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国家汇率变化情况

一、理论背景：汇率制度的争论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有这样学术讨论的背景：关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的争论：1953年，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发表了题为《灵活汇率问题》的论文，提出了浮动汇率制的优势，固定汇率制终将失败的论点。8年后的1961年，罗伯特·蒙代尔教授发表了题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论文，提出：“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能够比实行灵活汇率制度带来更多的利益。”“基于此，蒙代尔教授作出了欧洲货币联盟能够给成员国带来利益的经验判断，并因此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被一些人士称为‘欧元之父’。”^[1]他指出，汇率稳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是有好处的，而如果几个国家组成一个货币区，货币区内各个国家的汇率相互稳定，那么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好处。

在这汇率制度争论的背后，实际上有一个如何看待市场的问题，蒙代尔教授认为市场并非完全有效，主张政府要干预市场，尽可能让汇率稳定来促进经济发展；而弗里德曼教授则认为政府应该缩减支出规模，减少干预，汇率应该自由浮动，由市场进行调节。

在蒙代尔教授以后，许多学者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的探讨。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加入货币区的条件和加入货币区的收益与成本这两个问题上^[2]。

最优货币区的讨论应包括区域内的汇率固定和发行共同货币两个阶段，但一般的理论探讨并没有作出严格的区分。为此，在下面的论述中，尽可能予以明确的区分。

二、加入货币区的条件

一般认为，成员国加入货币区需要具备以下条件：（1）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在各国间自由流动；（2）区域内经济开放度高；（3）各国间经济与产业政策趋同；（4）生产与投资多样化。

如果一国加入了货币区，其货币对区内各国货币的汇率固定，即意味着当局基本上放弃了汇率政策；如果区内的共同货币取代各国内的法定货币流通，当局则完全放弃了汇率和货币政策；同时，其财政政策也将受到约束。为此，经济调整将不得不转为主要依靠要素流动等的市场自动调节。

在理论上，市场调节并不复杂：在AB两国模型中，如果A国经济萧条，失业增加；而B国经济繁荣，充分就业，有以下三种调节的可能性：

（1）A国的失业者去B国就业。从事后看，即便在区域内建立了劳动力的跨国自由流动体制，但由于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及家庭的限制，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2）A国经济萧条，失业增加，那么A国的工资就会下降，物价水平也下降；B国经济繁荣，充分就业，那么工资就会上涨，物价也相对上涨。由于在同一货币区内，没有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A国物价比B国低，那么B国消费者就愿意购买A国产品，而不愿意购买本国的产品，导致A国对B国出口增加，A国就业增加，经济复苏；B国进口增加，贸易顺差缩小或者变为逆差，就业减少，经济衰退。相互之间的商品自由流通与市场机制调节使得需求在AB国顺利转移，可有效地调节经济。即“工资－物价弹性”成立。

但实践中，各个国家由于存在工会组织等，工资大多只涨不跌。由此导致物价是刚性的，大多也是只涨不跌，所以“工资－物价弹性”不成立，难以有效调节需求的变化。

（3）生产和投资的多元化。当某个部门的需求向外（B国）转移之后，即进口导致生产萎缩、就业减少后，A国资金会转移到其他部门，使其他部门的生产扩大并吸收多余的劳动力。这样，需求外移带来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

综上所述，如果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物价的变化以及资金的内部转移，这三者之一能够顺利实现的话，就可视为具备了加入货币区的条件。其他视角的条件论参见专栏30：最优货币区的条件论综述。

专栏29

最优货币区的条件论综述

一般认为，前期有关最优货币区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方面。

1961年蒙代尔教授发表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当要素在某个地区内能够充分流动，而对区外不能流动时，就构成一个“最优货币区”。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制，要素流动性是区内的平衡机制；对区外实行浮动汇率，浮动汇率是对区外的平衡机制。

