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国际化的一般规律与条件

纵观上述各种货币国际化的历程，其间的特征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也能探寻到共性的规律，从而归纳出货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以及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一般经验。

一、经济实力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

通常情况下，决定一国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的关键因素是发行该种货币的国家或者经济体的经济实力。首先，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才具有庞大的经济规模，才能拥有巨大的金融市场与贸易容量，才能为本币提供广阔的活动领域。同时，一种货币在其发行国内具有法偿能力是依据国家的强制规定来实现的，但如果要在国际市场上行使货币职能，没有这样的强制手段，只能依靠自发形成的市场需求，而非居民之所以会需要他国货币，必然在于这种货币具有较高的价值。在金属货币时期，货币的价值能够根据其金属含量确定。而信用货币的价值通常认为是由其购买力决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生产能力强，单位货币所能购买的商品数量相对较多，非居民持有该种货币的意愿也会相应增强。

衡量一国经济实力通常是看该国的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前者的指标是该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后者的指标是该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一个规模较大的经济体不仅可以为其发行的货币提供购买力实现的基础，还具有较强的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同时也有条件发展容量大的金融市场。而规模大的贸易额反映出该国与其他国家经济交往密切，该国货币的需求和交易量也会因此扩大，其行使国际货币职能的可能性也越大。研究表明，无论按购买力平价还是按照实际汇率计算，一国产值在全球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上升一个百分点，该国货币在全球官方储备中所占的比重都会相应上升^[37]。

从英镑伴随“日不落帝国”的强大实力成为第一种国际货币开始，各种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都表明经济实力与货币的国际地位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是决定货币国际地位最主要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欧元问世之前，美国、联邦德国、日本的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在世界上排名前三，美元、马克与日元也正好是三种最主要的国际货币。

然而，货币国际地位的高低与经济实力并不是简单的正比例关系，实力相当的经济体所发行的货币的国际地位也会有明显的差距。决定货币国际地位高低的是其发行国（或者经济体）的综合实力。最典型的是美元与欧元：欧元问世之初，欧洲生产总值虽比美国少20%~30%，但其对外贸易总额超过美国25%。两者势均力敌。当时欧盟15个成员方的生产总值超过美国的10%~20%，算上申请加入欧盟的国家其生产总值还要增加10%。（同时其人口数也比美国高出约2/3）。但是，欧元在国际货币职能的各个方面都远逊于美元。关键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综合实力高于欧元区，尤其是在政策干预能力上，欧元区在维护欧元地位、处理危机事件等方面都因为必须要协调各成员方的利益，从政策的出台、执行到政策效果，都与美国相去甚远。

此外，国际货币的使用具有“黏性”，当一国经济实力下降时，其本币的国际地位并不会随之同比例下降。斯沃博达（Swoboda，1969）和拉斯（Tavlas，1991）通过研究发现，一种货币成为国际主要的交易媒介之后，非居民对其的选择与使用具有历史惯性^[38]。例如，当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英国时，英镑一直保持强盛至少半个世纪，直到英国经济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强大冲击，贸易和投资额大幅下降，外国资产纷纷被抛售，宏观经济持续低迷，英镑被高估，政府实行重重保护政策和一系列的资本控制等，此时英镑才让位于美元，失去国际货币体系的霸主地位。此外，小川和佐佐木（Ogawa&Sasaki，1998）通过一个货币在效用函数中的形式，将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与储藏货币职能分开来描述，并且使用1986—1993年间季度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发现美元在交易媒介职能上具有绝对优势，其他国际货币对美元的边际替代性很低。在此基础上，小川（Ogawa，2001）还研究得出美元在长期贬值情况下，却仍然能够保持其强势的国际货币地位，这说明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比储藏职能更被持有者看重^[39]。这些研究都充分说明，如果某一国际货币已经具备了庞大的交易网络与使用的便利性，即使是发行国的经济实力下降，该货币的国际地位仍然会维系很长的时间。

