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情绪伤感的日记

一篇情绪伤感的日记

原文

早，清理文件。饭后见先锋官三人。写张小浦信，改信稿五件。接何廉昉信，写作俱佳，依恋之意，溢于言表，才士不遇，读之慨然。倦甚小睡。剃头一次。中饭后习字二纸。温《货殖传》毕。

夜接孙芝房信，告病体垂危，托以身后之事，并请作其父墓志及刻所著诗十卷、《河防纪略》四卷、散文六卷；又请邵位西作墓志，亦自为手书别之，托余转寄。又接意城信，告芝房死矣。

芝房于去岁六月面求作其父墓表，余已许之。十一月又寄近作古文一本，求余作序。余因循未及即为，而芝房遽归道山，负此良友，疚恨何极！

芝房十三岁入县学，十六岁登乡举，廿六岁入翰林，少有神童之目，好学励品，同辈所钦。近岁家运极寒，其胞弟鳌洲主事、叔孚孝廉相继下世，又丧其长子，又丁母忧，又丧其妻，又丧其妾，皆在此十年之内。忧能伤人，遂以陨生。如此美才，天不假之以年俾成大器，可悲可悯！因忆道光二十八年刘菽云将死之时，亦先为一书寄京以告别，请余为作墓志。凡内伤病，神气清明不乱，使生者愈难为情耳！（咸丰九年三月三十日）

评点

当年写这篇日记的时候，曾氏心情一定十分伤感，因为日记中提到的三个人，都是才高而命不济。

他一早接到过去京师时的朋友何栻（廉昉）的来信。何栻是比曾氏晚一届的进士，诗文书法都令曾氏佩服。咸丰六年刚到江西建昌任知府，不料便丢失城池，妻、女与侄儿均死难，本人也遭革职处分。他下死决心要报仇，朝廷也就给他官复原职。原本就是惺惺相惜的好友，现在又同在江西，关系自然非比一般。

咸丰八年除夕，何栻忧时伤世，给曾氏寄来他一口气写的十六首七律。这十六首律诗情感浓郁，才识并茂，受到曾氏的高度赞赏，并因此而在幕府中引起众僚友的共鸣。我们来看看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九日，曾氏在日记中关于此事的记载：“未刻，作七律五首，和何廉昉诗，次韵。同和者为李次青、吴子序、甘子大、许仙屏数人，而王霞轩、邓弥之、何敬海等亦将和之。余因见廉昉诗才轩举，所著骈文、乐府皆有可观，悯其阖家殉节，因欲和诗一二章，以慰劳之，本无意次韵也。子序、次青诸君皆次其韵，余亦遂勉为之。”这么多人来参与和诗，这是军营中不多见的文雅之事。刚经历过三河惨案的湘军最高统帅部，其实还没有从雪上加霜的不利形势的阴影中走出来。曾氏在后来的两天中终于将十六首和诗全部吟成。三天之内和诗十六首，这是曾氏从戎以来所未有过的事。吟诗唱和，固然是文人之爱好，但更重要的是，曾氏和他的幕僚们或许是想借此来抒发一下久抑于胸的郁闷，以及瞻望前途时的迷惘。

我们仅选抄何氏与曾氏二人所吟的第一首，便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何栻：“后有壬年自此开，君看腊去春又回。长松骨立寒能敌，宿草心生土不埋。华实荣枯原气数，风霆喜怒报栽培。明夷自是箕文事，何用邅屯养菲材。”曾国藩：“域中哀怨广场开，屈宋而还第二回。幻想更无天可问，牢愁宁有地能埋。秦瓜钩带何人种，社栎支离几日培。大冶最憎金踊跃，那容世界有奇材。”

联想到曾氏出山八个年头来，荆天棘地，困难重重，而朝廷居然一直将他客寄虚悬，不授地方实职，“大冶”云云，哪里是对何栻的悯慰，完全是他心腔里滴出的血、眼眶里流出的泪！

日记接下来写到他从郭崑焘的信中，得知孙鼎臣（芝房）去世的消息。孙鼎臣，湖南善化人，自小有神童之称，道光二十五年，朝考（翰林院考试）第一名。这一届长沙府中式八人，连同祖籍醴陵的贵州黄氏叔侄，一共十人考中进士，其中萧锦忠为状元，孙鼎臣为朝元，周寿昌为南元。曾氏为此撰联为：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在千年科举考试中，这大概是长沙府最出风头的一届。这样一个才华过人的神童，本应该有出类拔萃的作为，却不料官只止于从五品的侍讲，政事与学问上也并无多大建树，而更令人同情的是十年间连丧至亲六人。孙鼎臣受不了如此大的打击，竟然去世于正当壮年的四十岁！曾氏想起这两年来孙鼎臣求他为其父作墓表、为其文章作序的事，心里伤感不已。又由孙而想起十一年前去世的好友刘传莹（菽云）来。同样是才学超众，同样死前托曾氏为其著作写序，同样英年早逝（刘去世时才三十岁）。曾氏这一天该有多伤感！

何、孙、刘三人都是当时的人中精英，都有才学，都有抱负，也都早达，但同时也都没有做出什么成就来。由此可见，一个人要做出公认的成就，该有多难！同样的道理，倘若做出成就，也并非就是自己的一人之功，这里面还有不少“命”的因素在联合起了作用。所以，即便做出很大成就的人，也无需过于自我矜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