此后，许多学者从各种视角提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例如，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McKinnon）于1963年提出了经济开放度，彼得·肯南（Peter B.Kenen）的生产多样化程度（1969）、詹姆斯·英格拉姆（Jams Ingram）的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1973）、哈伯勒（Harberler）和弗莱明（Flemming）的通货膨胀和政策一体化标准，这些理论探讨从各个方面完善了条件论。

尽管如此，上述讨论存在如下主要问题：（1）难以度量，因而缺乏可操作性；（2）属于静态分析，且这些标准相互之间可能存在冲突；（3）分析对象是拥有完善市场体制的发达经济体，未必适用于发展中的经济体。

三、加入货币区的收益与成本

后期的关于货币区的讨论以收益与成本研究为主。整理各种论述，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收益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1）汇率固定有利于经济发展。货币区内各国货币的汇率固定，那么相互之间的对外贸易就不会存在汇率变动风险，这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生产一体化和国际贸易的扩大，有利于区域内各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要证实这个论点并不困难。例如，一般认为：一战以前的汇率稳定和二战以后的固定汇率制促进了各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与此相对应的是，两次大战间的大部分时间和1973年后的浮动汇率制下，经济和对外贸易显然发展缓慢。

这一点对于企业来说十分重要。如果汇率总是波动，那么对外贸易将遇到汇率风险。首先是每一笔交易都有风险，并且可能风险很大。具体地说，如果一笔对外贸易的利润率在5%，在完全没有套期保值的情况下，如果一年汇率下降6%，那么该笔对外贸易就会亏损了。因此，国家之间汇率稳定，甚至没有汇率，那么这些国家之间相互贸易就不用考虑汇率风险。其次，事实上，贸易企业利用相应的金融工具能有效地规避汇率风险，实现套期保值的目的，但常常需要一定的成本。

（2）采用共同货币可以消除兑换成本。考虑到大多数的涉外经贸交易和旅游往来均需要本币和外汇或者外汇之间的货币兑换，由此产生的成本自然是相当可观的。采用共同货币后，区域内交易和往来无须再货币兑换，其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从资本运动的特性在于尽可能地增加盈利看，消除兑换成本无疑是资本追求的目标。

欧元区内各个成员国要实现统一的货币，需要获得国内选民的支持，因而需要向国内选民宣传采用共同货币的好处。对国内普通民众来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出国旅游在欧洲国家非常普遍。因为旅游目的地国家和本国是不同的货币，出国旅游必然需要将本国货币兑换成目的地国家的货币。但是一兑换，买卖价差导致兑换成本增加。假设一个德国人计划到货币区内其他11个国家旅游，且该德国人每到一个国家都将货币兑换成该国货币。即便从事后看，没有任何消费，最终归国后会发现因为11次外汇兑换，口袋里的钱已大约损失一半，也就是说单纯兑换11次的成本累计是50%。可见，货币兑换成本相当高。对于这种宣传，普通民众都感同身受，因此都愿意支持本国政府加入统一的货币。

（3）采用共同货币可以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通常，企业对内部市场较为熟悉，融资成本较低；而对外部市场不熟悉，融资成本会增大。另一方面，区域内的国际收支逆差用共同货币支付，因而有关国家可以节约外汇储备，由此可以提高外汇资金的收益。例如，欧洲货币区除了德国有11个国家，那么德国就需要有荷兰盾、意大利里拉等11种其他货币作为外汇储备。并且，如果这些货币是软货币，发生贬值，那么会给德国造成损失。如果这12个国家加入统一的货币区，就不需要其他11种货币作为外汇储备，可以节约外汇储备，也无汇率风险了。

（4）共同货币加强了货币政策的自律性，并可以促进经济调整速度。首先，汇率固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政策制定的随意性，而共同货币的采用则完全消除了货币政策的随意性，这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