前文已经介绍过美国的经济总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超过了英国，但是在同样的时期内，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远远不能与英镑相比。这就充分说明了货币使用“黏性”和交易网络效应的重要作用。因此，经济实力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但经济实力与货币国际地位并非简单对应关系，国际货币的形成往往滞后于该国经济实力的提高。

二、贸易规模扩大是货币国际化的起点

货币的国际化起源于贸易的国际化，当贸易超越了国界，贸易的双方就需要选择一国货币来进行计价结算，这是国际货币产生最初的需求。研究结果表明，通常情况下，一国的贸易规模越大，该国货币就越容易被选中作为贸易中的计价结算货币^[40]。比尔森（Bilson）通过对国际发票的使用研究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基本上是选择发达国家的货币来计价，发达国家之间的制成品贸易，一般选择出口国的货币计价，而差异性制成品的贸易中，大多使用出口国货币开具发票^[41]。这是因为通常情况下，出口商比进口商拥有更强的市场实力，出口商在选择贸易计价结算货币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会选择本币来防范外汇风险。而进口商往往可以把汇率风险的不利结果转嫁给国内市场的客户，所以也会同意出口商选择其本币。因此，如果一国贸易规模大，尤其是拥有庞大的出口，他国对该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会转化成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出口国货币首先容易成为该国出口的计价结算工具。而伴随其在国际贸易中使用频率的提高，该种货币交易的便利性相应提高，交易网络扩大，将广泛在本国进出口以及整个国际贸易中充当计价结算货币。

前文论述英镑、美元、日元、德国马克等货币国际化的经验都能证明上述观点，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最初推动力都来自该国贸易规模的扩大和贸易地位的提高。然而，一国贸易规模和货币在贸易结算中所占比重并不一定成正比。美国的贸易份额占全球比重只有12.3%，但美元在国际贸易计价中使用的比例却高达47.6%。日本的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9.3%，但日元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的比例只有4.8%。只有德国马克在国际贸易计价中所占比重15.3%，与同期德国在国际贸易中11.8%的份额相差不大（如表2－7所示）^[42]。

表2－7　主要货币在国际贸易计价中的使用（出口）

资料来源：Philippe Hartmann：“Currency Competition and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选择并不单纯与一国贸易规模挂钩。通常情况下决定一国货币能否成为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因素大致包括以下四方面：第一，交易成本，即与其他国家货币兑换时交易成本最小的国家的货币会成为计价货币。第二，汇率稳定性，通常情况下，议价能力强的企业会选择本币计价来防范汇率风险，或者选择汇率相对稳定的他国货币计价。第三，通货膨胀率，麦基（Magee）和拉奥（Rao）指出，硬货币（低通货膨胀率）比软货币（高通货膨胀率）充当计价货币的比例要高。第四，商品特性和市场份额，出口商品在目标市场上所占据的市场份额越高，需求弹性越低，产品差异性越大，出口商的议价能力就越强，采取出口商本币计价（producer currency pricing，PCP）的比例越高，反之则更可能采用进口商本币计价（local currency pricing，LCP）^[43]。美元在汇率走低的情况下仍然成为最主要的贸易计价结算货币，主要得力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建立的庞大交易网络，以及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均以美元计价的惯例。德国的低通货膨胀率奠定了德国马克汇率的稳定，也成为德国马克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受青睐的重要原因。而日元难以成为与自身国际贸易规模相匹配的贸易结算货币，关键原因在于日本的贸易结构影响了进出口企业的议价谈判能力。日本的出口三分之一都是对美国，而美国的企业在进口贸易中约80%都要求以美元计价结算，日本进口商又难以舍弃美国的出口商品，只能被迫接受“收软货币”的外汇风险与损失。同时，日本是资源匮乏的国家，大量初级产品和原材料都需要进口，而这些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都是以美元计价结算，尤其原油100%都以美元结算。因此，虽然日本是贸易大国，但由于对外依存度太高，也只能在日本的传统优势行业如医药、金属加工、机械等使用日元结算。

