彭玉麟一营;湘潭之战中，敢战者只有塔齐布两营、杨载福两营，其他各营都是望风而逃。即使是这数营敢战之勇，在打过胜仗之后，也只知道抢分太平军留下来的财物，全不回到长沙，还有一些直接跑回了湘乡。甚至还有人将战船开入湘乡内河，各自登岸逃归，听任战船漂流河中。彭玉麟战后为有功水手发放功牌，水手们见到忽然得到的顶戴，便说明自己原来在花名册上的名字是伪造的，是为将来逃走作准备的。
曾国藩对此十分气愤，他从明赏罚、严军纪做起，凡溃散之营便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曾国藩根据兵贵精而不贵多的原则，依据勇于战斗的条件，决定士兵的去留。经过这番整顿和裁撤，留下的仅有水陆两部五千人。其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这对曾国葆的打击很大，多少年后还一直深居简出，拒见宾客。同时决定将王錱留在湖南，命罗泽南跟随其出征，令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增募新勇，使湘军人数又扩至一万余人，在衡州、湘潭修造船只。同时，除湘军本身的扩充以外，将胡林翼的黔勇增募至两千，征调了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所率的船队和广西候补道员李孟群统率的船队，共计一千余人。在困境中持此种态度与行为的人必当是一个具备成功素质的人，至于能否成功，用曾国藩的观点，还要看“天意”了。
经过整顿之后，湘军留下的仅有水陆5000人。在大量裁撤的同时，曾国藩又让在这次作战中涌现出来的几位有带兵和指挥能力的营官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等增募新勇。湘军水陆师在总的规模上人数达到了19000人以上，还不包括长夫等非战斗人员。
对于新招募的勇丁，曾国藩强调宁缺毋滥。他对湘军营官也明确表示，今后不论是谁，打胜仗就可以升官发财，打败仗则立刻走人。在平时训练和军营生活方面，曾国藩也为湘军立下了规矩:每天早晨必须五更起床，起床后立即进行早操，在扎营时要认真筑垒，垒墙须高8尺，厚3尺。墙内须有内壕一道，墙外有外壕2道或3道。壕沟须宽8尺，深6尺，壕内须密钉竹签。
通过两个月的整顿训练，湘军的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湘军以后所以能战，与这次整顿有很大的关系。曾国藩自己对这次长沙整军也评价很高，认为是建军成功的第一步。
有自知自明，知道自己失败是败在哪里，自己受挫折原因在哪里，并且及时进行改正，这正是曾国藩的过人之处。
失败不等于绝望，跌跤不等于人生的路已走到尽头，挺起身来，看看自己要做的事，再打量一下自己，分析分析，是否能胜任，如果不能胜任，最好找一个与自己相适应的事，不必一条道跑到黑，“勇往直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成功便成仁”的做法就更没必要了。把失败当作磨砺自己的机会，是一种积极的心态。要知道自己败在哪里，这是应对失败的一个重要方略。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当我们在成功的道路上突然陷入了死胡同，百般努力都找不到出路在何处时，最好的方式无疑就是“退”。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退”在某些时候，往往能为我们开创一片新的天地;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退”能够为我们创造出更多的机会。所以，退也可以看作是为了抓住更大的机会而“进”所作出的必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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