同时，格鲁伯教授例举的相关事实证明，在同样遭受外来冲击的场合，共同货币可能提高决策调整的速度和效率。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支柱产业军工业因冷战结束而遭受冲击，因为得不到任何支持和期待，资金投向和劳动力在短期内就实现了产业转移，从而较快地解决了问题；与此相反，面对出口产品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大幅下跌导致加元贬值的外来冲击，加拿大企业的反应是等待价格和汇率的回升，使调整速度滞后，并最终阻碍了加拿大劳动生产力的提高^[3]。

（5）采用固定汇率或共同货币有利于降低利率，进而有利于资本市场和经济的发展。从事后看，进入欧元区要满足若干条件，而有的条件如通货膨胀率与利率的条件是以低利率国家为基准的，所以满足条件即意味着降低通货膨胀率与利率。加拿大的案例可以说明其重要性。在过去30年期间，加拿大元兑美元汇率平均每年要下跌约1%，因此，投资加元计价的资产时要求获得相应的汇率风险溢价。据测算，如果加拿大和美国之间建立固定汇率制度，那么，加拿大的融资成本就可以下降1个百分点，这将使加拿大政府每年减少公共债务利息支出约80亿美元^[4]。

事实上，如果各政府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当遇到经济衰退，大都会选择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最终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又会提高利率，使得融资成本上升；如果各央行不能发行货币，而有统一的欧洲央行发行货币，那么通货膨胀的次数相应就会减少，或者通货膨胀的程度相应降低，利率就能维持较低的水平，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股票市场与利率密切相关，当利率升高，国库券及固定收益债券的收益率提高，投资者会从股票市场中转移部分资金配置在固定收益债券，而股票市场的收益率就下降；当利率水平降低，国库券和固定收益债券的收益率下降，投资者将资金从这些证券转移到股票市场，从而使得股票市场收益率相应提高。

（6）促进货币区内劳动力、商品和资金自由流动的大市场的建设与发展。大市场的建立一定能推动各国经济发展，但要使得劳动力、商品和资本的流动统一起来至少需要货币方面的统一相配套，并应得到财政统一的支持，最终朝向各国家统一的目标。

（7）提高共同货币在国际上的地位。欧洲各国认为成员国联合起来将各个国家的货币统一成一种货币，这样，整个货币区的经济实力与对外贸易总额会比美国高，那么该货币区的统一货币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就可能挑战美元。不仅现在，而且在历史上，欧洲某国只要有实力都希望统一欧洲；同时，欧洲主要国家法国和德国也都希望摆脱美国的掣肘，实现大国应有的独立外交政策和国际地位。

上述种种理论上的收益基本上得到了实证分析的支持——参见专栏31：关于货币区收益的实证分析。

专栏30

关于货币区收益的实证分析

埃兹曼和弗拉得（Aizenman and Flood）在1993年利用“2＋1＋1”（两个国家使用一种生产要素生产一种产品）的简单模型进行分析的结论是，在名义工资刚性的情况下，如果两国受到的冲击不对称，为放弃汇率浮动而组成货币联盟，以联盟内的劳动力移动来抵御冲击的效果与通过浮动汇率调节的效果是一致的。

卢卡·瑞克斯（Luca A.Ricci）在1997年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在此基础上，结合成本－收益分析法对国际间的劳动力流动、财政调节、开放度、通胀差异、交易成本、真实冲击的相关性等众多经济因素进行了讨论，得出的结论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具体地说：（1）国家间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统一财政政策可以克服货币冲击和需求冲击带来的通胀和失业问题；（2）一国的通货膨胀偏好越高，加入货币区的利益越大；（3）一国的开放程度越高，冲击的影响就更多地被转移到他国，加入货币区的利益更大；（4）一国的贸易成本越高，加入货币区的利益越大。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人员注意到了货币区的内生性。例如，弗兰克和罗斯（J.A.Frankel and A.K.Rose）于1996年对20个工业化国家近30年的历史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国家间的贸易关系越密切，经济周期和收入的相关性越高。对此，欧盟1990年的报告为这个观点提供了佐证，报告认为欧洲地区本身并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然而货币和经济一体化使欧洲具备了成为一个最优货币区的条件。