三、发达而开放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程度提高的条件

当英镑成为国际本位货币的时候，伦敦也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中心。发达的伦敦金融市场为英镑持有者提供了众多可以选择的金融工具，英镑显示出极大的灵活性，增强了非居民持有英镑的意愿，提高了英镑通过贸易登上国际货币舞台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纽约金融市场迅猛发展，取代伦敦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资金运用最便捷的国际金融中心。美元虽然是凭借“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国际制度安排而成为国际本位货币，但纽约金融市场的发展极大地巩固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此外，德国马克的国际化离不开法兰克福和卢森堡金融中心的发展，日元国际地位的提高也得力于东京金融市场，而欧元之所以成为国际债券主要计价货币，也在于欧洲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创造了规模庞大的包括多个国家却用单一欧元计价的国际债券市场。这个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都远远优于之前各国分割的市场。由此可见，各种国际货币的诞生与发展都离不开其发行国或者经济体金融市场的发展。

通常情况下，一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意味着该种货币在境外流通量巨大。发达的金融市场具备相当的广度与深度，即拥有大量种类丰富的金融工具、发达的二级市场、高效率的金融机构等。这样的金融市场首先能为本币的境外流通提供便捷高效的交易网络，降低境外交易的成本，有助于本币成为国际交易媒介。同时，发达的金融市场还能够提供繁多的金融工具，满足非居民在安全性、流动性、营利性等诸多方面的储藏与投资需求，增强非居民持有本币的意愿和本币在国际市场上流通的灵活性。除此之外，发达的金融市场还可以为非居民持有本币提供贷款等融资便利，提高本币在国际市场上的流动性，满足境外对本币的国际需求。最后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还可以在本币成为国际货币引起大规模资本跨境流动中充当“避风港”，典型的就是美国，由于有容量巨大的金融市场，境外美元的回流，尤其是在诸如亚洲金融危机等特殊时期回流规模庞大，这些资金大多数能够在美国金融市场上找到投资渠道，因此没有给美国国内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些都是货币国际地位提高的必备条件和坚实基础。

根据各种货币国际化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一种货币最初登上国际舞台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但是，该货币国际地位的提高与深化，尤其是要能够充当金融投资的计价结算货币则必须要依托发达的金融市场。否则其国际化程度就将受阻，典型的例子就是日元。日本的金融市场相对欧美国家而言一直欠发达。虽然为了推进日元国际化，日本加快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并且建立了东京离岸市场、欧洲日元债券市场等为投资者提供以日元交易和投资的场所。但相比欧美国家的金融市场，日本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都仍然欠缺，特别是没有足够丰富的短期金融市场工具供投资者充分选择，降低了日元的国际吸引力。日本政府最早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来自美国的压力，主观上从政府到金融机构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促进国内资本市场效率的提高，金融市场的管制仍然比欧美国家严格，金融交易的税费成本也更高。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使日本金融机构被掩盖的一些长期缺陷，尤其是不良资产率高、效率低下等问题暴露出来。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破产清算，山一证券等大型金融机构相继破产或者自行停业，短期金融市场全面萎缩^[44]。这些表现严重损害了国际市场对日元及以日元计价的金融工具的信心，使日元国际化进程受到严重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强调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还应该要求该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因为只有金融市场的开放才会使资本的输出输入不受限制，货币的跨境流通与交易没有障碍，才能使非居民无须太大成本就能获得该种货币并方便地使用。然而，在一种货币国际化的初期阶段，货币非自由兑换或资本流动的管制不一定会阻碍其国际化的推进和程度提高。美元、德国马克、日元等货币国际化的经验都能佐证这一结论。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限制资本外流的措施。如，1963年的利息平衡税法案，1965年的美元对外贷款自愿限制法案等。然而这些限制措施非但没有阻碍美元的国际化进程，反而因为国际市场对美元的巨大需求促成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加速了美元的进一步国际化。德国马克的情况也与美元相似，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联邦德国政府并不主张德国马克国际化，特别是顾忌德国马克国际化会引起大规模资本跨境流动而干扰国内的金融市场稳定和货币政策有效性，联邦德国还采取了资本管制措施来控制资本跨境流动。但伴随联邦德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尤其是贸易地位的提高，以及德国马克币值的稳定，马克自发演变为主要的贸易计价结算货币和官方储藏货币，并逐渐成为欧洲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这两种货币的经验都充分说明一种货币的国际化主要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政府对货币兑换性的管制非但不能真正阻碍国际化的进程，反而会因为巨大的市场需求促使政府放松管制。日元的经验是一个反例：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政府的主动推进下开始了日元的国际化进程，但在1980年修改《外汇法》之后，日本才逐渐放开对资本账户下可兑换的限制。然而成了自由兑换货币的日元，其国际化程度却不进反退。从1995年到2008年，日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重由6.8%下降到3.27%^[45]。此外，国际贸易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以及银行对外资产中日元资产的比重均出现不同幅度的下降。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日本经济的衰退影响了非居民对日元的信心，从而减少了对日元的需求。