另一方面，加入货币区的成本可以归纳如下：

（1）丧失汇率工具。第一，汇率是调节涉外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采用固定汇率制就是基本上放弃了这个工具，而采用共同货币则完全丧失了汇率工具。特别是对于那些与区域内其他国家的经济相关度较低的国家而言，失去汇率工具的成本更高。因为，当一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货币当局就不能用下调汇率的方法缓解逆差问题的话，就可能不得不提高利率，使投资和消费受到影响；或者，在通货膨胀等原因造成货币高估的场合，汇率不能调整将会使经济发展受阻。

第二，统一货币后，汇率会使竞争力强的国家竞争力更强，竞争力弱的国家竞争更差。例如，在统一货币之前，当德国产品竞争力强，贸易收支顺差时，德国马克就会升值。这样，德国产品的竞争力下降，贸易收支顺差会减少。但是，统一货币后，就不存在上述汇率调节经济的机制了。当然，对德国这样硬货币的国家来说，是有利的。

（2）丧失独立的货币政策。在货币一体化进程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受到影响，乃至完全不存在。如果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各国国情不符，就可能牺牲国内经济利益。例如，有较高失业率的国家既不能增加货币供应，也不能下调利率。并且，如果采用共同货币，还意味放弃了“铸币税”收入。

现实中，由于发行货币的权利都归于统一的欧元区央行，导致各个国家的央行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利。也就是说，各个国家的央行丧失了制定适合各自国家的货币政策的权力，由统一的欧元区央行制定货币政策，但是统一的货币政策不适用不同的成员：经济状况好的国家希望利率上调，而经济状况差的国家希望利率下调提高流动性。例如，2013年4月2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欧洲央行处于困境。对德国来说，其实目前必须稍微上调利率，但对其他国家来说，又必须做得更多点，让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流动性，特别是要得到企业融资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德国希望欧洲央行上调利率，减少货币供给；而其他经济状况差的国家希望欧洲央行下调利率，货币放松，两者导致矛盾。

事实上，这样的矛盾由来已久。1973年石油危机时，欧洲各个国家通胀，导致经济恶化。作为对策，由于德国经济相对较好，通过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货膨胀；但是其他国家则因为经济恶化而降低利率，进一步提供流动性，以振兴经济。于是，当时德法两国间就产生了分歧，以致无法在经济共同体中进一步展开合作。

（3）财政政策将受到约束，欧元区统一的标准限制了各国的财政支出。在货币一体化已经实现的场合，财政政策将由以下两个原因受到约束。其一是，如果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财政赤字可以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吸收。就是说，央行可以通过发行货币买入政府的债务，从而使得政府的债务变成央行的债务。这样，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有较大的空间，可以将发行国债获得的资金用于拉动经济，增加就业。但是，货币一体化情况下，本国的中央银行即便存在，由于丧失了发行货币的权力，也就无法支持政府扩张经济导致的财政赤字，从而约束了政府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发行国债会受到很大制约。为此，在无独立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财政收支必须平衡。

其二是，如果一国为解决高失业率问题而增大财政支出，会出现国内利率相对上升，有助于吸引外资进入；但这会使区内其他国家的利率相对较低，资金流出并导致投资下降等，出现另一种“以邻为壑”效应，损害他国利益，进而影响货币区的整体利益。

（4）可能扩大收入差异。在货币区内，还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低收入国家吸收的投资资金进入低增值率产业，高收入国家吸收的投资资金进入高增值率产业，其结果是区内产业结构差异扩大，国别收入差异也随之增大。

总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在拥有货币主权的情况下，解决经济危机的方式可以有多种：通过汇率贬值，促进出口；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来提供流动性；通过财政支出增加，刺激经济发展。然而，当加入货币区之后，货币主权等的丧失，使这些经济调节手段都受到约束，甚至无法使用。也就是说，各国政府加入货币区后，面对经济下滑，只能依靠市场机制。