四、稳定的内外价值是货币国际化的重要保障

一种货币超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行使货币职能，归根结底的原因是非居民信任该种货币的购买力能够稳定地实现。具有稳定的内外价值是货币国际化的重要保障。

在典型的金币本位制时期，货币的内外价值凭借自身货真价实的含金量决定。对内而言，由于货币发行受货币当局黄金持有量的制约，不会出现滥发货币，导致降低货币价值的现象。对外而言，不同货币的汇率由铸币平价决定，受供求变化的影响会有所波动，但由于黄金输送点的制约使波幅极窄，汇率固定，货币的外在价值稳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典型的金币本位制无法维系。虽然各国通过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赋予了银行券虚拟或者间接的含金量，但是，由于银行券毕竟只是代替金属货币行使货币职能，没有真实的含金量，各国政府为了解决财政赤字等需要，逐渐扩大了货币发行量。在这种没有束缚的货币发行中，通货膨胀成为常见的现象，不同货币的对内价值因通货膨胀率的差异也有了高低之分。在货币对外价值方面，随着金币本位制的崩溃，虽然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人为建立了各国货币兑换的固定汇率制度，但是由于决定货币对外价值之比的铸币平价不复存在，货币汇率总是有升值或者贬值的趋势，货币对外价值的稳定需要更多外力维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国货币能够被国际社会接受，成为交易媒介与储藏手段，就需要具备稳定的内外价值。这样才能降低持有者的风险，减少人们为了货币价值变动的信息传递时间与费用，以及为防范价值波动而进行的套期保值等交易成本。

对内而言，如果货币的发行国或者经济体能够长期施行有效的货币政策，实现稳定物价的经济目标，从而稳定货币的对内价值，那么这样的货币就容易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国马克。正如联邦德国央行总结的那样，德国马克之所以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首先不是因为联邦德国国际收支地位的提高，这方面日本超过联邦德国；也不是因为国际政治相关因素，这方面美元才具有重要性。德国马克的重要性在于其内在价值的稳定，即它一般不会给其持有者带来损失^[46]。自1957年《德意志联邦银行法》颁布，联邦德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凸显，它执行法定权利可以独立于政府的指令，这就保证了央行在承担“实现货币供给预定增长”责任时不必束缚于财政的压力，可以对货币总量进行更周密的调节与监控，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了德国马克稳定的购买力，为德国马克赢得了国际市场的信任，使德国马克还未成为自由兑换货币时就已经成为国际主要的计价结算货币和储藏货币。

对外而言，一国货币汇率稳中有升的时候，在国际市场上最具吸引力。因为较为坚挺的硬货币更具有充当储藏手段的价值，同时由于其汇率稳定，在国际结算中收付双方使用该种货币都不用支付太多成本来防范外汇风险，也容易被选择成为交易媒介。从英镑开始，每一种货币登上国际舞台的时候，其汇率都表现为稳中有升，而走向衰落的时候，货币汇率也明显下跌。然而，硬货币更容易成为国际货币并不意味着要求货币的汇率持续升值。相反，如果一种货币汇率长期升值而被高估，往往会导致其国际地位的下降。币值高估的危害一方面体现在对进出口的影响上，通常情况下，本币汇率上涨会导致出口下降而进口增加，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及国内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币值高估会引发国际市场对该种货币及以该种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的投机性需求激增，而这样的需求有潜在的危机，一旦有诱因导致资本外逃，该种货币将急剧贬值，货币发行国金融市场甚至实体经济领域都会遭到巨大破坏。英镑、美元的由盛转衰都与币值高估有关，而日元国际化的受阻与汇率的持续升值更有直接因果关系。

五、政府的积极态度是货币国际化的辅助推动力

从各种货币国际化的历程中不难发现，决定一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关键因素是国际市场自发形成的对该种货币的需求。但是，政府在本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也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有强大能力的政府才能支撑本币成为国际货币。因为只有一国具有强大的国际政治地位，才能有力地维护本国利益不受其他国家的损害，其中自然也包括维护本币和以本币记值资产的安全性。同时，一个政治大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必然也会带动该国货币在国际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的使用，促进其本币的国际化。因此，蒙代尔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传统的事实，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创造了强有力的货币。”^[47]英镑称霸与“日不落帝国”的强盛同步，而英镑将霸主之位让给美元，也正是英国与美国在国际政治军事实力方面此消彼长的体现。同样，日本虽然曾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但是由于在政治力量上的衰弱，日元始终未能取得与日本经济力量相匹配的国际地位。即使是在亚洲，日元作为贸易计价货币的比例也远低于美元，这与德国马克在欧洲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完全不同。亚洲人对日元的不认同，欧洲人对德国马克的信赖，也正是日本和德国在政治舞台上表现差异产生的影响之一。

其次，政府能够为本币国际化提供政策的支持。尤其在货币兑换性问题、金融市场开放与改革等方面，政府的态度起决定性作用。正如前文所述，日本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的一系列推动金融自由化的改革确实成为日元国际化进程加快的最重要促进因素。当然，政府的政策推动应该注意时机的选择，同样以日元为例，当日本经济处在高峰期，日元在国际市场上开始具有较为明显吸引力时，日本政府由于惧怕金融市场开放带来的风险，对本币国际化问题态度谨慎消极，而后来积极出台政策推动的时候，日本经济已经走向低迷，日元失去了支撑其国际化的最坚实基础，政策的推动作用效果大打折扣。

此外，货币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往往会因为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或者国际货币体系变革而出现一些机遇或转折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力量无法进行总体把握，需要政府采取相应措施来有效利用外部环境的变化，如果利用得当，将极大地推动本币的国际化，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前，美国的经济实力就已经超过英国，但是由于传统习惯等因素影响，美元的国际地位仍然逊于英镑。正是由于美国政府把握了战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特殊机遇，由政府策划“怀特计划”经过多方斡旋，击败了英国的“凯恩斯计划”，才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安排，使美元成为国际本位货币。如果美国政府当时不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任由英镑继续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要通过市场的自发力量取代英镑，过程必将十分漫长。

【注释】

[1]冯郁川：《人民币渐进国际化的路径与政策选择》，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

[2][英]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3]冯郁川：《人民币渐进国际化的路径与政策选择》，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4]徐玮：《略论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载《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

[5]冯郁川：《人民币渐进国际化的路径与政策选择》，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6][英]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1750—1993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7]李志刚、修晶：《美元国际地位的变迁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载《红旗文稿》，2010年第9期。

[8]李志刚、修晶：《美元国际地位的变迁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载《红旗文稿》，2010年第9期。

[9]马琳、孙磊：《金融危机对美元国际地位的影响探析》，载《经济问题探索》，2010年第1期。

[10]李永宁、郑润祥、黄明皓：《超主权货币、多元货币体系、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核心利益》，载《国际金融研究》，2010年第7期。

[11]Cohen，Benjamin J.and Subacchi，Paola.“A One－And－A－Half Currency Syste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Fall/Winter2008，Vol.62，No.1，pp.151－163.

[12]冯郁川：《人民币渐进国际化的路径与政策选择》，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13]“道奇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麦克阿瑟经济顾问的美国底特律银行总裁约瑟夫·道奇根据美国政府稳定日本经济的要求制定的援助方案。主要内容为：第一，平衡预算；第二，取消补贴；第三，停止复兴金库的债券发行，设立美元基金；第四，规定日元汇率为1美元等于360日元。

[14]冯郁川：《人民币渐进国际化的路径与政策选择》，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15]高洁：《人民币国际化》，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16]IMF，Data and Statistics；IFS，Annual Report.

[17]冯郁川：《人民币渐进国际化的路径与政策选择》，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18]冯郁川：《人民币渐进国际化的路径与政策选择》，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19]冯郁川：《人民币渐进国际化的路径与政策选择》，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20]冯郁川：《人民币渐进国际化的路径与政策选择》，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21]冯郁川：《人民币渐进国际化的路径与政策选择》，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22]聂利君：《货币国际化问题研究——兼论人民币国际化》，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23]刘昌黎：《日元国际化的发展及其政策课题》，载《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

[24]潘理权、何春联：《日元与德国马克国际化比较及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载《江淮论坛》，2011年第2期。

[25]殷剑峰：《人民币国际化：“贸易结算＋离岸市场”，还是“资本输出＋跨国企业”？——以日元国际化的教训为例》，载《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

[26]王信：《西德马克可兑换和国际化历程及其启示》，载《中国金融》，2009年第16期。

[27]徐奇渊：《同样的汇率升值，不同的日本和德国》，载《世界知识》，2010年第8期。

[28]王信：《西德马克可兑换和国际化历程及其启示》，载《中国金融》，2009年第16期。

[29]王信：《西德马克可兑换和国际化历程及其启示》，载《中国金融》，2009年第16期。

[30]王信：《西德马克可兑换和国际化历程及其启示》，载《中国金融》，2009年第16期。

[31]戴金平、王志军：《欧元国际地位发展探析》，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7期。

[32]戴金平、王志军：《欧元国际地位发展探析》，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7期。

[33]戴金平、王志军：《欧元国际地位发展探析》，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4]戴金平、王志军：《欧元国际地位发展探析》，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5]魏革军：《欧元不会因危机而瓦解——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A.蒙代尔》，载《中国金融》，2010年第11期。

[36]魏革军：《欧元不会因危机而瓦解——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A.蒙代尔》，载《中国金融》，2010年第11期。

[37]Frankel，Jeffrey，A：“Still the Lingua Franca：The Exaggerated Death of the Dollar”，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5（74），No.4.

[38]徐奇渊：《日元国际化的经验及其对人民币的启示》，载《金融评论》，2010年第4期。

[39]徐奇渊：《日元国际化的经验及其对人民币的启示》，载《金融评论》，2010年第4期。

[40]Page，S.A.B：“The choice of invoicing currency in international trade”.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1981（85）pp.60－72.

[41]Bilson，J：“The choice of an invoice currency in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In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ed.J.S.Bhandari and B.Putma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3.

[42]申皓、周茂荣：《浅析欧元的国际地位和作用》，载《经济评论》，2000年第9期。

[43]高焰：《基于资本账户管制状况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载《浙江金融》，2011年第9期。

[44]孙海霞、斯琴图雅：《日元国际化进程和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载《亚太经济》，2010年第1期。

[45]IMF：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COFER），1995，2008.

[46]张红梅、姜丽丽、李春晓：《人民币升值与人民币国际化的互动分析》，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47][美]罗伯特·蒙代尔著、向松祚译：《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四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